日前，教育部追授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科研工作者向陶德麟同志学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陶德麟同志，男，中共党员，祖籍湖北黄冈，1931年10月31日出生于上海，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2020年5月24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

01

明道信道信仰真

一生探索，执着追寻真理之光

陶德麟同志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幼年未上小学，而是在家由父母和学者陈炳文、杨相霖先生授课。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参与者，后因保护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力主国共合作抗日而不见容于当局，愤而退出国民党，五十多岁就困厄病逝。

时局的动荡和父亲的境遇，激发了少年陶德麟对国家命运和人生道路的深深思索。中学期间，他已经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等著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彼时的他，尽管在胡适讲演《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现场不赞同其政治观点，但苦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来说服自己。直到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才照亮了心中那条一直苦苦追寻探索、指引人生的道路。

1949年，陶德麟同志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除专业学习外，他选修了一些哲学类课程，自学了《资本论》第1卷。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哲学系教师，并兼任李达的科研助手达13年之久。几十年后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李达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 陶德麟先生（右二）与李达老校长（中）等人在一起

李达对陶德麟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饭碗，而是武器。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能像摆摊子的小贩，天气好就摆出来，天气不好就收摊子。”“讲马克思主义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言行一致，决不能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所有科学中的首席科学。”李达的肺腑之言和言传身教使陶德麟同志深深感动和折服，也激励着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奋斗终身，虽九死其尤未悔。

1961年8月，李达接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任务，指定由陶德麟执笔。在李达指导下，经过4年努力，他于1965年冬完成了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

1978年，他全身心地参与了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充当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急先锋”。与此同时，他遵李达遗嘱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被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他主持编纂出版了四卷本《李达文集》，并较系统地探讨了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的杰出贡献，把李达思想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撰写了多项重要条目释文；他还主持编写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7月23日，陶德麟先生在全国真理标准讨论大会上作大会发言

△1978年7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上的大会发言稿前两页手稿

2020年初，在患病住院之际，陶德麟同志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发表了题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的访谈文章，深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前提、原则以及旨归等重大理论问题。他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是中国社会的实际，所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的。”

02

立德垂范品行正

一生坚守，以身示范师表之道

从1953年执教到2018年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岗位上退休，陶德麟同志在武汉大学工作达65年之久，历任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和校长等行政职务。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管理工作过程中，他表现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师德。

他淡泊名利，公正无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知名专家，他曾经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和哲学学部召集人等重要职务。在所有这些评议或评审会上，陶德麟同志给多次共同参加会议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放桐留下了“公正无私、认真负责、顾全大局、诚恳待人”的强烈印象。他从未发现陶德麟“为了使他熟悉或受托之对象通过而说项，也未发现他阻扰对他可能不友好的对象通过。他总是能超越个人或单位的利害的界限，坚持评审的规则”。

他胸襟广博，雍容大度。“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走上武汉大学主要领导岗位，但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对“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他的人打击报复，以宽宏的心胸待之。若对方有事求助于他，他并不介意以往，总是尽力予以相助和支持。他以德报怨的许多事例在武汉大学和国内学术界传为美谈。

他温良谦和，平易近人。即使对素不相识之人，若有求于他，他也乐于伸出援手。2002年，《田长霖传奇》的作者裴高才给从未谋面的陶德麟打电话，请求他为著作写序。没想到陶德麟满口应允，并且在一周后写就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序言，还寄去了田长霖访问武汉大学的两张珍贵照片。裴高才事后才知，陶德麟当时正在病中，是在病床上完成序言的。听闻陶德麟逝世消息后，裴高才专门在《湖北日报》撰文回忆此事，颂赞其风范。

他做事认真，细致负责。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陶德麟同志与党政领导班子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在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和后勤管理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武汉大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然不遗余力地支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03

业精善学功底深

一生勤勉，砥砺耕耘治学之路

“文化大革命”前，陶德麟除协助李达撰写论著外，还在哲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撰文批评当时被视为权威著作的苏联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条目释文的错误，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后来《简明哲学辞典》作者也接受批评并作了改正。此后10年中，他先后在《红旗》《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30篇哲学论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在理论研究上，他从不吃“老本”。他的同事挚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朱传棨至今仍记得他苦学英语的往事。1986年底，他们一同乘坐火车去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陶德麟同志因乘火车睡不着觉，就取出小本子背诵英语单词。就是凭着这股刻苦劲头，他在短时间内恢复和提高了英语水平，很快适应了国际学术交流。2001年，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不仅写好英文发言稿，而且在会上以清晰流利的口语作了题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交流》的主题演讲，受到与会的美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们的称赞。大会发言时，他敏锐地发现了会场翻译人员的常识性错误，还出人意料地承担了全场的翻译工作，震惊了全场的中外学者。

陶德麟同志对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学习和掌握，也受到学界同行们的称赞。他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当代有所发展，不能不与当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为此，他特别关注量子力学等领域的新发展，并进行了具体阐述。

凭着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陶德麟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断探索，成果迭出，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后，陶德麟同志在继续深化对真理和真理标准问题探索的同时，就“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的关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社会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及实现途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研究，成就斐然。

进入21世纪，陶德麟同志虽年届古稀，但仍然文思敏捷，笔耕不辍，论著迭出，尤其是在继续推进李达所参与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问题方面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大量心血。

04

敬业爱生仁者心

一生杏坛，俯身哺育栋梁之才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家，陶德麟同志向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教育和研究。从教以来，他长期坚守在课堂教学的第一线，坚持为本科生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27岁时，他就开始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和全校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还应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之聘，讲授《实践论》《矛盾论》，听众达数万人。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来阐述深奥的哲理，深受听众的喜爱。

到了晚年，他还领衔申报了国家“985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基地——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为武汉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搭建了新的更高的发展平台。

在教育实践中，他既精心授业解惑，又倾力传道育人。他总是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对各种不同的、即使与他本人根本相左的持之有据的学术观点都持开放、包容和欢迎的态度。他的博士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汪信砚在读博期间，曾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提出了与他很不相同的学术见解。当时有人跑去向他“告状”，说汪信砚发表与导师不同的学术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是陶德麟同志严肃地批评了那位“告状”者，反而对汪信砚进行了肯定和鼓励。

从教多年，陶德麟同志对学生宽严有度，对待学生的论文，向来一丝不苟，细致严谨。在年逾古稀之时，他仍然逐字逐句地修改学生的论文初稿，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每逢博士生入学面试、开题报告、综合考核或论文答辩，即使再忙，他都尽力参加，并且总是提前到达。

2018年11月，陶德麟同志从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的岗位上光荣退休。不过，他退而不休，经常在病榻上指导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医院打电话关心博士生崔继新的论文进展情况，安排后续的论文指导工作。

教育部号召——

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科研工作者以陶德麟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绝对忠诚、爱国奋斗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赤诚情怀，学习他立德树人、关爱学生的高尚师德，从本职岗位做起，刻苦钻研、奋发进取，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毕生追求融入到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中，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才智和力量。

师者，亦为传道者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陶德麟先生献身教育事业60余年

怀着一颗仁者之心

用一生的勤勉

真正做到了敬业爱生

吾辈当以之为范

肩负重任，砥砺前行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