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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热”到家传户诵之学还有多远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08-03-30

被采访者:郭齐勇 武汉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记者:郭先生,您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最近几年国学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您个人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

郭:国民有义务了解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典籍。现在,国民有了这种需求,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们要善于调动并创造性地转化本民族的文化思想资源,使之成为现代化事业的正面、积极的力量,促成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记者: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当今社会有什么意义?

郭:我为最近由岳麓书社新出版的《四书章句集注》写了一篇导读,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以及性情的调和。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也就是说,《论语》等儒家经典在当今社会,仍然是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核心,是健康的法治社会的基础。科学家杨振宁少年时代背过《孟子》;吴征镒承家训,以《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自励励人,可见四书对人性的养育和文明社会的养成是有益的、积极的。

记者:北师大于丹教授在央视解读《论语》,在大众中引发读《论语》热潮。这种传播方式,跟以往学者在书斋研究,不完全一样。您怎么看待?

郭:于丹教授迎合了民众想了解文化宝典的心态,利用了现代传媒。历史上《论语》本来就是家传户诵之学,现重新复兴于民间。于丹对推动读经典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这热潮要引向深入,不能老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一定要深化。怎么提升?作为讲者,至少要把朱子的《论语集注》、刘宝楠和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认认真真地一一啃过,才能讲好《论语》。

记者:于丹教授对经典的一种生命感悟式的解读,在解读中有些地方是个人一己之得,您认为在经典文本的释读中,这种个人一己之得在传承经典的过程价值何在?在儒家的两千多年的传播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好下己意的宋人?

郭:您不了解宋人,宋人的经典解读并不是所谓好下己意。宋人的义理是在训诂的基础上发挥的,又是当时从内部消化佛学,重建中国人的终极信仰及形而上学、宇宙论的精神创造,那不是随心所欲的解读所能比拟的。

记者:清末以来,有人将中国传统学术分为汉学和宋学,也就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区分,这可能是受到近代西方学术思潮影响的结果,那么,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上,似乎存在着这两种方式,您认为在今天,这两种方式的利弊何在?

郭:至于汉学与宋学,说来话长。汉学并不等于“我注六经”,宋学也不等于“六经注我”。学术史上有关汉宋之争有很多深入的讨论。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为判……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中国经典诠释过程中,穷途当变,每转益进,而仍一脉相承。

记者:于丹因讲《论语》,也引起了争论,支持的反对的声音都有,您怎么看这种争论现象?

郭:这很正常。和而不同嘛。

转自《光明日报》2008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