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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哲学联合会主席、爱尔兰院士Moran教授到我校讲学
点击:     发布时间:2015-12-18

2015年12月11日至13日,应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邀请,国际哲学联合会主席、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都柏林大学哲学讲席教授、著名现象学家、《国际哲学研究期刊》创立者和编辑Dermot Moran(莫兰)教授访问了武汉大学,于12日上午做客珞珈讲坛,讲授身体现象学问题,于13日上午做客哲学学院利玛窦荣誉讲座,探讨胡塞尔和福柯关于历史先验性条件问题。

做客珞珈讲坛

12月12日上午,Dermot Moran在武汉大学新图书馆二楼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胡塞尔和梅洛-庞蒂论身体”的报告。这是珞珈讲坛的第126讲,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和哲学学院共同主办。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黄泰岩莅临讲座,为Moran教授颁发了荣誉证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义堃参加了讲座,并与Moran教授进行了交流。哲学学院副院长郝长墀教授主持讲座,对Moran教授的学术成就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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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听众的知识背景的多样性,Moran教授在演讲开始对现象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做了阐释。对涉及到主题的一些哲学家胡塞尔、梅洛-庞蒂、萨特、列维纳斯等,和他们的思想都进行了精炼的介绍。同时演讲中的PPT还包含着他不辞辛劳,连夜增添的丰富有趣的内容(如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和图片等)。他的这些工作都紧紧围绕着此次演讲的核心:肉身,展示了十分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极强的学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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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现象学家,Moran教授对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对于肉身的论述相当熟悉,他认为胡塞尔在构建肉身时,感觉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概念。胡塞尔提出了“双重感觉”的概念。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右手对左手的触碰。这时候右手既是触碰者,又是被触碰者。左手作为被触碰者,对于右手也有感知能力。不仅如此,当我们的手指在触摸其他物体时,其他物体对于我们的手指也有反作用。手指既感知了物体,定位了物体,又被其他物体所压迫而感知到自身。这也是双重感知。在此种”双重感觉”中,身体被直接定位,“双重感觉“仅仅属于触觉,所以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视觉等感觉功能在构建肉身方面的作用都弱于触觉。

在构建世界时,看、触摸、器官和肢体的移动揭示了对象、颜色、感觉、触觉和气味等组成的世界。胡塞尔在《事物与空间》和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就已经将身体作为先验自我构造世界的中介。胡塞尔认为在视觉中,视野本身被眼睛的移动所支持,也被其限制。而在构建空间时,触觉也有着优先权,它为世界提供了三维空间,为世界提供了目光所不能提供的纵深的维度。Moran教授还强调了胡塞尔所指的肉身并非自然态度意义上的身体,而是在现象学态度中理解的肉身。这个肉身的构建本身已经包含了先验自我所处的生活世界,包含了先验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流,包含了先验自我本身在构建肉身时的视域。它是先验与经验交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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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梅洛-庞蒂也承认了肉身在构建世界时的巨大作用。所有的感知本身都有我们身体的要素,任何物体的定位都要与我们身体的图像的位置之间发生关系。是我们的身体将我们带向世界。他同样也承认“双重感觉的存在”。而且更为基础的是,梅洛-庞蒂与胡塞尔一道承认身体感觉都是与意识交织在一起的。感觉本身与意义总是不可分割。他与胡塞尔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试图将认识到视觉作用与触觉作用的一致性,认为视觉中眼睛和对象也有一种以光为中介的交互作用,所以也是可逆的。这种可逆性存在于所有的身体感觉中,也存在于不同人之间的交流中。所以不同的人能感知到同样的对象,感知到互相的感觉。整个世界是被所有身体的感觉共同构建的,感觉之间互相支撑。

听了Moran教授的精彩论述,现场两百多位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并踊跃提问。Moran教授作了相当精彩的回答。大家感到时间短暂,不能和哲学家有更多的交流和提高的机会,Moran教授也称赞武大师生的求知精神和武大良好的学术氛围。

做客利玛窦讲座

12月13日上午,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小报告厅,Moran教授做客“利玛窦讲座”,讲座的主题为“福柯和胡塞尔论历史的结构先验性”。讲座开始,哲学学院副院长郝长墀教授就哲学学院设立利玛窦讲座的意义进行了简短介绍。Moran教授说,他刚刚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组织的“丝绸之路中的科学与文明国际研讨会”,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会上讨论了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和意义,他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做客利玛窦讲座,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荣誉讲座,高规格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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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一开始,Moran教授就认为福柯的“历史先验性”的表述方法是起源于胡塞尔。他对胡塞尔的概念的意义进行传承的同时,也赋予了这个概念新的意义。这个题目的目的是为了找到福柯如何传承胡塞尔的“历史先验性”的概念,同时又如何与胡塞尔的概念分道扬镳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二者的概念的意义进行深入和具体的阐释。最后,Moran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福柯误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构建为一种“绝对的主体性”形式,与他自己的“知识考古学”相对立。而且,福柯的历史先验性的概念是模糊的,他没有理解对于历史先验性所需要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意义,也没有对胡塞尔的构思中的核心部分“历史性的先验性”进行解释。

福柯认为在一个给定的时段和文化中,有一个明确的普遍性的法则存在。而这种法则就是一种形式结构,是一种知识背后的秘密法则。发现之后背后的结构,历史阶段背后的隐形密码,就被福柯认成知识考古学。这个先验的结构统治着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知识话语,并让科学“知识”得以可能。所以,“先验性”在福柯这里就是一种“可能性的条件”,它使得一种类型的知识、理论和实践得以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的条件是具体的,而非普遍的,因为它不能使得所有的知识型成为现实。这些“先验性”的条件是通过“考古学的突变”和“考古学的事件”而建立起来的,非常类似于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现象学》中提到的“源始的建立”概念。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这种先验性能被称为“历史的先验性”呢?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认为历史先验性不能是一种统治着具体科学的没有时间的先验性,也不能认为它们没有来源。它们不能是神秘的。在此书的结论处,福柯认为知识考古学最终就是为了找到历史的断裂的转化,而非历史的连续性。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与现象学将意义放置在主体性中的方法相反对的。历史的先验性处在变化中,不会成为一种没有时间的永恒先验性,只是在某一时间段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框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先验性的变化不是根据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和其他的历史法则,历史的先验性的发生是偶然的。历史的先验性本身没有一个先验性的法则。在福柯眼里,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最终只是属于知识考古学中某一个类型的先验性。Moran教授认为,在福柯后期的著作中,权利/知识的解释方式实际上是阐释了历史先验性背后的理性运作法则,弱化了他前面对于历史先验性的论述。

在阐释胡塞尔的“历史先验性”的时候,Moran教授认为胡塞尔不仅提到了历史的先验性,而且提到了历史性的先验性。根据胡塞尔,历史是“内在的历史”,历史要根据生存的主体在时间中的相互交往来理解。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先验性,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的系统背后的意义基础,在其中人类成长,发展,出生,生存和死亡,生活和忙碌。所有的科学的体系也必须根据它们意义的起源来理解。具体的历史的先验性背后总有一种不变的本质的结构——现在从过去打开,未来与现在在一起的一种的必然方式。这些本质的法则统治着人类的历史过程。历史的普遍性是理想的和普遍的,一方面将人类自身指示为客体,另一方面它又是在人之中,在我们之中的一种结构。也正是我们形成了它。在阐述历史性时,胡塞尔认为历史性就是在各种历史的更替和变换中人类群体构建的和生存的方式。历史性不断根据预先建立的法则进化,各种历史性之间也会互相交织。因此,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其历史性和历史进化的结构方式。从纵向来讲,历史性能被放进不同的历史阶段,从而被赋予不同的层级。另外,Moran教授还讨论了“普遍性”的概念,它表示一种意义的保存方式,是代际之间传承的方式。通过它,意义能够被保存,发展和变化。在这里,Moran教授着重探讨了哲学的整体性。哲学家对于前辈的继承更多是通过他们自身意向的交织与和谐,而非通过一种外在哲学史的重新编辑。实际上,这种普遍性就是一种人类的共同存在,一种“co-subjects”。人类处于一个共同体之中,并朝向一个最终的目标。所以胡塞尔也是一个历史目的论者。总的来说,胡塞尔采取的理性主义的方法与福柯的历史先验性是不同的。二者对历史意义的落脚点也有分歧。同时,胡塞尔历史目的论和普遍性的观点也未被福柯所采纳。

本次利玛窦讲座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让参与的听众获益良多。Moran教授讲座结束后,回答了老师和学生提出的疑问。他十分欣赏哲学学院师生在哲学研究方面的严谨态度,表示会再度访问武大,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文:刘少明 摄影:宋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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