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31日，“汉代经学与儒学”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地点：武汉丰颐酒店）。本次会议属于儒家哲学与文化论坛之一，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联合主办，由丁四新教授负责组织。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和日本、台湾的28位学者及本地1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流程紧凑，共计十场，发表（宣读并讨论）论文33篇，其中教授（研究员）论文18篇，副教授论文7篇。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台湾大学林义正教授、日本北九州大学邓红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林素英教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林忠军、韩星、邓红、丁四新、余治平、龚建平教授和任蜜林、周春健、陈壁生副教授等是汉代经学与儒学研究的专家。此外，问永宁教授作为嘉宾特地出席了本次会议。

在两天的时间里，与会专家学者就“汉代《五经》学与今古文经学之争”、“汉代《论语》学、《孟子》学”、“《孝经》与汉代的孝文化”、“纬书及谶纬学”、“出土汉代儒家简帛文献及其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等主题发表论文和展开研讨，其中汉代《周易》、《春秋》、《诗》经学及《白虎通》、董仲舒、王充等受到重视。在评论环节，气氛热烈，问答直率，高潮不断。

（一）对汉代五经学的研究。（1）武汉大学丁四新教授发表了题为《西汉易学的主要问题及其解释旨趣的转变》的报告，论述了汉初《周易》的“立经”、《周易》的传承从“师法”到“家法”的转变、《周易》文本性质的变化及《周易》经学思想特质的演变等问题。他指出，从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周易》经历了从“卜筮之书”到“经书”、从“稽疑”到穷究“天人之道”的转变，《易林》和《太玄》二书既是仿经之作，也是造经之作，反映出汉人对待经典的态度，值得重视。复旦大学谢金良教授发表了《略论〈周易〉对两汉经学美学的影响》的报告，他认为《周易》经传影响了汉代审美文化的变化与发展，在《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义》中，《周易》“中正和谐”的审美观已然成为汉代经学家们共同认可的核心审美观。（2）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发表了《〈韩诗外传〉的治理之道》的报告，指出《韩诗外传》在三才之道的基本构架下讨论君主修齐治平之道，提出了王道仁政、仁本法用、礼义主体、礼法合治、教主刑辅、王霸并用等治理之道，成为汉初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王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下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汉初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济大学陈雪雁博士后发表了《〈毛诗序〉“风”义述》的报告，认为《毛诗》以“风”字贯通其《诗经》政教思想，具有不同于三家《诗经》的风教体系，其风义的多指象和多变化导致了注疏的分歧。（3）武汉大学胡治洪教授发表了《汉晋之间古文〈尚书〉流传情况补证》的报告，对自己的《〈尚书〉真伪问题之由来与重辨》一文进行了补证，进一步证明古文《尚书》自孔安国以来迄梅赜四百年间续续不断。（4）林素英教授发表了《〈礼记·坊记〉连续四篇与子思、〈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的报告，以《礼记》资料为本，整合子思以及《大戴礼记》有关礼治思想之内容，对《礼记·坊记》连续四篇与子思、《大戴礼记》礼治思想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曲阜师范大学王虹霞副教授“《乐记》作者非公孙尼子综考”，运用多种材料证明《乐记》并非公孙尼子所作，认为《汉书·艺文志》关于《乐记》来源的说法是完全可靠的。（5）武汉大学秦平副教授发表了《〈春秋谷梁传〉时间观念探析》的报告，他认为通过对《春秋》“不遗时”规律的总结，对“合时”观念的抉发，对“日月”之例的归纳和对谨而书“日”书法的提炼，《谷梁传》将时间理解为一种有等级、有贵贱、有轻重的秩序结构。

（二）对汉代论语学、孟子学和《孝经》的研究。（1）曲阜师范大学林桂榛副教授发表了《〈论〉〈孟〉天文学知识与汉注等之谬误》的报告，指出了汉代《论语》、《孟子》、《荀子》等经典诠释中的几个错误。（2）中国人民大学陈壁生副教授发表了《经义与政教——以< 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为例》的报告，探讨了汉代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他以董仲舒、王莽、光武帝等人对“天地之性人为贵”一句的解释为例，认为经文以奏章、诏书等形式被直接引用，被当作价值基础，在面对现实政治问题时，随着不同的事件、语境而运转无穷。经学也因之成为汉代政治的大宪章，对经义的运用也进一步催生了博士制度。武汉大学欧阳祯人教授发表了《论〈孝经〉对孔子的反动》为题，分析了《孝经》在汉代成为显学的原因和事实表现，陈述了孔子的孝道思想，并进一步比较两者的差异，论证了《孝经》是对孔子的反动。

（三）对汉代纬书及谶纬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蜜林副研究员发表了《论〈尚书纬〉的形成与思想》的报告，他首先分析了《尚书》始自伏生的传承情况，推定《尚书纬》出于欧阳氏、大夏侯氏或李寻之手，认为其成书最迟在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以前。然后分析了《尚书纬》中的七政、六宗等尚书学思想。他认为，《尚书纬》对《尚书》的解释基本上符合经文的思想，其并没有作过多的引申和发挥。华中农业大学的萧洪恩教授发表了《〈易纬〉正读：〈易纬〉哲学与汉代民族精神内质》的报告，通过《易纬》经天纬地的总体结构探讨其构成的宏大诉求，并进一步分析《易纬》社会实践的强大动力，认为《易纬》哲学充分体现了汉代民族的精神内质。

（四）对贾谊、董仲舒、王充和《白虎通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1）台湾致理技术学院工藤卓司助理教授发表了《〈贾谊新书〉引〈诗〉考》的报告，通过考证《贾谊新书》中对《诗经》的十六处引用，探讨《贾谊新书》引《诗》与其政治思想的关系。河南科技大学闫利春讲师发表了《贾谊重“六”哲学相关问题》的报告，他认为贾谊的重“六”哲学与汉初水德制的施行密不可分，并进一步考察了贾谊的重“六”哲学与简帛《五行》、楚简《六德》以及“六艺”的关系。（2）邓红教授发表了《王充论董仲舒》的报告，致力于探索王充对董仲舒的人格、思想和相关历史事实的态度。邓红教授将《论衡》中谈到董仲舒的所有语录全部摘出,讨论每一条的意义，并对王充的董仲舒观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王充主要在人性论、春秋学、天人对策等六个方面谈论了董仲舒，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上海社会科学学院余治平研究员发表了《董仲舒〈春秋〉文质法统考辨——以〈三代改制质文〉篇为中心的研究》的报告，他认为《三代改制质文》蕴藏着董仲舒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描绘出董仲舒《春秋》法统的架构、谱系。报告就董仲舒的文质一脉加以考论辨析，理清了董仲舒法统源流、思想轨迹与理论意图。广西大学郑朝晖教授发表了《略论董仲舒的名言世界》，通过研究董仲舒对“春秋之道”、“春秋之辞”、“效天之道”、“正天之名”的论述，指出董仲舒通过春秋学建构的正名理论，是对基于人的时间存在而具有的天命的揭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张鹏伟讲师发表了《从真善关系角度看董仲舒人性论的理论特质》，从人性的界定、人性的根源、人性的现实品级、人性的教化等几方面论述了董仲舒的人性论。（3）西安交通大学龚建平教授发表了《王充“实知”的方法论意义》的报告，他指出王充坚持朴素认识论观点，一方面强调真实无妄的“实知”，另一方面又注重实效，认为认识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龚教授认为王充之所以能够成为伦理社会中另类的思想家，是因伦理社会本身形成的社会氛围所致。王充强调实知就是要求实践躬行、强调善与美对于真的依赖性。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冯琳编审发表了《试论王充的实践观》的报告，从“实”“知”“学”“效验”等方面论述了王充实践观的内涵和宗旨。（4）武汉大学肖航讲师发表了《〈白虎通义〉宇宙论发微》的报告，简述了汉代宇宙论的发展大势，探讨了《白虎通义》宇宙论中的自然和人文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何大海发表了《〈白虎通〉暗引谶纬类文献——两种整合模式研究》的报告，探讨了谶纬类文献与五经类文献之整合与谶纬类文献整合两种整合模式。同时深入分析了《白虎通》出现暗引谶纬类文献的四大原因，最后对于“暗引”与“檃栝”现象做了对比说明。

（五）对出土简帛儒家文献的研究。王中江教授发表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与秦国儒家式的政治伦理》的报告，考证出土的《为吏之道》写定在秦昭襄王时期，并认为《为吏之道》体现了秦国的政治统治不仅依靠刚性的法律治理，柔性的政治伦理规范也是其重要内容。湖北大学周海春教授发表了《帛书〈缪和〉“子曰”涣卦解读》的报告，以帛书《缪和》涉及涣卦的九二爻和六四爻的内容为重点阐释对象，指出帛书《缪和》篇对涣卦的解读属于义理的一路，具有离象说理、道德伦理的诉求和实践性的指向三个特点。宜宾学院吴龙灿副教授发表了《出土汉代儒学简帛文献研究综述》的报告，参照《汉书·艺文志》分类，选取《六艺略》和《诸子略·儒家类》相关的出土汉代简帛，综述了出土汉代儒学简帛文献的研究概况，思考了汉代儒学简帛文献研究的可能方向。

（六）对郑玄释“禘”礼、王莽受禅、西汉灾异思想和《汉志》“九流十家”次序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发表了《“不王不禘”与“王者天下之大宗” ——以郑玄“禘”释为中心》的报告，他首先简述了郑玄对“禘”的阐释及后世的批评，其次通过瓦解其谶纬色彩、发掘其深层内涵的方式重建郑玄关于禘的论述。华侨大学曹婉丰讲师以“汉代儒家的德位关系思考——以王莽‘受禅’为例”为题，深刻反思了儒家德位关系，指出“以德致位”乃是儒者所共同追求和推崇的理想模式。武汉大学博士生冯鹏带来了题为“西汉灾异思想研究述评”的报告，对西汉的灾异思想及其与经学的关系略作交待，并将东汉至今，与西汉灾异思想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综述和详细考察。中山大学周春健副教授“《汉志·诸子略》‘九流十家’次序考议”通过考证，指出“九流十家”之分直接来源于刘向、刘歆父子，且十类间不是一个平列关系，而是一个有层级的结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这一次序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排定者对待诸子各派重要性的认识，亦反映出排定者所处时代的思想学术实际。

（七）此外，林义正教授发表了《论石永楙〈论语正〉的诠释策略及其成就》的报告，介绍了民国学者石永楙的生平及其著作《论语正》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并着重分析《论语正》四点诠释方法，高度赞扬了该书的辨伪求真的精神和挑战权威、突破旧本框架的识见。山东大学林忠军教授发表了《论焦循“本经文实测”两汉象数易学》的报告，深入分析了焦循以“本经文而实测”为方法的象数易学，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指出焦循的局限在于没有认识到汉代易学的弊端在于对易传“观象系辞”的误读。上海师范大学郭美华教授发表了《从普遍性与个体性到双重整体性——阳明< 传习录>对孟子道德哲学的阐发》的报告，分析了道德成就的两个维度——普遍性与个体性，并将二者融入于整体性的生存之中，分梳了道德生存论中个体整体性与世界整体性的双重整体性。

总之，这次会议是在新“国学”思潮的背景下召开的。近十年来，随着“国学”运动的开展，儒家经学日渐受到学界的重视；而汉代是中国文化形成以儒家为主干的关键时期。这次会议，在呼应“国学”思潮的同时，旨在加深对汉代经学，特别是五经学的研究。综合看来，这次会议是很成功的，在多个方面有所深入，取得了一些学术成绩和重要结论。（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