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创新高端论坛”综述

黄 超 王 博

武汉大学独特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20年前，张之洞引领 “中西体用之辩”，创立“融贯中西”（见张之洞上光绪奏折）的“自强学堂”；57年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坚持辩证法，反对“顶峰论”，用生命捍卫真理，至死不渝。2013年11月27日至28日，适值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邀集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哲学学者，“阐旧邦以辅新命”，探讨当今中国的哲学创新之路。与会学者破除哲学各二级学科界限，围绕新与旧、中与西、哲学的创新本性等开放性主题展开陈词和论辩。百廿武大，校庆之乐，乐于学术之间也。

一、“新”与“旧”

船山有言：学成于聚，新故相资。哲学思想离不开具体的历史处境，但是，超越具体时空限制也是哲学活动的本质特征。因此，“新”与“旧”于哲学而言有其特定的含义与特质。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区分了作为历史事件的启蒙和作为精神气质的启蒙，在《“启蒙”三议》中，将西方的第一次启蒙追溯至苏格拉底的对话，该文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启蒙观念从康德、尼采到哈贝马斯、福柯，经历了三次变化，但是，这三种启蒙观念既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也不是后者替代前者的观念史进步，它们的相互补充深化了我们对理性的局限性和公开对话的必要性的认识。就此而论，启蒙并未过时，其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同济大学孙周兴教授认为，尼采是一个指向未来哲学的哲学家。他反对政治上的启蒙，而主张个体的启蒙；他反道德，又主张一种道德。尼采的未来哲学解释世界而不是说明世界，以此区别于科学；主张主人道德，反对奴隶道德，以此区别于宗教。尼采呼吁欧洲人以世界眼光对自己进行反省和反思，他构想的未来世界非古非今、非中非西，却又吸取任何可能的文化元素。孙周兴指出，尼采的未来哲学遵循存在主义的路线，以“永恒轮回”为出发点，关怀个体此在，具有泛审美化与泛政治化的特点。

山东大学傅有德教授以犹太教为例，探讨文化转型问题。他认为，民族性与普世性的对立造成犹太教分裂为改革派与保守派。改革派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既植根传统，又吸收启蒙运动思想，接受自由、民主、平等等现代价值。中国当前的问题与犹太教的历史相似，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遇到强势文化后必然遇到体用关系问题。傅有德认为，我们应该以一种超脱的态度来对待“体用”问题。清华大学卢风教授在《文明转型与哲学创新》一文中，批判了现代性思想的基石和核心——独断理性主义。卢教授提倡一种能够指引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态主义哲学，其基本观点包括：一、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二、科学之所知相对于自然所隐藏的奥秘永远只是沧海一粟。三、技术对自然过程干预愈烈，所引起的人为风险愈大。四、人间秩序与自然秩序有内在关联。五、个体与整体总处于互动的辩证关系之中。六、人生的意义和幸福不在于物质创造和物质享受，而在于文化创造和文化享受。七、人所追求的许多价值是不可量化的，从而不能用货币衡量。

南京大学的唐正东教授发表《从具体化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一文，该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研究领域、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随着当代中国实践的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用更为具体化的思维来回应当代实践提出的问题及挑战，同时，也在这种回应中推进自己的发展。譬如，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批判理论是与生产力维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解读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时，要把握住随着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所出现的金融资本统治所带来的新变化，并从这一视点出发来解读原本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中的观点，以及经典思想在当代语境中的发展问题。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在论文《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中讨论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现实中国的公平正义问题之间的契合之处。该文承认，在强调公平正义方面，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概念具有相关性。但是，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无法为我们提供超越性的特质，而马克思站在市民社会之外审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具有将现代政治向未来政治推进的视域。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念展现的是一个克服了异化的、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图景。当下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解放仍然需要马克思对未来政治的推进思想。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德性来维系未来的生命结构，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资源，以实现社会的推进和发展。

二、中与西

认识自我与对他者的惊奇乃哲学的活水源头，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相遇与碰撞为哲学反思提供了宏阔的历史场域。传统中国学人在经历了“中西体用之辩”后并没有从总体上走出“河东河西”的主观揣测；西方主流学界徘徊在自我中心和多元文化认同之间，醉心于描绘一种“历史终结”的幻象。然而，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套用一个时髦的说法，似乎正在走向“再平衡”的时代。中西哲学都在面临“普世性”的拷问，而“普世性”也远非从天上掉下来的现成的馅饼。本次论坛就此议题激发了热烈的辩论。

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尖锐提出了中国道德的底线问题。邓教授认为：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原则和家族等级原则，它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成为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毒食品泛滥、以邻为壑等等丑恶现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护身符，也导致了中国人在面对国际社会时极不善于与人家通过谈判达成共赢。这种不适应，主要在于中国传统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的族群狭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无反思的本性，它妨碍我们接受国际通行并在正常的公民社会中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普世价值原则，总觉得那种原则是某些敌对族群的阴谋诡计。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在制度改革上要进一步深化外，还必须花大力气在思想意识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人所皆有、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维重建我们的道德底线。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在《论儒家仁爱价值及其推爱方式的普遍性》一文中则以文明对话为背景，提出了如何打通儒家之道和基督教之道的问题。郭教授强调，首先我们应深度理解双方的核心价值观，然后我们应深度理解彼此的同与不同。一千多年来，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广义的）的宗教信仰与道德价值，东亚社会的精神支柱是儒教（即儒学）的信念与道德价值。郭教授认为，儒家“仁”“诚”、“仁”“义”“礼”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当下个人、社群、自然、天道的调整及其和谐化。“仁爱”学说可以与“博爱”沟通。“爱有差等”是一种实践智慧，恰可以达成普遍的爱。在终极性的信念信仰之下，“推己及人”“推恩”“推爱”“成己成人成物”的方法，为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之身与心的冲突提供了实践进路。儒学的交往理论对文明对话有着某种有益的启示。儒家所讲的孝悌、仁爱等理念对我们重新建构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儒家修身学说对今天的君子人格成长与心理调节等方面有其现代意义。以上诸方面予以创造性转化与重建，有益于和谐世界的建构。仁爱、仁徳、忠恕，是走出自我，走向他者、社群、国家、天下的精神与德性，具有普世价值。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认为，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都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一个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的决定性转折。对于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来说，它的自我主张同时是容受性的，这意味着它在广泛的对外学习中要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只有当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得到充分的发育和成熟，只有当中国发展的目标不再可能从外部的任何一种形式中现成地取得，只有当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本身形成一种向着未来筹划的强大的统摄力，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方始能够积极地生成并内在巩固地建立起来。北京大学王博教授通过比较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建筑结构与中国先秦诸子之间的文本差异，讨论了共同体与伦理生活的关系问题。王博教授基于对现实和未来的关切，提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同共同体是否需要不同的伦理生活？善与权力的问题如何回答？伦理与权力的界限在哪里？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在《向死而生与生生不息：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存论结构》一文中指出，海德格尔讨论向死而生，并不是关注死后，而是关注生前（此在），但是，可以借助海德格尔的思想阐明中国人的生存经验。中国哲学特有的伦理指向：“亲亲互隐”，其背后是对生生不息的生命延续的关切。孙教授认为，从个人出发寻找利他的基本原则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哲学。孟子将这一悖论性的东西提出，显示了其现代性。华中科技大学张廷国教授以《陌生经验伦理与现象学》为题，讨论现代社会面临的陌生化问题。张教授认为，胡塞尔以自我身体为中心，构造自身世界，有一个熟悉与陌生的对立，同时有一个开放的视域，体现出一种交互主体性。

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戴卡琳教授向与会学者分享了欧洲人讨论《论语》的独特视角：除个别汉学家外，西方哲学家们讲授哲学时不会提及《论语》，绝大多数外国人没有听说过墨子。但是，西方人引用中国谚语时，常常会托孔子之口道出，例如“子曰：早起的鸟儿有食吃”。孔子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西方人塑造了自己的孔子，这一点作为文化现象值得研究。

三、哲学的创新本性

已故著名哲学家陈修斋先生在讨论哲学之本性问题时指出：无定论正是哲学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在本次论坛中看到，创新正是哲学的本性，哲学总是意味着创新，失去了创新能力的哲学是僵化的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国荣教授在《哲学之思：视域与进路》一文中从五个方面展开对哲学本性的反思：（1）以道观之：超越哲学的知识化。让哲学回归到智慧的形态是哲学的实质性内容，即哲学与科学的区别。（2）概念的运用：辨析与说理。这是哲学的基本形式，概念的运用、分析、界说、考察以及对提出观点进行理论论证。亦是哲学区别于艺术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为哲学的创造性思考提供了担保。（3）史思交融：哲学创造性工作无法离开史与思的创造工作。（4）学无中西：当前国际大背景下，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哲学思考要充分利用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智慧之资源，利用多元智慧解决相关问题。（5）形上与形下之间的互动：哲学家要以独特的方式对现实进行关切，而不是提供工具性的解决方案。湖北大学戴茂堂教授发表《哲学究竟如何定位》一文，该文认为，哲学是精神文化的特殊领域。如果哲学处于对科学的依赖之中，那么哲学就将永远不能坚持自己的道路，永远处于受奴役的状态之中。如果人类所有科学最后都会转化为为人服务的人学，那么，只有哲学才在最高的层面为人进行服务，对人进行思考。因此，真正的哲学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生命问题。人是哲学的唯一拥有者和所有者，同时哲学也是人的最高拥有者和所有者。哲学与人相互拥有、相互所有。

哲学是否具有超越的维度？哲学的超越性与宗教的超越性有何不同？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在《“横向超越”与现代人“谦逊”美德的养成及其可能性》一文中讨论了这一问题。“横向超越”是张世英先生晚年提出的新的哲学形上学。吴教授指出，作为当代哲学形上学的一种形态，“横向超越”是以人在世界之中为基本出发点，讲人对世界的认知、实践与改造活动。简洁地说，是以求真为出发点，向着善与美的境界追求的一种形上学。这种哲学形上学是以克服了各种形式的有神论的“纵向超越”之后的一种新型态的形上学。因此，所谓“横向”与“纵向”不能简单地作空间上的类比，否则会造成认识上的错觉。“横向超越”哲学的基本特征在于：首先，不需要任何高高在上、神秘而具有敬畏感的神灵作为自己的理论预设，亦即说，不需要神道设教。其次，“横向超越”是以物质的一元世界作为基本理论出发点，不预设这个世界之外有物质的神灵及神灵的世界。再次，“横向超越”是以知识的追求为基础，在无限认知过程中培养起人对无限世界的某种敬畏感，也确立起人对自己有限的真切体认，从而确立“谦逊”的美德。以宇宙的无穷性与认识的无穷性为基础的“横向超越”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其实也有自己的萌芽状态。武汉大学赵林教授在《从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来研究西方哲学》一文中则认为，宗教思想与背景与其他形态的文化和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哲学应当融入外部文化背景的研究，把握其思想产生的文化土壤。因此，应该注重西方哲学与各种文化现象尤其是宗教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应该注意中西哲学可比性与中西哲学在一些关节点上的比较研究。例如：中国与希腊在轴心时代上的思想分野；阳明“龙场悟道”与路德“钟楼体验”、中西启蒙运动在对待传统与更新问题的不同等。

湖北大学江畅教授针对价值哲学就是研究一般价值问题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价值哲学研究应重点关注德性问题。江畅认为，价值哲学当然要研究一般价值问题，但并不限于此，而且主要不在于此。无论从西方哲学史看，还是从学科的内在逻辑来看，价值哲学研究的焦点性问题是德性问题，包括个人和社会的优良品质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人类个体的“好生活”和人类整体的“好社会”问题。儒家道德思想是一种德性思想，一种德性伦理，从儒家强调修身角度即可看出这一点。吉林大学贺来教授具体讨论哲学理论创新的两种重要方式：划界与越界。贺来认为，划界是对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中不同领域的“界限”进行自觉的区分。“越界”是对存在于人的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中的束缚人自由发展的刻板教条、僵死观念和抽象力量的解构、克服与超越。“划界”与“越界”在精神气质上内在相通，它们都体现了哲学最为重要的精神品格——批判性。山西大学薛勇民则讨论了哲学创新中在“守格”基础之上的“破格”：哲学创新与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讲基础、讲条件。“破格”应当建立在有针对性、有准则和有基础的原则上进行。打破常规要做好思想理论和相关资料的准备。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其内在逻辑，不能想当然地展开。

新时期的武汉大学提出并实施了“顶天立地”的创新发展战略，武汉大学的哲学学科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因为，哲学创新本身就是一项真正的顶天立地的事业。只有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富有创造性的哲学工作者既要具有仰望星空的超越精神和自觉的创新意识，又要具有脚踏实地、立足于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求是品格。当前，我们的民族、国家，以至于全人类社会，都处在期盼“创新”的时期。而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创新，首先需要“哲学”的创新作为精神支柱与思想引领。本次哲学创新高端论坛必将以其“顶天立地”的思想求索推动武汉大学、乃至于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