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李达和陶德麟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全力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演绎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思想接力：他们都毕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分别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开创者和宏扬者；他们相继探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前沿，引领了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他们协力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共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风格。

关键词 ：李达；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接力

李达和陶德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两位杰出代表。作为两代学人，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全身心地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当中，都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人物，演绎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思想接力。回眸这一思想接力过程，品味其中包含的重要启示，对于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毕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

陶德麟曾经指出，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也就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体现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准确地提出问题”，即“研究的问题应当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又对中国实践有重大现实和长远意义”；二是“要自主地研究问题”，即对问题的研究“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眼光、自己的‘坐标’”；三是“要大力改进文风”，即“以中国人喜闻乐见、明白流畅的语言讲清深刻的道理”。

李达毕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并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

陶德麟曾把李达的理论生涯分为五个时期：从爱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1913-1919）、建党前后的理论探索（1919-1922）、大革命时期的理论探索（1922-1927）、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理论探索（1927-1948）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探索（1949-1966）。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是贯穿李达理论生涯各个时期的思想主题。

五四运动后，李达很快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从1919年6月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建党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国内外流行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研究系人物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鼓吹的假社会主义、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以及中国的黄凌霜等人主张的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所谓的“正统派社会主义”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第四国际的极“左”路线和策略等，准确地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论证了中国必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大革命时期的理论探索中，李达立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致力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1923年，李达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认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并明确提出和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以此为标志，李达开始了对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的自觉探索。1926年，李达出版了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现代社会学》，被学界称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该书不仅构建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而且运用唯物史观专门考察了“中国社会问题之特性”，明确指认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该书最后聚焦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与国民革命（民族革命）问题，指出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以及“为虎作伥”的封建阶级的统治，其“中坚分子则为无产阶级”，“民族运动之中心”已“移于共产党”，“无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 。显然，该书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领导者、前途等问题的探讨和结论也是适用于中国革命的。

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李达的哲学探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痛感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理论准备上的不足。为了求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从1929年至1932年，李达翻译出版了5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它们都有专章论述唯物辩证法，而苏联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更是一部专门阐释唯物辩证法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唯物辩证法运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达撰写了《社会学大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作了系统阐述。李达在该书第四版序言中说，他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武装战士的精神，以便“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二是继续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开拓了唯物观中国化的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向度。通过把唯物史观运用于经济学研究，李达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并以指导中国经济改造为目的的“广义经济学”主张，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通过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学研究，李达在详细考察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基础上，在中国思想界最先把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性质完整而清晰地概括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得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产业发展的两大障碍，又是中国革命的两大对象”的正确结论，并且最早提出了按经济形态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理论主张，同时还通过对世界通史的理论建构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普适性。通过把唯物史观运用于政治学研究，李达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民族理论、建党理论、国家理论的有关问题作了深入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化做了重要的开路工作。通过把唯物史观运用于法学研究，李达对历史上各种有代表性的法学流派作了系统性的条分缕析，对各种法学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早实践者。通过把唯物史观运用于社会学研究，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的理论探索聚焦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释以及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经修订公开发表后，李达写作和发表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论著，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精辟地阐释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极好地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为推进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毛泽东曾称赞《<实践论>解说》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后来，李达又在其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中又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系统地阐释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贡献。同时，李达还在新的历史条件继续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不仅发表了《历史唯物唯物主义讲座》，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而且发表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在考察世界上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作了初步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作了理论准备。

陶德麟同样毕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并由此被誉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陶德麟的理论生涯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是从进步青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47-1953）。高中时代的陶德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和武汉大学地下党秘密油印的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并在周记中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1949-1953年就读武汉大学经济系期间，他自学了《资本论》第1卷，并积极参加土地改革等校内外社会实践活动，担任校刊《新武大》编辑组组长。1953年2月，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亲自选定即将大学毕业的陶德麟担任自己的学术助手。李达用自己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矢志不渝地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感人的奋斗经历，勉励陶德麟献身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李达对他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能拿它当饭碗，不能像小贩，天晴就摆摊子，下雨就收摊子。我相信你能成为理论家。”正是在李达老校长的感召和鼓励下，陶德麟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路。多年后他在谈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曾感慨地说:“李达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二是从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到“文革”前的理论探索（1953-1966）。1953年大学毕业后，陶德麟兼任李达的科研助手达13年之久。在此期间，除了协助李达撰写论著外，他也开始了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的独立探索。1956年，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评罗森塔尔、尤金著<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目释文》，明确指出和有力论证了该辞典中“同一性”条目释文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此后，他又相继在《哲学研究》、《人民日报》、《红旗》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了30多篇哲学论文，探讨了为什么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如何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如何看待实用主义真理论以及怎样理解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实践标准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过程中亟待回答和澄清的问题。此外，他还撰写了《<实践论>浅释》，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的重大意义和基本内容作了系统阐释，并协助李达主编了《唯物辩证法大纲》，是该书的主要执笔人。

三是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末的理论探索（1976-1999）。在这一时期，陶德麟的哲学探索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李达著作修订、整理和李达思想研究。“文革”刚一结束，他根据李达生前嘱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书稿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尔后，他与其他几位学者共同编辑出版了四卷本《李达文集》，并在“文革”后率先开展了李达论著和思想研究，较系统地探讨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

第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研究。1978年，他满腔热情甚至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克服重重阻挠后终于出席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并作专题报告。会议期间，他特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了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致李达的三封讨论哲学问题的书信，它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党中央批准后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首次公开发表，受到理论界高度重视，对破除“两个凡是”、解放人们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尔后，他又发表系列论文，进一步深刻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地批驳了“两个凡是”，在学界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关于“双百”方针理论基础的反思。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他在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系列论文，深入探讨了“双百”方针的本来涵义和客观依据，分析了在以往一个时期内特别是“文革”中“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是如何被“修改”成被扭曲了、变形了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能用“专政”的办法来解决，认为必须以认识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为基础对“双百”方针重新进行阐释。

第四，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他对那种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人道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的倾向作了分析批判，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尔后，他又探讨和系统地论述了如何使道德观念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问题，突出强调了应将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第五，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问题的论析。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他发表十多篇论文，分析和批判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各种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各个维度透辟地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若干方法论原则。

第六，对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关系的阐释。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十年间，他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组论文，分析了实践标准讨论之后多年后邓小平又特别提出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重要原因和根据，阐述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的确切内涵，特别是明确了生产力标准实际上是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实践合理性的标准，而“三个有利于”则是对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综合和发展。

第七，关于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1999年，他主编并出版了专著《社会稳定论》，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理论、历史、现实、战略四篇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了何为社会稳定、为什么要保持社会稳定、应该谋求什么样的社会稳定以及如何实现社会稳定等一系列关系到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理论问题。

第八，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建设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发表系列论文，对哲学专业改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水平、完善教学内容和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还主编和出版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

四是新世纪的理论探索（2000-2020）。近20年中，陶德麟的理论探索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问题，先后出版了《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等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验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视角、视野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精深研究，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的许多似是而非的思想观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境界。

上述可见，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构成了李达和陶德麟两人毕生理论探索的共同思想主题。其中，李达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主要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社会，而陶德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则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正是通过对这一共同思想主题的持续不断的探索，他们分别成为两个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人物。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传统，那么，他们两人分别就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和宏扬者。

二、相继探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前沿

李达和陶德麟两人的理论生涯联接在一起，涵盖了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他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都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前沿进行探索，引领了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李达对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都是最为系统的；同时，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最为深刻。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曾称赞说：“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侯外庐所说的这种情况，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大致可以区分了启蒙传播和系统传播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时期是自五四运动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心是唯物史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传播实际上主要是对唯物史观的传播。早在留学日本期间，李达就已经译出日本学者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和荷兰学者赫尔曼·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分别于1921年4、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开启了对唯物史观的系统传播。其中，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是一部研究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名著，由考茨基为之作序并受到考茨基的肯定。该书的附录“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还辑录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的集中阐述，并强调了它们对于理解唯物史的根本重要性。李达于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时期系统传播唯物史观的代表性著作。人们之所以称赞该书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理论特点和中国特色：

一是构建了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唯物史观阐释体系。以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是很不系统的，如李大钊、陈独秀都只强调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原理。而在该书中，李达在“社会学”的名义下讲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辟专章逐一论述了社会的本质、结构、起源、发展、变革以及家族、氏族、阶级、国家、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帝国主义、世界革命以及社会发展未来等问题，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各个派别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及其唯心史观，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是如何“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和“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的。

二是深刻理解和准确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往在传播唯物史观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特别是往往把唯物史观归结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大要旨”，不懂得或忽视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能动反作用。李达在该书中则坚持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全面的理解。一方面，李达深刻地分析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明确指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清晰地阐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李达也非常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还专门提出和论述了“阶级意识”和“社会思想”概念，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三是密切联系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该书阐述唯物史观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非常明确，那就是“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因此，该书在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聚焦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和民族革命问题，对当时中国革命亟待明确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正确解答。

四是体现了唯物史观研究的多学科的广阔视野。在该书开篇，李达详细地考察和阐述了“社会学”即唯物史观与各门具体学科的本质联系。例如，他指出，“社会学欲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必须借助历史学所提供之资料”；“社会学欲研究生产力发展之原因及经济关系变迁之理法，不能不借助于经济学”；“社会学者不研究政治组织之变迁，亦无由推知社会阶级冲突之实况”；“社会学者研究法律之发生及变化，足以了解社会制度变迁之原因”，等等。由此，李达不仅确立了在与多学科的联系中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广阔视野，而且还形成了通过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多学科研究而进一步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纲领。依据这一纲领，李达后来相继开拓出了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向度。

《现代社会学》出版后，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轰动，至1933年即印行14版之多，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著名史学家吕振羽曾说：“这部著作在当时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正因如此，该书也让国民党反动派深感恐惧。1927年，李达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其罪名便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时期是自大革命失败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首要前提，是突破以往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唯物史观的局限。而在这方面，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场唯物辩证法运动中，李达对唯物辩证法的传播起了引领性的作用。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所能左右，然李达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在李达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诸多译著中，1932年出版的苏联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尤为重要。毛泽东分别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间、1941年3月后的一段时间仔细阅读了该书第三版和第四版，共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回忆说：“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 毛泽东还于1941年9月将该书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推荐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作为学习和研究思想方法的参考材料。1939年5月艾思奇在延安编辑《哲学选辑》一书，又将该书的绪论“哲学之党派性”选编为《哲学选辑》的绪论。

李达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中国首次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社会学大纲》，是在总结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运动的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部名著，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系统传播基本结束的重要标志， 关于该书的理论成就，后文会详加阐述。在这里我只想指出，《社会学大纲》也是李达探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前沿的代表作，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被认为“代表了30年代中国的专门哲学家所达到的理论水平”。该书出版后，在革命根据地和国统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与上述李达译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样，该书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收到李达寄来的这部著作后，于1938年初认真阅读了全书并作了大量摘要和批注。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当时曾对他们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毛泽东还将该书推荐给延安哲学研究会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称赞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在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以及后来，李达还在开拓唯物观中国化的多学科向度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前沿性的理论成就。在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历史学向度上，他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和阐述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著作，他的《社会进化史》（1935）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世界通史；在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政治学向度上，他的《民族问题》（1929）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著作；在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经济学向度上，他的《经济学大纲》（1935）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其大体上同期写作的《货币学概论》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专著；在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法学向度上，他的《法理学大纲》（1947）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继续探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前沿。他撰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全面解说了“两论”中的基本思想和重要观点，紧密联系中国实际阐释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地位以及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和方法，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他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又一部名著。他立足于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中国哲学健康发展的需要，以宽广的理论视野系统地分析和批判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及其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他还运用唯物史观系统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剖析新旧中国国家机构的本质区别，阐释新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拓展了唯物史观中国化多学科向度的理论建构。

陶德麟同样也始终探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前沿，并被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

早在1956年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第一篇论文《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评罗森塔尔、尤金著<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目释文》中，陶德麟就表现出了惊人的哲学洞见。该辞典认为“同一性”是“表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并断言“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现象之间是没有同一性的。陶德麟在文中指出；“唯物辩证法比形而上学和常识高明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仅看到了事物（现象）的自我同一，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事物（现象）的内部矛盾。唯物辩证法所理解的同一不是没有内在差别的同一，而是包含着内在差别的同一。作为唯物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就应该是指对立面的同一（或统一），即指共处于统一体中的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关系。”陶文还通过具体分析现实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之双方的辩证关系，论证了该辞典关于同一性的释文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的重视。毛泽东于1957年1月27日、1958年1月7日先后在不同的场合也批评该辞典对“同一性”的解释“是根本错误的”，并肯定了该文的观点。后来该辞典再版时，作者对“同一性”条目释文作了修改。罗森塔尔、尤金当时都是大名鼎鼎的苏联哲学家，而他们撰写的这部辞典也被视为权威著作。陶德麟对该辞典中“同一性”条目释文错误的指证，打破了对苏联权威的迷信。

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20年中，陶德麟的系列哲学探索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也因此被称为我国哲学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是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前提。正是通过促进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陶德麟的哲学探索对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文革”结束后，陶德麟等老一辈学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文革”的浩劫已经过去，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批驳“文革”的那套理论，“文革”悲剧仍有可能重演。“文革”那套理论的核心是两个哲学观点：一是认为领袖的指示就是真理的标准，二是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真理面前没有平等可言。然而，当时要破除这两个哲学教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人们的思想还深深地受到两个“凡是”的禁锢。

1978年夏，中国理论界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在这场讨论中，陶德麟对当时出现的各种糊涂观念进行了细致辩驳，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观作了系统阐释，特别是对逻辑证明在真理检验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道理作了精辟分析和论述，对于深化真理标准讨论，促成人们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唯一性上达成共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实践标准的恢复和确立，使中国理论界得以成功地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

真理标准大讨论还只是摧毁了以领袖的指示作为真理标准的哲学教条，而要破除作为“文革”理论核心支柱的另一个哲学教条，即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真理面前没有平等可言，则必须在恢复和确立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正确地理解“双百”方针。正是基于这一需要，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陶德麟对“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虽然“双百”方针提出的初衷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但在其提出以后的很长时间的实践中，它事实上被用作一种阶级斗争谋略，其中，“百家”往往被简单粗暴地归结为两家即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百花”则往往被程式化地区分为两类即“香花”和“毒草”，实施“双百”方针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使各种“毒草”尽显原形，以便“无产阶级”对散布“毒草”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而被这样理解的“双百”方针实际上是建立在被扭曲和变形了的“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的，它根本不可能服务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文革”后我们仍然强调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要贯彻“双百”方针，但这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解释过的、建立在根本不同的理论基础上的“双百”方针，也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和内容的“双百”方针；新的“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已由原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置换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必然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他的这一探索，既有力批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真理面前没有平等可言的哲学教条，又维护了新的“双百”方针的严肃性。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展开的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也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自对过去“左”倾思潮盛行情况下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返正的客观需要，是中国理论界对“文革”中人的尊严、权利惨遭践踏的反思和对“四人帮”反人道罪行的清算。在这场大讨论中，陶德麟对人道主义的实质、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都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人道主义本身并不是历史观，而是建立在某种历史观基础上的伦理原则，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历史观基础上的，而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认清两种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决不等于否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而不加分析地反对人道主义是非常愚蠢的，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在实践上非常有害。这种对于人道主义作为伦理原则的论证和确认，对于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促成了人学研究日益凸显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热点领域。

在此基础上，陶德麟还进一步反思了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应该遵循怎样的道德原则问题。他认为，每一时代的道德原则都有极其复杂的情况，但它终究还是为现实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所决定，一切道德原则最终都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必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道德原则，但必须科学地规定无产阶级道德的内容和具体地应用无产阶级道德原则，要注意无产阶级道德本身内部也有层次之分，要注意现阶段并不只有无产阶级道德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还要注意继承和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的道德遗产。这些探索，阐明了如何使道德观念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问题，有利于消除我国改革开放中人们在道德原则问题上的许多困惑。

邓小平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十年之后提出了生产力标准，1992年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围绕邓小平的有关论断，当时中国理论界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同样属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效地破除了当时中国社会有关“姓资”与“姓社”的争论。在这场讨论中，针对人们对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各种混淆，陶德麟清晰地阐明了这几个标准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标准，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其中，前者是用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而后者是用以判定实践的合理性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则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综合，它体现了认识的真理性原则与实践的合理性原则的统一；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基础，“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化；在实践中，“三个有利于”标准较之于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更具可操作性。

新世纪以来，陶德麟着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问题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继续推进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乃至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全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实现以下方法论上的自觉：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与中国化的关系，不能离开世界化而孤立地谈论中国化；其次，必须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简单化和线性化，要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曲折性和丰富内涵，特别是要把握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其他各种外来思潮之间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吸取；再次，必须以开阔的视野去考察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已取得的成就，不仅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理论成果，还要看到它对中国人精神世界所产生的深广影响，看到它在中华民族精神重铸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最后，还必须重视和加强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或民族化的研究。

总之，在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李达和陶德麟相继探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前沿，不仅取得了突出的理论成就、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且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重大转折关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作用。

三、协力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目标是创造和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创造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之义。李达和陶德麟协力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他们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思想接力的突出表现。

李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最早探索者和奠基性人物，他所开拓的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多学科理论向度，实际上初步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唯物史观统驭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李达也是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拓荒者，并在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方面留下了两部载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册的名著。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第一个文本。该书最初于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教材印行，经修订并补充相关内容后于1937年正式出版。毛泽东称赞该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是有其丰富意涵的。

毛泽东之所以说《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是因为它第一次在中国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该书分“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五篇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其中，“唯物辩证法”篇分别阐述了“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和“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以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篇论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对象和性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历史观，包括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社会的经济构造”篇阐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考察了“经济构造之历史的形态”，包括从“先阶级社会的经济构造”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历史发展；“社会的政治建筑”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国家理论；“社会的意识形态”篇阐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特点及历史发展。从篇章结构就可以看出，该书的内容已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完整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毛泽东之所以特意强调《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则是因为它与同时期国外、特别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相比较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特别是它构建了一个“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

首先，《社会学大纲》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认为“实践的唯物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所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各种哲学的根本特质。他指出：“辩证法的唯物论，以劳动的概念为媒介，由自然认识的领域扩张于历史认识的领域，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了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 在李达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指以劳动为基本形式的“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活动”，二是指作为“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契机和真理性的规准”的实践活动，因此，“实践”既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又是一个认识论范畴。李达对实践范畴的这两个方面的规定性都作了深刻论述，但相比较而言，他更强调实践的认识论意义。他认为，作为实践的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反起来说，当作认识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又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之普遍化的概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吸收了此前某些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内容，如德波林于1926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由作为一般方法的科学方法论（包括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三个部分组成，但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实践的唯物论”，远远超出了同时期苏联哲学教科书所达到的水平。因为德波林在该书中只是指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于1929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于1932-1934年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都只是对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板块的解读。至于1938年斯大林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后来人们据此编写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则更是把这种板块式理解凝固化了。

其次，《社会学大纲》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综合”，清晰地展现了自原始时代以来的人类哲学思想史上“实践的唯物论”生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李达强调“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原是认识论”，但他所说的“认识论”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狭义的认识论，而是“人类认识史的综合”，是人类变革和改造世界的全部实践活动以及科学和哲学发展成果的总结。李达把历史上一切先行的哲学都视为“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并认为“唯物辩证法的生成，不仅是费尔巴哈唯物论与黑格尔辩证法之批判的摄取，还根据了新的丰富的内容”，即人类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李达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上的哲学的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的这些论述，较之同时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有关看法也要全面、深刻得多。例如，在同时期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是比较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的，但德波林的观点却受到严厉批评，被指责为以黑格尔为“圣像”、“使黑格尔复辟”，并被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者”。

再次，《社会学大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整体，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辩证唯物论是世界观与方法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唯物辩证法，必须从历史—社会的领域贯彻于历史—社会的基础之自然领域，它才成为统一的世界观，成为一般的方法论。所以唯物辩证法必须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综合”，而唯物论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历史观（历史辩证法）不过是“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两个部分、两个领域；“辩证法、论理学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是同一的哲学”，亦即“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李达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整体，并多方面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不仅克服了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唯物史观的局限性，也比当时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板块式解读要全面、深刻得多。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所构建的“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是极具原创性的。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看，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唯物论”的解读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面。事实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迟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展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并且这场讨论延续至今。李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敏锐地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唯物论”的理论本质并构建了一个“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的深刻性不由让人感到惊叹。

《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李达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第二个文本。而正是在这一文本形成过程中，李达和陶德麟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索融为一体。《唯物辩证法大纲》实际上是他们两人协力完成的著作。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约李达畅谈哲学问题，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一统天下”的状况很不满意，再次赞誉李达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社会学大纲》，并说我们中国人应该在总结自己的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委托李达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再撰写一部哲学教科书。李达接受委托后，决定主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指定由陶德麟执笔。从1961开始，陶德麟在李达的指导下精心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同时按该书初稿的观点给武汉大学哲学系李达试验班的学生授课，听取他们的意见。执笔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期间，有时李达到外地养病，陶德麟就与他就有关问题进行通信联系。至1965年10月，陶德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的写作。李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书稿送请毛泽东和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毛泽东看了部分书稿并作了批注。不久后“文革”爆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的编写工作遂被迫终止。

作为经陶德麟全面修订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文革”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并于1985年获国家教委第一届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李达当初决定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他与毛泽东一样对当时流行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很不满意，认为它们没有很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其中有些内容甚至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二是在他看来，自己以前撰写的《社会学大纲》虽然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但它毕竟是20多年前的著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既不可能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也不可能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更不可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仅仅对其作某些修改是难以适应新的需要的。这两方面的考虑决定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主要理论着力点：

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大纲》传承和强化了《社会学大纲》原有的理论特色。《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内容共分四篇，其中，第一篇主要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内容、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唯物辩证法的对象和一般特征；第二篇主要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前史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第三篇主要论述了物质、运动、空间与时间、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第四篇主要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诸成对范畴；第五篇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大纲》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卷，没有覆盖唯物史观方面的内容，从其篇章结构看，它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尚不完整。但是，它与《社会学大纲》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唯物辩证法，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内在于唯物辩证法的创立过程，因而它完全没有那种受1938年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普遍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板块来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的弊端。尽管《唯物辩证法大纲》没有像《社会学大纲》那样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但它将实践观点贯穿于对唯物辩证法的阐释之中，并将它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根本特点。此外，与《社会学大纲》相比较，《唯物辩证法大纲》更进一步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以及“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其对 “唯物辩证法的前史”的考察和对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的阐释也更加深入。

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大纲》着力总结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系统概括和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李达在阐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指导思想时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特别重要的新阶段，过去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对此阐发得很不够，苏联教科书更是无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要把重点放在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上，但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时一定要坚持科学性，不能撇开“老祖宗”而孤立地讲毛泽东哲学思想，要讲清它是几千年“人类认识史的综合”。而在此之前，李达和陶德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均已作了深入研究。其中，李达于20世纪50年代初撰写和发表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系列论著，结合毛泽东的其他著作对毛泽东哲学的核心文本《实践论》、《矛盾论》作了精深研究和系统解说。20世纪60年代初，李达还撰写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通过研究毛泽东的三部哲学著作即《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贡献，认为毛泽东的认识论贯彻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指导”、“用对立统一和斗争的法则即事物的矛盾法则作为思维或认识的法则”、“用群众斗争的经验作为认识的资料”三个基本原则，并“表现着”“和辩证法、和逻辑的同一性”。陶德麟也于20世纪60年代初撰写过《<实践论>浅释》，就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贡献问题也作过深入研究。所有这些，都为他们在《唯物辩证法大纲》中着重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为了实事求是地阐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该书用了整整一篇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从人类哲学思维的源头即原始时代的人类认识一直讲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概念框架还是在理论内容上，《唯物辩证法大纲》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都克服了当时流行的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所普遍具有的那种片面性，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风格。

20世纪80年代以后，陶德麟又先后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需要而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方面作了新的探索。其中，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至1994年先后五次修订，共发行了一百万多册；而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后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经修改后由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这两部教材都受得高度评价，并也都获得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被认为“结合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体系结构作了独具特色的新建构”，例如，“关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的阐述,既对社会基本结构的总体特征作了专目阐述,同时又对其经济、政治、意识等具体结构的一般特征,也分别辟专目作了具有新内容、新思想的详细阐述,这些都是为同类教材所没有的特色”。

总之，李达和陶德麟协力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他们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思想接力的特殊重要篇章，在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简介：汪信砚，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