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性概念。马克思在三重维度上阐释了劳动概念：在哲学存在论的本质性维度上，他关注的是一般劳动，将其定性为人的生存根据和内在规定，揭示了一般劳动之于人的存在论基础地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性维度上，他聚焦于雇佣劳动，批判了雇佣劳动及其内在的资本逻辑对人的宰制和异化，表达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怀；在共产主义的超越性维度上，他着眼于自由劳动，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价值追求，即劳动解放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三重维度，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解放旨趣和对人的生存论关怀。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雇佣劳动；自由劳动；生存论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作为实践基本形式的劳动，在马克思哲学文本中占有基石性地位，承载着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一个兼具哲学和历史科学意义的概念，内含着三个不同的维度，即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的一般劳动、资本逻辑操控下的雇佣劳动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自由劳动。通过解析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这三重维度，我们不仅能够呈现马克思劳动观的理论架构，而且能理解他对传统劳动哲学的超越及其内在的哲学存在论范式的变革、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雇佣劳动的深度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劳动解放基础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真理性和价值性、事实性和规范性相统一的特点，在上述三重维度上，他科学地阐释了劳动的丰富内涵，表达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关切。

一、哲学存在论的本质性维度：一般劳动之于人的生存根据和内在规定

存在论是哲学的核心论域，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理论，旨在解答存在是什么以及何以存在的问题。数千年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世界的本原问题，力图找到一个最高存在，为世界何以可能提供终极解释，也为人的安身立命奠定终极根基。传统哲学一般从某种抽象的概念、范畴或实体出发，遵循思有、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按照演绎逻辑推论世界何以可能，寻找人之为人的始源之基。马克思超越了“从天国降到人间”的观念论路径，摒弃了二元对立的、形而上的思辨模式，立足于社会历史现实场域，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出发，通过解析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挖掘出人的生存根据和内在规定，即一般劳动。在马克思那里，存在论不再是关于终极存在、世界本原的思辨形而上学，而是关于社会存在、人的存在的现实学问。由于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马克思的存在论又表现出丰富的生存论意蕴。

自苏格拉底伊始，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思考重心就从自然界转向人类社会，相应地，关于人的存在和本质的追问成为哲学的核心命题，自古希腊至今的哲学家们一直都在孜孜以求地探索着这个命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被擢升为关涉人的本质的概念，他开始从实践、活动的角度考察人的本质规定。亚里士多德把人的活动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其中实践是以自身为目的的“道德的或政治的活动”，最高的实践就是政治，它是人们通过城邦公共生活达到至善的目的的活动。亚里士多德从实践出发考察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从道德伦理、政治活动的角度定义人的存在和目的，他所谓的实践与劳动无关。亚里士多德认为，劳动是属于创制范围内的活动，是属于奴隶、工匠从事的活动，它并不能达到至善的、德性的境界。这是因为，他把创制看作是一种实现外在目的的生产性、手段性活动，如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这类活动在他看来是低贱粗糙的活动，无法构成人的本质规定。总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劳动还没有获得存在论意义上的地位，尚不能构成理解人的本质的根本性维度。

劳动被正式纳入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视域内进行考察，是近代以来的事情。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人的利益、自由、权利、财产等逐渐成为世俗生活的主要问题，劳动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从劳动的视角考察人的本质问题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洛克基于自然状态假设对人的自由权利进行规范性论证，看似是纯粹抽象的，实则是有现实依据的，这就是他的财产权劳动学说。洛克认为，每个人都对自身拥有所有权，劳动就是他的所有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换言之，人通过劳动使自然物摆脱了原有的状态，在其上打上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烙印，因而取得了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洛克的论证表明，劳动是人的本质性力量，是人的财产、自由和权利的现实根据。可以说，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使劳动在人的本质问题域中的基础性地位第一次得到了理论上的确认，虽然它还只是“一种为基于个人劳动的私有制辩护的理论”。

真正凸显劳动之于人的本质的核心地位的，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正是自斯密开始，“劳动才成为政治经济学注意的中心和原则”。随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商品经济中日益发挥着巨大的调节作用，雇佣劳动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工人的劳动在财富生产中也愈加成为关键性要素，斯密由此把劳动界定为财富的源泉，确认了劳动在市民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斯密从政治经济学维度凸显了劳动对于人、对于市民社会的支撑作用，这是一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肯定。不过，虽然他强调了劳动对人的本质和生存的决定性意义，但其劳动价值论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他把异化劳动当作国民经济的自然前提，结果造成了这样的二律背反：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者却陷入贫困；他认为劳资之间是平等交换的，借此否认剥削和压迫的存在；他重视创造财富的生产性劳动，忽略非生产性劳动的作用，等等。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充满悖谬性。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特别是在批判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过程中，对此实现了彻底的超越。

作为唯一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影响并对其做过专门研究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从哲学上讨论了劳动在精神运动中的地位及其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规定。在《法哲学原理》中，得益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启发，黑格尔阐释了劳动在市民社会分工和需要体系中的中介地位，揭示了劳动对于满足人的需要和维系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作用；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论述主奴辩证法时，阐释了“为承认而劳动”的内涵，即主奴通过劳动而相互承认。他指出，“个体满足它自己需要的劳动，既是它自己的需要的满足，同样也是对其他个体的需要的一个满足”，由此开显了劳动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而具有的积极意义。对此，马克思给予了肯定评价。他指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不过，由于植根于绝对精神的泛逻辑神秘主义，黑格尔劳动观也有其内在的缺陷。马克思批评道，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忽视了劳动的消极方面；只把劳动看作抽象的精神劳动，将劳动界定为绝对精神运动的中间环节；最终把人通过劳动创造人本身的现实历史抽象为思辨的绝对精神展开自身、异化及扬弃异化而又复归自身的观念史。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近代政治哲学、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在理论层面上对劳动的诠释，构成了马克思从劳动角度考察人的本质的历史语境和批判对象。不过，马克思并非从一开始就进入这个问题域，他对劳动的介入经历了一个思想演变过程。《莱茵报》 时期，在开展政论活动时，马克思遭遇了林木盗窃法、摩塞尔农民利益等现实问题，初步接触到劳动人民的生存困境。但是，由于此时他仍以黑格尔理性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为“问题框架”，无法对物质利益难题发表正确的意见。不过，物质问题促使他把目光转向市民社会的财产和劳动。《德法年鉴》 时期，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他关注到市民社会中劳动、分工和需要的问题，分析了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矛盾关系，批判了私有财产制度造成的社会异化现象，并进一步将理论重心转向政治经济学。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论述了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类本性，并以此为逻辑起点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及其私有制度根源，通过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双重批判论述了异化劳动的扬弃——共产主义革命，同时还辨析了黑格尔劳动观的合理内核与理论缺陷。

在经历了上述思想历程之后，马克思正式介入到现实劳动的历史场域，他在发动哲学变革、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科学的劳动观和人的劳动本质。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劳动观上的超越之处：他不是以自我意识、唯一者、类等抽象的概念为逻辑起点，而是选择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劳动出发；他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在思辨的观念世界里把劳动界定为绝对精神运动过程中的异化及其扬弃的中间环节，而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考察劳动对人的创造性作用；他不是把劳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而是着重关注人们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他既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意义，又批判了现实社会中的异化劳动；最后，他对劳动的思考，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抽象地谈论绝对精神的自我复归，而是指向了雇佣劳动关系瓦解之后的自由劳动。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所谓的劳动，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雇佣劳动，也不是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自由劳动，而是一般劳动，因为这样才能摆脱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彻底地解析劳动（一般劳动）对人的本质的存在论规定。

首先，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一种物质性的、生产性的对象性活动，人通过劳动获得满足其生存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彰显其不同于动物的本能的、创造性的本质力量，从而建构起属人的世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区分人与动物的区别时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通过“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表明自身的类特性，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换句话说，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它是“人猿相揖别”的标志，人通过劳动这一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获得其存在的根据。由此可以发现，马克思此时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虽然是从劳动亦即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维度展开的，但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类本质思想的影响，仍带有抽象的人本学色彩。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人本学色彩完全消除了，马克思开始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具体地揭示了人的劳动本质。他认为，人们通过劳动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生活本身，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人是什么样的，与他们的劳动条件、生产方式是一致的；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亦即人类历史的前提就是物质生产劳动本身。

其次，劳动构成了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劳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这种对象性活动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活动关系和物质交换过程，马克思用生产力这一概念来表征，它是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力量。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们在面向自然的劳动过程中，相互之间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生产关系或交往关系，进而构成全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基本领域，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马克思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称为生产方式。他认为，生产方式作为人的活动方式造就了人自身，并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正是通过劳动这一创造性力量，人“将对象性的存在纳入人的主体性之中，使人的存在与对象性存在得以有机融合”，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辩证统一。

再次，劳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思想家、哲学家们孜孜不倦探索的问题。黑格尔将其归结为绝对精神的抽象运动，费尔巴哈将其归结为人的爱与友谊等情感力量，他们都未能深入到物质生产领域，因而都没有发现历史的真正动力。马克思通过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和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研究，揭示了劳动或物质生产方式之于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前提性地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类生产的基本形式，确认了劳动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研究了劳动分工和所有制的发展史，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具体来说，人使用劳动工具改造自然，获得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创造物质生活本身；需要的满足又会引起新的需要，在新的需要促动下，人们会继续进行生产劳动，不断扩大物质生产，进而不断推动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活动的，它与人类的劳动过程是内在统一的。正是在劳动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发展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不断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追问，经历了一个从抽象观念回归到社会历史现实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就是他对劳动的存在论意义的开显，也就是说，他从存在论的本质性层面上诠释了一般劳动之于人的生存根据和内在规定，在劳动视域中理清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海德格尔所谓的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指的就是马克思通过考察劳动和物质生产方式，揭示了人的本质规定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性维度：雇佣劳动对人的宰制和异化

马克思从哲学存在论的本质性维度揭示出一般劳动是人的生存根据和内在规定，为他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性维度介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雇佣劳动对人的宰制和异化，提供了科学的分析范式和方法论原则。如果马克思仅仅停留在哲学存在论视域内分析劳动，那他不过是费尔巴哈的翻版，尚谈不上对后者的真正超越，因为抽象地解读劳动，就类似于费尔巴哈那样用思辨的方式考察人的本质，根本无法关照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这决定着他必然会从哲学领域走入现实生活，从对一般劳动的存在论解读进到对现实雇佣劳动的批判性分析。

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当他从哲学批判、政治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首先面对的分析对象是异化劳动而非雇佣劳动。由于初步接触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他尚不能对雇佣劳动进行科学的分析，只能以研究斯密、李嘉图为契机，批判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事实。不过，异化劳动和雇佣劳动具有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和私有制度根源，因此，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初步考察，为后来对雇佣劳动的批判做了理论准备工作。所以说，在阐释马克思对雇佣劳动的科学批判之前，应先分析他的异化劳动理论。

异化劳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的生存方式，又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然前提。基于现实和理论这两方面的考量，马克思批判分析了异化劳动及其私有制根源。具体言之，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发轫的思想契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二律背反”：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者却陷入贫困。之所以存在“二律背反”，是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异化劳动当作确定不疑的客观事实，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要件，而没有进一步考察异化劳动的深层原因。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分析了异化劳动的表现、原因及其克服途径。首先，马克思概述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表现，即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劳动相异化、人与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在此基础上，他痛斥了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和奴役，批判了异化劳动对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活动的吞噬。其次，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劳动的私有制根源。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当作自然规律来对待的经验论做法根本不同，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制造成的。再次，马克思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双重批判维度论证了共产主义解放路径。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只有复归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才能使人彻底摆脱异化状态，获得真正的自由。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步成果，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为批判对象的，因而表达出对现实的人类生存困境的人道关怀。不过，虽然他此时已开始进入现实的社会历史领域，但由于尚未摆脱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因而其批判论证中还带有很强的哲学思辨色彩，还未达到历史本质性的层次。只有在实现哲学世界观的变革之后，他才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雇佣劳动，用科学的批判的语言表达了对工人生存状态的真正关切。

马克思借助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劳动是一种雇佣劳动，它同可变资本进行交换，既要生产出相当于可变资本的价值，又要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认为，双方互为存在的前提，一方制约着另一方。具体来说，资本并非天然存在的，资本家之所以能将手中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是因为有雇佣劳动的存在，他可以雇佣工人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而获得利润；反过来，雇佣劳动得以存在的前提是在市场上存在着雇佣的一方——资本和资本家。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前提。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就要到市场上购买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创造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在资本家的组织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同时将劳动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统一起来，通过商品生产和销售，达到获取利润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双重主体：资本家是生产总过程的主体，工人是具体生产环节的主体。然而，实际上只有一个主体，那就是资本，资本家不过是在代行资本的职能，而工人只是资本支配的对象。由此可见，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工人生存的活动样式，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中枢环节。

和资本一样，雇佣劳动也并非天然存在的，它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其存在的历史条件之一。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时指出，雇佣劳动除了同货币资本进行“自由”交换这一前提之外，还有另一个前提，那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分离？马克思认为这要追溯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他指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是劳动力积累和资本积累的双重过程：一方面，资本家通过“圈地运动”、黑奴贸易等充满血与火的方式，造就了大量无家可归者和奴隶，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资本家通过商业战争、殖民贸易和掠夺金银等方式，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资本，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和机械化大生产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经过原始积累之后，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即拥有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的资产阶级，以及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没有可供支配和使用的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下去，只能出卖劳动力，接受资本家的雇佣和剥削，雇佣劳动由此得以确立，并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性要素。

雇佣劳动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遵循资本逻辑展开自身，即是说，雇佣劳动不以自身为存在依据，它没有独立运行的自我逻辑，必须按照外在的、居于其上的资本逻辑去运作。“资本逻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照的光’”，是支撑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主导逻辑及其力量，它规制着资本追逐利润的动机和过程，操控着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所谓资本逻辑，“是指资本在自身固有的增殖本质强制下展开的无限追逐利润以不断扩大自身的必然性运行逻辑”。基于这种逻辑，资本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一切的经济权力，一切生产要素包括雇佣劳动和劳动资料在内，都成了资本支配和利用的对象；资本管理和控制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它的全部活动都指向无限追逐利润这个唯一的目的。在这种逻辑支配下，工人不是作为人存在着，而是作为物、作为生产要素供资本家驱使。最终的结果是，工人创造的商品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不过，对于这种情况，古典政治经济学却视而不见，它坚持主张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是出于双方的平等自愿，企图以此掩盖剥削压迫的事实。马克思通过阐明剩余价值的起源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秘密，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虚伪论证，揭示了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

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过程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其中必要劳动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是超过劳动力价值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可以说，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都来源于雇佣劳动，如果没有雇佣劳动，资本家就不会获得任何利润。在获得剩余价值和利润后，资本家不会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而是将大部分转化为资本，即资本积累，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以期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从根本上讲，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都来自工人无偿创造的剩余价值，都来自雇佣劳动。随着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进行，雇佣劳动也源源不断地增加和再生产，资本家能够持续不断地雇佣更多的工人，获取更大的利润，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雇佣劳动的扩大再生产可以说是同一个过程。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却极力掩盖剩余价值的来源，它把利润、利息看作是预付资本的产物，认为这是资本家个人努力的结果；至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它也认为那是资本家个人的事情，与工人无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由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掩盖剩余价值来自雇佣劳动这一客观事实之外，资产阶级及其古典政治经济学还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美化成客观规律，使工人阶级心甘情愿地接受雇佣劳动，进而把雇佣劳动当作永恒的生存方式。这个目的是通过拜物教达到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物取得了对人的支配地位，确切地说，商品、货币和资本拥有了统治一切的权力。商品经济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把生产总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进而把资本增殖看作是物的内在属性，刻画成商品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在面对这个看似客观的生产规律时，工人会不自觉地产生认同和服从的心理，进而把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当成永恒的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公式”，最终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如此一来，雇佣劳动的本质和剩余价值的来源就被彻底掩盖了。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在创造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埋葬自身的力量，同时为新社会的自由劳动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打破雇佣劳动关系，瓦解拜物教的心理整合，把劳动从资本逻辑的操控下彻底解放出来。

在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操控下，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它构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物质前提，也构成了工人生存的基本活动方式。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揭示了雇佣劳动的本质，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了劳动解放的共产主义超越性路径，即消灭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当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剖析雇佣劳动时，他的劳动观抛却了抽象空洞的哲学思辨，具有了科学的内容和依据，相应地，他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怀也表现出现实性和超越性相统一的特点。

三、共产主义的超越性维度：自由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革命以人类解放为理想追求，而人类解放的关键是劳动解放，也就是整个社会从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采取自由劳动的方式，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雇佣劳动绝不是一种合理的生存活动方式，更不是所谓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它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劳动组织形式，在创造出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导致工人阶级陷入全面异化的生活状态。随着生产力发展到更高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会激化到需要通过对抗的方式来解决的程度，雇佣劳动终将被新的劳动方式即自由劳动所取代。当整个社会采用自由劳动的方式组织生产时，每个人都将获得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条件。特别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关于自由劳动的主张是他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批判提出来的，是一种科学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革命方案，因而表现出对人的真实的、终极的生存关怀，并不等同于那种向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本质简单复归的人本主义。

关于自由劳动，马克思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具体的界定，但根据他对雇佣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论证，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自由劳动的基本内涵。所谓自由劳动，指的是共产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具体来说，即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自愿联合和协作的方式，组织管理全部生产活动，开展有个性有创造的劳动活动，为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充分条件。从劳动性质看，自由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成为彰显人的本质性创造力量的实践形式，从根本上区别于作为人的生存手段的雇佣劳动。从劳动主体看，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劳动者，共同参与社会劳动，为创造社会财富贡献劳动力量，那些不劳动的、靠剥削他人劳动成果为生的食利阶级和食利阶层将不复存在。从劳动特点看，自由劳动是一种有个性的、具有创造性的活动，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职业，跨越不同分工领域，实现全面的发展，原来雇佣劳动中的奴役性、压迫性和不自由状态将被彻底消解。从劳动结果看，全体社会成员遵循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的原则，共同享有劳动成果，收获劳动的愉悦感。从劳动目的看，自由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它不同于资本家那种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雇佣劳动，而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总之，自由劳动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合理的人的生存状态，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有效路径。

如何实现自由劳动？这是马克思必须做出回答的时代课题。在他之前，从空想社会主义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都在竭力探索合理的劳动形式，但最终都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马克思的超越之处就在于，他通过把握历史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运动规律，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解放道路，为人类社会从雇佣劳动进到自由劳动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之所以选择革命的路径，是因为马克思深知，资产阶级不可能自动放弃雇佣劳动这一无限追逐利润的劳动形式，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把国家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掌握变革劳动形式的历史主动权，才能用自由劳动取代雇佣劳动。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初步考察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主张将政治解放推进到社会解放，消灭社会的异化状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用思辨的语言论证了共产主义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提出了复归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本质的主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在历史科学的基础上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力主建构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到了 《共产党宣言》，他和恩格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发展生产力，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提供政治前提。显而易见，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自由劳动的必由之路，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人类是无法实现自由劳动和彻底解放的。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绝不能放弃革命权和革命的历史使命。

自由劳动是一项总体性事业，它不仅要求无产阶级提供政治前提，还要求在经济领域实现彻底的变革，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是一项总体性革命，必须为实现自由劳动提供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保障。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经济革命集中概括为这样一点，即消灭私有制。所谓消灭私有制，指的是消灭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因为这种私有制以雇佣劳动为生产模式，以对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剥削为目的。只有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决定劳动产品分配，才能消灭剥削的存在基础，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本身，进而瓦解雇佣劳动关系，重建个人所有制。当劳动从雇佣关系中解放出来后，就会变成一种自由活动。“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

与雇佣劳动遵循资本逻辑不同，自由劳动遵循的是劳动逻辑——劳动者在劳动起点、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实践逻辑和活动方式。雇佣劳动和自由劳动、资本逻辑和劳动逻辑之间的对立，表现为资本权力和劳动权力的对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中，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拥有着支配工人劳动的权力，监督和管理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总过程，全面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秩序运转。在破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形式之后，无产阶级将会获得劳动权力。“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拥有劳动权力的无产阶级将会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不断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实现自由劳动创造物质基础；同时，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等发展到高级阶段后实行“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至于自由劳动的具体组织实施，马克思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方案，只是提供了基本的实践原则。第一，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全部劳动时间都用来创造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没有自由劳动时间可言，因而也就谈不上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不再受困于满足生存需要的低级生产，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增多，自由发展的空间也相应扩大。第二，自由选择职业，凸显自由个性。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分工，但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导致等级化、奴役性的劳动分工，而是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多样化实践形式的分工。人们不再局限于某一分工领域，可以自由从事各种活动，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进行有个性的生命创造。第三，实行自愿联合和协作，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与由资产阶级建立的实施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共产主义社会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组成的、消灭了阶级和阶级统治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所有个体采用协作生产的模式，共同组织和管理生产活动，通过自由劳动获得自由发展，不再有任何压迫性的劳动形式。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兼具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新型劳动形式，自由劳动是对人的劳动本质规定的真正确认，是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彻底超越，必将成为每个自由个体的基本生存方式。通过自由劳动，每个个体都将充分彰显自己的创造性力量，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并建构一个整全的自我。以自由劳动为价值旨归的马克思劳动观，因其建立在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揭示的基础上，最终超越了抽象的规范性的人道主义，真正表现出对整个人类的生存论关怀。

作者简介：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刘冬冬，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

文章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