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根友，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明清哲学、先秦道家、中国政治哲学、比较哲学。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5日

在明末清初的诸思想家当中，傅山个性极为鲜明，他特别提倡学者要自作主宰，对于历史、世事要有独到的审视眼光。在《看古人行事》一文中，傅山非常豪迈地说道：“一双空灵眼睛，不唯不许今人瞒过，并不许古人瞒过。看古人行事……千变万状，不胜辨别，但使我之心不受私弊，光明洞达，随时随事，触著便了，原不待讨论而得。”

在经子关系论的问题上，傅山则持有一种“子先于经”“经子一源”“经子平等”的激进思想。在《经子之争》一文中，他这样说道：“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即以字求之，经本‘巠’字。‘一’即天，‘巛’则川。《说文》：‘巠，水脉也。’而加‘工’焉，又分‘二’为天地，‘∣’以贯之。‘子’则‘一’‘了’而已。古‘子’字作‘’。巠、子皆从‘巛’者何？巛即川者，水也。巛则地下流行之理。”通过上述别具一格的字义训释方法，傅山对经与子的本义作了哲学性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道：“孔子、孟子不称孔经、孟经，而必曰孔子、孟子者，可见有子而后作经者也”，从经文产生的主体角度，别出心裁地论证“子先于经”的道理。

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傅山将经文与经学还原为“一代之王制”，进而巧妙地否定了经与经学的普遍性意义。他说：“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注疏泛滥矣，其精处非后儒所及，不可不知。”也就是说，五经”“四书”以及关于这些著作的注释类著作，都是具体王朝政治制度的体现，因而是历史性的文本，并不具有跨越时间的普遍性。这是变相的“五经皆史”“‘四书’之注皆史”的说法，将“五经”“四书”注释（属于“十三经”之经）等经学著作还原为历史性的文本，与后来章学诚、龚自珍提倡的“六经皆史”说，在精神实质上颇为一致。

如果说，同时代的王夫之对于诸子学，特别是佛老异端之学采取了“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继承方法，傅山在经子关系的问题上，恰恰是借助诸子学，特别是老庄之学来批评作为宋明时期经学典型形式的程朱理学。因此，他与王夫之在经子关系的问题上恰恰构成了相反的两极。在傅山的手稿中，他自我表曝道：“《老》《庄》二书，是我平生得力所在。旋旋细字旁注，当精心探索。若醒得一言半句，便有受用，可由之入道。”他不仅深爱《老子》一书，尝云“三日不读《老子》，便觉舌本软。畴昔但习其语。五十以后，细注《老子》，而觉前辈精于此学者，徒费多少舌头，舌头终是软底”，而且高度评价《庄子》一书，“庄子为书，虽恢谲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阙。古今文士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时语，非复后世所能悉晓”。

傅山借助先秦诸子学，特别老庄之学批评宋明经学之典型形态理学时，着重批评的是理学之“理”字，认为宋儒所说的“理”字，在先秦诸子中既不多见，也与他们所讲的“理”字意思相差很大，且不合乎先秦时期儒家经文和孔孟思想。例如，傅山说：“宋儒好缠‘理’字。‘理’字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在研读《老子》《庄子》文本时，他常常说没有“理”字，没有“性”字；《庄子》个别文本中虽有“理”字，绝不作宋儒的“理”字看，“庄子，学老者也，而用理字皆率而不甚著意”。在研究《老子》时，傅山说：“《老子》八十一章绝无‘理’字，何也？妙哉!无‘理’字，所以为《道经》。即道亦强名之矣，况理乎!”通过对《庄子》文本中“理”字的考察，傅山得出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结论：宋儒所讲的“理”正是庄子所讲的大骨头——“《老子》八十一章无理，而《庄子》有理。《庄子》之理，始于庖丁之解牛，曰：‘依乎天理，披（当为‘批’字，引者注）大郤，导大窾，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觚乎。’故善言理者，莫妙于《庄子》。世儒之理，则正所谓觚也，于刀则割，则折，高者良庖而已，下则族庖也。”傅山将宋儒程朱一系的理学之“理”看成是一个令刀刃折锋的大骨头，实际上是说，程朱理学之“理”，在理论上是一个“无理”的大疙瘩，充满着非理的成分。非常有意思的是，对于《庄子》文本三十三篇，每篇傅山都统计了字数，可见他对《庄子》一书研读之细心。

由上所引的文字可以看到，傅山对于经学典型形态理学的批评，其所使用的学术方法，就是他所擅长的字义史（概念史、观念史）的考察。由于他的思想兴奋点在于对理学展开批判，故处处刻意寻找“理”字来做文章。我们知道，《庄子》“内七篇”其实也没有“良知”二字，不仅“内七篇”没有，《庄子》三十三篇、《老子》八十一章中均无“良知”二字。傅山为什么没有特别提出来呢？原因在于，反程朱理学的学术立场，先在地规定了傅山研读老庄思想的学术视野。这样一个隐约在场的反理学思想，成为傅山研究老庄思想的“前理解”，既显示了傅山老庄思想研究的独特性，但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傅山研究老子、庄子的思想视野。再者，傅山用历史还原主义方法批评“理”学，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能真正驳倒理学。古人没有讲过的，后人难道就不可以讲吗？因此，字义、观念的历史还原方法，在反对理学的理论失误时，虽然是一种可用的方法，但并不见得是一种有力且有效的方法。

通过对傅山诸子学，特别是他研究老庄思想态度的考察，我们发现，傅山实际上只是借诸子之思想来批评理学化的经学之僵化与狭隘，有极强的思想创新意识，但就诸子学本身而言，尚不是真正的诸子学研究。因为在傅山眼中，诸子文章与思想只是一种批判工具，并未将其作为一个思想的整体来研究。在经子关系论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以子证经、以子补经，还是以子驳经，这些对待诸子学的态度，在学术方向与目的上虽有差异，然而将诸子学作为一种工具，则是相同的。将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对象，是晚清以后伴随着经学的彻底衰落才出现的一种学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