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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华 周杰: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伦理复杂性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2-09-07

【摘 要】正是因为信息的多元叠加和情境富于变化,伦理复杂性才会出现。复杂性意味着更多的知识、正确的信息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关联。伦理复杂性即与伦理有关的复杂性或伦理意义上的复杂性,它与伦理的复杂性有着本质的不同。伦理复杂性成为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一个视角,其可能性在于:任何文明形态的历史进程在牵涉人类活动时,都会掺杂文明所有者的伦理立场或伦理态度;任何文明形态的形成演变一旦进入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显现出特定的伦理样式或伦理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过程的伦理复杂性主要有三个方面,集中体现在中国人对各种文明样式的伦理态度上、中国人对文明内容的价值塑造上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定型后的整体性之中。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伦理复杂性,我们需要尊重历史,树立正确的伦理姿态;分析环境,了解文明的形成条件;坚持伦理“进场”与伦理“退场”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伦理复杂性;历史进程;环境;

 

作者简介:李建华,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伦理学基础理论、道德心理学、政治伦理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周杰,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伦理学研究》2022年第4期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成功走出”表明未来道路之光明和过去路途之艰辛,正是百年历史的艰辛铺垫了和造就了中国光明的未来。“创造了”暗含已经和完成,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实然性存在?如果不把人类文明新形态看作一种应然性追求,那么文明成果一旦形成,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就此停止现代化步伐、高枕无忧?无论如何,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形成了的又是正在形成的人类文明新模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是党领导人民面对艰难外部环境,历经百年塑造新文明的过程,其中隐藏着各种伦理复杂性,从中更加凸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来之不易与时代意义。


一、伦理复杂性: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视角

我们从伦理复杂性的视角来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首先,伦理复杂性即与伦理有关的复杂性或伦理意义上的复杂性。何谓“与伦理有关的”或“伦理意义上的”?不说伦理无所不包,至少它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各个角落。当一个人不得不过一种社会生活时,这个人必然要处理在这个社会中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必然要处理自身与其他各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解、运用这个社会所施于自己的伦理观念,并将伦理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将“一个人”换为某种集体或共同体时,此论断依然适用。如果不去纠结伦理与道德的区别,而将两者视为同一个概念和实体时,那么更可以看出道德或伦理无处不在的特性。“美德或品质不是其他,而是人的灵魂各部分功能的发挥。”柏拉图以灵魂功能指代人的德性,即表明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在生活中发挥自己的灵魂功能时,才会被视为一个真正健全和有着向完美人无限靠近可能的人。休谟以情感诠释道德,即表明一个有着属人情感的人必然是一个有道德心的人。穆勒以快乐代替正确和应该,即表明如果一个人以至于整个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最大快乐,那么这个人或这个社会一直在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一直在妥善地处理某种伦理关系。总之,道德或伦理关乎人的品质、情感和快乐,牵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伦理意义上的”可以是谦虚之类的品质,可以是同情之类的情感,可以是某种具体的人己关系律令(如《论语》中的黄金准则),也可以是某种价值的确立(如快乐),等等。

何谓“复杂性”?“复杂性”概念可见于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思想。他将复杂性视为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志在打破经典科学中的简单化范式。“复杂性”拒绝分离、还原和抽象的思考进路和研究原则,要求人类正视“纷繁(相互的—反馈的作用的无穷组合)、种种现象的相互纠结、迷雾、不确定性、矛盾”。“复杂性”伴随错综化、多元化、多视角、连接、重组、特殊、开放、无序,它是认识对象的唯一科学手段。有别于伦理平面性,伦理复杂性侧重于在伦理实践和伦理价值上贯彻复杂性原则,避免线性化和简单化。然而在莫兰之前,“复杂性”已然成为一种学术化概念,即便不同研究领域的人们在不是那么严谨的条件下使用它,即便人们不是时常使用它,而只是在想到它有利于推进研究的时候才拿起这个概念。并且在“复杂性”成为一个概念之前,“复杂性”作为一种观念早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中。它可以是一种生活语言的表达,用来描述具体社会情境中所发生的某种特殊事件。在解决一个几何问题、在处理“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时,人们可能会说“事情远非这么简单”——“复杂”与“简单”相对。复杂与一个几何问题联系起来的原因可能是,求学者在解答问题时忽略了一些已知条件、误解了问题本身的意思,所以复杂意味着更多的知识、正确的信息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关联。复杂与社会中某种人伦关系联系起来的原因可能是,这种关系是依存现实中其他条件和具体情境中的特定条件而存在的,所以复杂既意味着动态和变化,又意味着人伦关系随环境和情境的改变会有微弱的波动。

基于“复杂性”概念,莫兰创造了一种复杂性伦理的思想。然而,正如我们不囿于莫兰所谈论的将复杂性视为一种与以往科学研究方法对立的思维方式那样,我们所说的伦理复杂性不同于莫兰的复杂性伦理。在“伦理复杂性”中,“伦理”作为修饰限定词,说的是伦理意义上的或伦理方面的复杂性,其“复杂性”的主语,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而在“复杂性伦理”中,莫兰将伦理作为主语,创造的是一种特殊的道德伦理理论。如此,对前者而言,“伦理”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或伦理要素;而对后者来说,“伦理”即复杂性伦理。但即便这样,莫兰的“复杂性”概念和复杂性伦理理论仍然能够给予我们所需的知识,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启发。莫兰的“复杂性”概念告诉我们,事物的错综联系、不确定性和因为矛盾而出现的盘根错节才是一个事物真实和本来的样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百年历史形成过程也是如此。“伦理是复杂的,因为它是一种理解的伦理,而理解自身包含着对人类复杂性的承认。”如果用“理解的”解释甚至是代替“复杂的”做法行得通,那么,尝试用“整体性”解释“复杂性”也无可厚非。

伦理复杂性成为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一个视角,其可能性在于:第一,任何文明形态的历史进程在牵涉人类活动时,都会掺杂文明所有者的伦理立场或伦理态度;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不例外。文明由文明所有者所创造,进而服务于文明所有者的生活。文明所有者一边会束缚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逐步地或丢弃或引进文明的部分内容;一边会突破环境的束缚,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按照自身的需要和价值取向来引领文明的发展方向。正是在文明的变化和创造过程中,文明所有者所蕴含的伦理属性得以凸显。不仅如此,文明的变化和创造无法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文明的改变和发展伴随着具体的历史情境,在长远的历史进程中缓慢地进行着。正是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伦理意义上的复杂性得以凸显。其实,粗略把握“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内涵能直接将其中的复杂性揭露出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分析了其他学者对文明的看法后指出,“文明”作为一个宏观概念,是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是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如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实然性存在,那么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民族在现实生活所凝结的文化实体和生产生活方式,是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呈现形态,它囊括了“儒家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家族联系和习俗、人际关系、家庭、孝道、祖先崇拜、价值观、独特的哲学体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质内涵都昭示着,被文明所囊括的内容的外延广泛性。人们巧妙地运用自身的思维官能将这些内容都囊括在“文明”这个宏观概念下,但这无法掩饰因为外延广泛而带来的复杂性特点。

第二,任何文明形态的形成演变一旦进入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显现出特定的伦理样式或伦理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不可避免。这里的伦理样式或伦理关系尤其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因为文明与人类生活的重要交汇点之一是价值理念。不同于上面所提到的历史进程中文明所有者的伦理立场,这里说的是文明内涵的价值取向或价值追求,前者从外部使文明的形成与伦理发生联系,后者则是从内部使文明与伦理产生交集。可以说,价值是文明的核心要素,指引着文明向何处发展。“不同文明形态意味着文明发展道路、价值取向和具体内涵的差异,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不同地位。”价值取向被视为文明形态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不仅如此,价值的确定指引着文明道路的发展方向和文明内涵的延展方向。文明的形成过程既是一个社会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或伦理立场来从外部看待不同文明的过程,也是文明所有者在评判文明内容时,从文明内部为文明本身确立价值取向的过程。文明中价值取向的确立过程会伴随文明所有者的实际生活,通过人类生活的映射来反思何种价值应该为文明所拥有。所以,什么成为文明中的核心内容就显得极为重要,而这其中的复杂性,恰好显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伦理复杂性。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中的伦理复杂性表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由百年历史下的中国人所创造,糅合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明在当下的具体形式,其形成过程的伦理复杂性集中体现在中国人对各种文明样式的伦理态度上,体现在中国人对文明内容的价值塑造上,体现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定型后的整体性中。

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对文化整体性不断进行伦理印证的过程。文明新样态的形成必然是在人类文化整体性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对各种文化进行科学取舍与合理超越的结果,没有文化整体性,难说有作为形态的文明。单一狭隘的文化视野、简单随意的文化取舍,难以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因为文明是一个比文化更广大的概念,强调的是普遍性和广适性,文化更多地与人类精神生活关联,强调细微性和通化性,甚至可以说,文化是文明的内核。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就其文化演进过程而言,自然离不开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正确处理,这也是对待文化的基本伦理态度。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而言,我们对传统文化坚持了批判继承的基本立场,采取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战略,从而使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有机结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来”。就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我们坚持了开放包容的科学态度,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现代文明理念、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又坚持了文化自信,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对文化上的“全盘西化”,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反思继而进行超越,超越了“单一现代性”进而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又获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未来”。近代以来,因受西方先进技术与物质主义带来的冲击,人们难免会产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也许正是这种质疑激发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情。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不断把马克思中国化推向前进。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进入新时代,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等各类文明样态在中国人的心中处于平等地位,人们通过对历史的学习、通过对文明本身的深刻认知,逐渐意识到过往认识的局限性,逐渐了解到每种文明内部都有优秀的部分和不好的部分,逐渐明白只有在中国具体情境中、结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文明内容才会真正深入中国社会中。其实,在中国的百年进程中,无论是横向的维度还是纵向的维度,人们对不同文明样式的伦理态度远比上述所描述的要更加具体、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既体现为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人的不同伦理立场,又体现为特定历史阶段中国人寻求一种正确的文明认知方式、寻找适合自身生活方式的文明样态的伦理努力,不排除其间的不断修正与创新。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实现了“出卷人—答卷人—阅卷人”伦理关系结构的优化。出卷人—答卷人—阅卷人的伦理关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种伦理关系集中体现的是政治文明。“文明,就是一定数量的人们,具有一定的可以持久固定群居的物质生活基础,形成了或者正在走向一定的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精神生活形态的人类开化状态。”可见,文明一般包括三个要素,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其中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秩序,而政治秩序的关键就是正确处理执政者与人民的伦理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本身。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回应时代命题,担当时代责任,一起奔走在“赶考”的路上,而人民作为阅卷人是事业完成度的最终评判者。这就决定了答卷人—阅卷人的伦理关系是不可逆转的,这就是政治文明,或者说制度文明。从文明结构中的主体关系看,如何处理文明主体间的伦理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集中表现为对待人民的伦理立场。中国共产党人,不但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时在现代民主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至上”的政治伦理目标,高度强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虽然,我们对这一伦理关系结构不断地优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就是一直高扬“人民至上”文明价值观的过程,但其实现就复杂得多。尽管我们可以通过“人民至上”来进行伦理主体的价值“统合”,继而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但其具体细节就纷繁复杂,不可简单处理。第一,“人民至上”蕴含“为了一切人民”。人民既是集合概念,也是个体性概念。作为集合概念的人民是一种具体的抽象,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一个抽象物或思想对象,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必须还原为抽象的具体,这是“一切人民”的真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每一个人”的论述,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突出了人民作为“每个人”的重要意义,彰显了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伦理价值,也是对人民概念转化为“一切人民”的生动诠释。第二,“人民至上”蕴含“为了人民的一切”。“人民至上”伦理的价值诉求是实现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人民的一切利益。人民的利益不是单一的,而是全部利益的总和,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历史表明,只有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尽可能全面满足、相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真正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只有强化平衡发展、充分发展,才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特别需要我们倾注心血的是,当进入到后工业社会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会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人的自由、尊严、自我实现等成为具有优先性现实需要。这就敦促我们除了革新民生观念外,要自觉把“精神富裕”提到重要日程上来。第三,“人民至上”蕴含“一切为了人民”。所谓“一切为了人民”有三层含义:一是所有组织和个人都要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并付诸行动。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事,也是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的事。特别是当现代文明要求社会生活日趋公共化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来解决民生问题,不失为有效之策。二是党和政府的全部精力都应该放在为民上。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要求,为了人民利益,不能有所保留,必须倾其所能、献其所有。三是要用全部社会资源和条件来为人民服务,无论制度设计,还是资源分配,抑或条件特惠,都必须坚持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标志着文明各要素之间“连结”的完成。在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过程的伦理复杂性表现为,中国文明从个体主义文明到整体主义文明的转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大特点是内在文明要素的全面性和有机联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与复杂联动。“五大文明”的提出是中国不断解除实践困境的过程。在中国人稳步引进马克思主义,摸索着创造中国文明时,人类文明新形态雏形的内在结构是“两分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是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的结构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来看可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但在实际社会操作中难免顾此失彼。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开展,为了两个文明的有效联结,制度文明呼之欲出。甚至有人认为,“在今天建设精神文明中,伦理的方式不能再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方式”,必须倡导法治文明,于是就有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三分法”,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提出,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架起了联结的桥梁,确保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整体性。但随着社会生活不断向纵深领域拓展,在人与自然之间、政治国家与独立公民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生态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就提上日程,于是“五种文明”就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构架。如果我们把“五种文明”对应为“五位一体”建设,其有机、有效联结是不难理解的。“伦理的使命可以集中于一个词:联结。”伦理意义上的复杂性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过程中文明各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结,从而达到整体主义文明。它具有以下两种特点:一是,这些文明要素之间的联结不是一种“就绪”排队,而会表现为双向层级依赖——“五种文明”在建设中齐头并进、不分先后,在地位上同起同坐、互为主次;二是,这些文明要素之间的联结也并没有否定和排斥相对的分离,因为单个要素个体的存在是形成整体的前提。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伦理复杂性应对战略

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过程的伦理复杂性是一种实然性存在,我们在面对它时不是要将其作为问题予以解决——伦理复杂性并没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初步形成和未来的完善提出什么难题。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过程的伦理复杂性对我们来说,也不会产生某种行为上的困难——伦理复杂性和其他方面的复杂性类似,它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提供某些建议和方式,防止简单化和片面地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过程的伦理复杂性的遮蔽,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伦理复杂性应对战略,在此略提三点。

其一,尊重历史,树立正确的伦理姿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伴随着漫长的历史时期,与一个社会或国家在历史中的不断发展演变密切相关,伦理复杂性正是在历史变化中凝结而成的。所以,为了正确认识其伦理复杂性,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何谓“历史”?说历史是面目全非的大有人在,说历史可能是人为编造出来的也不乏其人,更有人说在历史面前是非难辨……但这些并不能成为阻碍我们尊重历史的借口。尊重历史的第一步是了解历史,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逐步形成和其中的伦理复杂性产生影响的条件和因素,洞察这些条件和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逐步形成和其中的伦理复杂性产生影响的比重出现怎样的变化;透过历史把握一个社会的文明样式本身在历史长河中是怎样一步步演变的,透过历史捕捉文明内部各组成要素的变化,以及其他文明样式对本文明的影响或冲击。并且,历史对一个人伦理态度的影响——与历史对一个人知识的影响一道——是显而易见的。那些话语带轻蔑的人,部分原因是不知道历史的沉重;那些自大傲慢的人,部分原因是缺乏对历史的认知;那些易于盲从的人,部分原因是没有借助历史的学习来锻造自己的反思能力。只有尊重历史,我们才会拥有正确的伦理姿态,才能正确看待其他文明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积极影响,才可能明了中国如今的社会模式和文明样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在看待其他文明时,如何才算得上是一种正确的伦理姿态?尊重其他文明,并采取文明多样性的立场?与其一开始就有点武断甚至带有无知式地尊重其他文明,不如先尊重历史,从历史中寻找“尊重其他文明”的理由,寻找正确的伦理姿态。

其二,分析环境,了解文明的形成条件。任何文明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是具体环境中的生动呈现。甚至可以说,如果缺乏相应的良好环境,文明不会“着陆”,也不会生成。同样,如果环境不适甚至恶劣,最好的文明也可能随之消失。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环境是指,“与人的生产、交往和生活相关的自然因素、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以及空间中的物理事实、社会事实和精神事实”。由此可见,环境是具体情境中各类因素的集合,具有特殊性、客观性和复杂性,对文明形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孟德斯鸠就在对不同地区的法律条文有别的论证中引用了气候这一自然环境因素。“不同气候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杂糅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着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文明建设的成果结晶。百年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宏观环境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面,这种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性,使其能够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明形态和中国过去以往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成分复杂的环境要素影响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过程的伦理复杂性。在类别上,环境主要被划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文环境不同于自然环境,后者可以直观、可以度量,前者却是一种复杂综合体。可即便如此,从认知者的角度来看,自然环境与文明形态之间的联系仍然显得错综复杂和不可捉摸,毫不逊色于人文环境与文明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如上面所提到的孟德斯鸠的观点:气候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继而影响到具体的法律条文。除此之外,土壤是否影响人们获取食物的方式以及生活的活动半径,继而影响一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对宏观的人文环境来说,现代技术的应用冲击着人们过往的生活方式、劳作方式,这是否影响人们的社会观念?从文明的形成过程来看,了解各种各样的环境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认识文明形成过程的伦理复杂性。

其三,坚持伦理“进场”与伦理“退场”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有单个人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地方就有伦理存在;另一方面,人的活动可能超越于伦理属性之外,囊括更广泛的内容。通常来看,人一天中花费时间较长的活动是睡眠,重复次数较多的行为是进食和排泄。人的进食行为本身不关涉伦理,例外的情况是因咀嚼食物发出过大声响而冒犯他人,或者食物以偷窃、抢夺等方式获得;睡眠行为本身不关涉伦理,例外的情况是因打鼾而影响他人睡眠,人的排泄行为也是如此。即便我们举出的更像是一些单个人的活动,但是要知道这些活动也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必要部分,而那些牵涉他人的集体或社会活动,在很多时候也与伦理无关。例如,遇见熟人予以问候,预约朋友吃饭,从事教学、研发等工作,诸如此类。这并不是在消除伦理的社会存在,而是要让人们知道伦理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成分和出现的频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离不开伦理的加持,离不开人们冷静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中的伦理复杂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继续完善和发展,也需要伦理一定程度上的“退场”,一切伦理的“包办”只会导致伦理的弱化。生活的社会性延展——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才是文明的主体要素,才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所着力考虑的对象。语言的彻底政治化会“致使中国人完全没有道德上中立的语言文字可用”。语言文字的道德成分过多,会让道德评价成为一个不严肃且显得随意的活动。一个本身中性的表达,在实际生活中会被人们过度理解为具有很强的褒贬倾向在内。为了杜绝此类现象,我们需要伦理“退场”,减少“伦理性”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出现频率,并让人们的语言和交流不那么带有伦理抑扬或褒贬色彩;即谓之,语言的去伦理化。伦理的“进场”是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伦理意义上的——复杂性的必要前提,而伦理的“退场”有助于我们以不偏不倚的立场、以非道德性的语言来客观看待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伦理复杂性。总之,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巩固和发展中,既需要伦理“进场”,将伦理作为人们心中的准绳,又需要伦理“退场”,杜绝道德对非道德之事的干涉与绑架,做到“进场”与“退场”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