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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武:五四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9-04-30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至今已整整100年了。百年之间,岁月沧桑,神州巨变,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时间的推移中不是被消退、被磨灭,而是愈加鲜明、更为深刻地显示出来。以五四运动为起点,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展,直到今天仍然充满活力地延续着,即是这种影响经久不衰的体现。早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就在总结这一运动的文化意义时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0年之后,在五四运动30周年之际,毛泽东面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再次强调了五四运动后中国人精神世界这一新变化的重要意义。他说:“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但是五四运动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帝国主义及其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毛泽东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科学的宇宙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他所说的与这一世界观相联系的“社会革命论”,则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节点,不仅在于从那时起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和领导者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且在于从那时以来中国革命有了这种崭新的宇宙观和政治哲学作为指南。正是这样,回溯百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考察其进路,发掘其内涵,总结其得失,以此昭显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与精神遗产,启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21世纪的新开展,正是对五四运动100周年的一个很好纪念。

一、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从不谈政治谈政治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起点,在于这一运动促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化,从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和投身这一运动的新青年中,走出了一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只是致力倡导新文化的文人书生,而是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知识精英。作为革命家,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学问家,他们为这个党、这个运动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哲学基础,使这个党、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发展起来。与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各种先进人物不同,他们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中国的困境与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进而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对革命、阶级、国家、政党诸政治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讨,由此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初进程。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品格。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是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动新文化运动由“不谈政治”转向“谈政治”相联系的。伊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本是陈独秀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保卫辛亥革命成果而发起的,但由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又不得不打出“不谈政治”的旗号,使这一运动以思想文化运动的面貌出现。胡适等自由主义派学人加入新文化运动后,又按照他们的“中国文艺复兴”构想来塑造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原来的“不谈政治”的色彩。陈独秀对此深有体会,曾作过说明和检讨:“本志(《新青年》)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这里的“本志社员”,指1917—1920年《新青年》北京时期编辑部成员和主要撰稿人,他们大多数人主张“不谈政治”,由此决定了这一时期《新青年》的办刊特点。陈独秀当时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与他们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曾为自己与《新青年》同仁“不谈政治”的态度作出辩解:“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这表明,陈独秀本人还是希望“谈政治”的,只是所要谈的是“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但在五四运动前,“造成新的政治”的社会基础在中国还不具备,因此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不谈政治”,没有做努力去加以改变。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学生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工人阶级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造成新的政治”的社会基础开始在中国形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历史新走向,推动新文化运动由“不谈政治”转入了“谈政治”。陈独秀于1919年与1920年之交转变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新文化运动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者。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新青年〉宣言》,提出《新青年》今后要关注政治,使政治成为“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1920年4月,他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明确提出建立新文化运动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在于“创造新的政治理想”,摆脱“现实政治底羁绊”。1920年9月,他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两文,不仅公然宣称自己必须“谈政治”,而且明确表示自己是“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谈政治问题的。由此,“谈政治”取代了“不谈政治”,成为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新特点。1920年底,胡适曾致信陈独秀,提出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但这已是徒劳无功的努力了。

当然,在陈独秀这些文章的背后,还有他所直接参与的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1920年初,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以返回上海的途中,二人商讨和确定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目标;这年8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一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是这个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人。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书写中,这个组织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就是由它发起和筹备的。与之同步,陈独秀实现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改组,陈望道、李达、沈雁冰(茅盾)、李汉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入并主持了编辑部;《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实际掌握的理论刊物。这就有了陈独秀在这一号《新青年》上发表的“谈政治”的两篇文章,宣告新文化运动由“不谈政治”转入“谈政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中,有多处“吾党”的提法,阐述“吾党”的政治主张。这里的“吾党”,显然不是指某个抽象的政治群体,也不是指《新青年》同仁,而是指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这些都表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转向“谈政治”,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直接相联系的。

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谈政治”的内容,大体涉及政治问题的两个层面:一为现实政治的层面,主要是对当时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问题的观察与衡论,这些内容都是具体的、易变的;另一为政治理论的层面,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对革命、阶级、国家、政党诸政治问题所进行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讨,这些内容带有抽象性、普遍性。正是这些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讨,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初内容。尽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明确地把这些内容称为政治哲学,但这些内容通过今天哲学史的发掘、疏理和阐释,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开端的。

二、谈政治:由问题主义之争开始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由“不谈政治”转向“谈政治”,由此而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其间存在着很大的阻力和严重的分歧。这种阻力和分歧,表面上看是来自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不谈政治”的历史惰性力,深入地看则是来自这一运动中自由主义者在“谈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反对态度。五四运动后不久,当陈独秀还在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坐牢的时候,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就已经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场思想争论就是因“谈政治”而引发的,深刻反映了新文化运动这一转向中的阻力和分歧。

在五四运动前,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不谈政治”的典型,用他自己的话说,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但这并不意味胡适不关心政治,不思考政治哲学问题。他之所以“不谈政治”,其实是在等待“谈政治”的适当时机。正是这样,在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影响的迅速扩大,就很快从“不谈政治”转向“谈政治”了。他后来对自己的这一心路历程有过说明:“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政论的导言”里,胡适强调“谈政治”的重心,应放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的“问题”上,而不应放在空谈什么“主义”上,特别是不应倡导社会主义之类的“过激主义”。在他看来,这类“过激主义”危害大得很:“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适在这里是主张以自由主义而反对以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只是他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对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加以了伪装,似乎所主张的不是一种“主义”,而只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与胡适不同,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不仅是第一个打破新文化运动“不谈政治”局面的人,而且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来“谈政治”的人。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他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热烈欢呼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赞扬布尔什维主义。针对胡适的文章,李大钊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作出回应,指出“谈政治”固然需要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的“问题”,但同时也需要积极宣传理想的“主义”。文章说:“《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在这里,他明确地主张自己的“谈政治”,就是谈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李大钊由此在中国思想世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确立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谈政治”的基础和出发点。

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在当时的影响也有限,但意义却是重大的。艾思奇将这场争论称为“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这一争论已经预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尽管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但总是属于一定“主义”的,总是表现为不同“主义”的政治哲学之间的竞争。那种抽象的不谈“主义”的政治哲学,固然也有人鼓吹,但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其鲜明的“主义”,而与其他“主义”的政治哲学显示出不同的思想特征。

三、从唯物史观出发谈政治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显著特征,莫过于以唯物史观作为“谈政治”的基础和出发点。在当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唯物史观,强调“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力主“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的学派和思潮称为“唯物史观派”。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发现了人的政治活动的动因,揭示了政治赖以存在与变动的真实基础,而不再把人的政治活动简单地看作是人的观念活动的产物,是由意识形态所最终决定的东西。这对于正确了解政治、反思政治、阐明政治具有基石性意义。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首先认同并强调这个观点的是李大钊。五四运动后,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上面已经谈到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另一篇是发表在1920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都比较集中地谈到如何依据唯物史观看待政治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在前一篇文章中,李大钊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准确、较系统的阐发,而以唯物史观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后一篇文章中,李大钊则通过新旧历史观的比较,对这一关系作了更详细的说明。他指出,旧历史观只是把历史认作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只理解为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新历史观则认为历史就是社会生活史,政治的历史不过是广大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对于社会生活变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

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虽然受到李大钊的很大影响,但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他在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和早期活动中,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为中心,着重运用唯物史观对上层建筑进行了探讨,对革命、阶级、国家、政党诸政治问题从哲学层面作出了阐发。这些问题,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急需解决的。这一特点,在他开始“谈政治”之初,就已鲜明地表现出来。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固然有其客观依据,有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但也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必须发挥革命、阶级、国家、政党的作用。他在《谈政治》中强调:“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就通过对唯物史观的阐发,引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主张从唯物史观出发“谈政治”,在于他们认定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陈独秀尤其强调这一点。“科学”本是他在发起新文化运动之初就倡导的一种新价值观,旨在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打破中国人对旧思想旧文化的迷信。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他又进一步扩大“科学”的内容,把实证社会科学、包括唯物史观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了广义的“科学”观念。他特别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李达则对唯物史观之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关系,作了更为全面的说明。他在1921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5号上发表《马克思还原》一文,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在他看来,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具有根基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正在于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唯物史观与政治学说本是关联一体的,可以合而论之、相互发明。邓中夏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要学派和思潮划分为科学方法派、唯物史观派和东方文化派,并对三派的科学性进行了比较。他在1923年11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6期上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指出从对待“科学”的态度看:“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而在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之间,由于前者不懂得唯物史观而后者主张唯物史观,因而唯物史观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是最具有科学性的。这样一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史观出发“谈政治”,就具有了实证科学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这些理解和阐释,使他们的“谈政治”从一开始就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和出发点,也使他们的“谈政治”比其他政治哲学思潮更为合理和深刻。正是立足于这个基础和出发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阐发,着重探讨了革命、阶级、国家、政党诸问题,由此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最初的基本内容。

四、关于革命问题的哲学思考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端之时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对改造中国手段的选择:是用革命方式,还是用改良方式?这个问题实是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所面临的一个老问题,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曾发生过反清革命派与立宪改良派围绕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五四运动所表现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精神,更激化了关于改造中国手段的争论,而争论的中心点就是:中国人要不要学习列宁领导的俄国人,以革命方式改造自己的国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自由主义者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严重的分歧。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与胡适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造中国应当采取何种手段。胡适主张通过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的“问题”,来逐渐改良中国社会;李大钊则针锋相对,认为根据中国的实情情况,只能以“根本解决”的方式来改造中国。他指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这段文字清楚表明,所谓“根本解决”的方式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

继李大钊之后,陈独秀亦强调以革命方式而不赞成以改良方式来改造中国。对于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只可开发实业、不可进行革命的主张,他通过比较中国与欧美的不同情况指出:“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他与李大钊一样,认为只有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才符合中国不同于欧美的实际情况。

当时一些人学着日本人的腔调,把共产党称为“过激党”,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过激主义”,认为革命本来是不会发生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制造出来的。针对这种论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发生革命的客观条件进行具体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革命有其客观必然性,并非什么“过激”之举。

李达在这方面的论述尤为细致而深入。在1920年12月出版的《共产党》第2号上,他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着重从一般理论上阐明了革命发生的原因,指出:“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资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他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例,驳斥了那种革命是“过激主义”制造出来的论调:“法兰西的大革命,在现代人心理中看起来,都说是发源于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可是我试问当时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俄罗斯的大革命,人都说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是我又问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无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他们不过是受了当时绝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总想打破现社会的压迫,脱离现政府的铁锁,就是他们想求生存求自由方行革命的。”因此,革命发生的原因,实是现存社会的经济生活及其对民众生存状况的影响。在1923年5月出版的《新时代》第1卷第2号上,他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进一步将近代中国置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视野,对其经济生活和民生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便渐渐侵入了中国的内地,中国固有的经济状况,全被破坏,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此便进于产业革命时代。直到现在,国际资本主义商品畅销全国,本国产业的状况也进到纺织工业的萌芽时代,手工业大受摧残,大多数人民遂陷于工钱奴隶和失业的地位。”他认为,这就造成了在中国发生革命的客观条件:“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

李大钊还通过对当时新发现的马克思文献《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解读,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历史总体运动入手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原因及其影响,指出:“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亦还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为止,总是如此”。可以看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这就通过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一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阐明了中国革命由发生而激烈而愈挫愈奋的深刻原因及其历史趋向。

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固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指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但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不是中国共产党作为“过激党”、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过激主义”制造出来的。这个观点以后一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近30年艰苦奋斗、取得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仍然用这个观点解释这一胜利的根源:“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因此,只有从唯物史观出发,才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革命理论及其实践,作出正确的理解。

五、关于阶级问题的哲学思考

与革命问题相联系,阶级问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开始就面对的重要问题。在近代中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最早讲革命的人,在他们之前已有反清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倡导革命;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却是最早认同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进行革命的人,因而他们从不把革命当做少数先知先觉、敢打敢拼的革命者的活动,而主张这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群众以阶级斗争形式所进行的事业。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指出的,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进行分析,从阶级关系上分清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重视阶级问题,在于通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两者经验的比较,发现只有从阶级问题入手,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才能找到在中国进行革命的基本力量。吴玉章就曾以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亲身体会谈到这一点:“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他感慨地说,只有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才看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认识到“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

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弄懂阶级问题,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中学得的。他们看到,这个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历史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李大钊指出:“我们看那马克思和昂格思(即恩格斯——引者注)的《共产者宣言》(即《共产党宣言》——引者注)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陈独秀亦指出:“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李大钊说的“阶级竞争”,陈独秀说的“阶级争斗”,都是当时对“阶级斗争”一词的翻译和表达。

从唯物史观出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从经济关系入手来理解阶级问题。李大钊指出,在西方思想家中,讲“阶级竞争”的并非只有马克思一人,但只有马克思才从唯物史观出发,从经济生活中寻找阶级斗争的最终原因。“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李大钊列举了欧洲历史上的基督教传布、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运动、法国大革命等重大政治变动,指出:“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特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从经济关系入手来理解阶级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无产阶级要形成阶级、展开阶级斗争,还需要实现阶级的自觉,即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已谈到,属于同一阶级的人们,只有“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才“有了阶级的自觉”。李达更强调了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条件,指出:“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注重现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陈独秀则撰写了《告北京劳动界》《告劳动》等对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意识启蒙的文告,引导他们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指出:“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毛泽东在组织和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提出劳工会组织要以培养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为其根本目标。他说:“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样一来,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中国无产阶级实现阶级的自觉,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就由理论而走向了实践。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阶级问题的探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解,有一个逐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主要基于近代西欧的现实,强调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首先依靠的也是支持革命的工人和士兵。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的发现和认识,最初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从组织、动员工人阶级和领导工人运动开始的。但中国的具体国情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大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很少、力量有限,因此在中国进行革命,就有一个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纳入进来的问题。1925年,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1926年,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序中更强调:“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然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看到并把握农民加入中国革命的现实可行性,还是在毛泽东1927年初深入考察农民运动高潮中的湖南农村、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这篇考察报告通过实地的具体调查指出,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报告进而对农民中的富农、中农、贫农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这就通过对农民的阶级分析,从中发现了支撑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阶级力量。以后的中国革命历程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不仅重视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还看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永远存在的。李大钊指出:“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依马克思所论,阶级的出现及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成为阶级之间相互敌对的最后形式;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后,将使这种斗争成为过去。只有在这时,马克思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才从此开始。因此,“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正是这样,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已经提出了通过阶级斗争达到消灭阶级的目标,由此来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阶级问题的完整理解。

六、关于国家问题的哲学思考

与革命问题和阶级问题相联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问题进行了着重阐发。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以革命手段改造中国,必然有一个如何对待国家权力的问题。换言之,国家问题是“谈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陈独秀在《谈政治》中就说:“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世界的不同政治哲学思潮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自由主义认为,现存的国家权力尽管存在弊端,但也不可加以根本推倒,只能用改良的手段来加以修补、逐渐完善;无政府主义则认为任何国家权力都是对人民的压迫和危害,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权力;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权力。正是这样,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持否定态度,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持认同态度,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很显然,这些不同的国家观不仅是关于国家问题的不同学理,而且形成了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不同回答,因而国家问题在五四运动后成为了不同政治哲学思潮争论的焦点。正是这样,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国家问题成为他们在“谈政治”时思考和探讨最多的问题。

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虽然打出了“不谈政治”的旗号,但实际上已对国家问题十分关注。当时陈独秀所倡导的新价值观,与“科学”并重的是“民主”。这个“民主”观念,以及据此由陈独秀所提出、李大钊所赞成的“惟民主义之国家”构想,其实就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为标本来阐明国家问题。而当他们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后,就开始以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民主”观念。李大钊首先提出,对“民主”的追求必须由资产主义民主转进为社会主义民主。他指出:“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Democracy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他看作与Democracy是两个东西。”陈独秀进而提出,要顺应时代发展更新“民主”的主体,使之由18世纪的资产阶级转换为20世纪的无产阶级。他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通过对“民主”观念的这些新解释,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国家问题。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奋斗目标。陈独秀在开始“谈政治”时,就把国家区分为“资本阶级的国家”和“劳动阶级的国家”两大类型,旗帜鲜明地反对前者而赞成后者,指出:“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他由此向中国劳动群众发出夺取政权、组织政府的号召:“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快快起来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组织一个真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将侮辱中华民族,压迫中国民众,掠夺中国富源等事实,一概消灭。”

围绕国家问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一争论成为了五四运动后重要的思想论战。李达在1919年6月18日出版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指出,“无政府主义全然不承认有‘国家的组织’”,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虽然也是不承认现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但是也要设一种代表社会的中央机关,用着他统一社会产业”,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也是要组织一种社会主义的政府,和那无政府主义根本打破政府组织的是不一样的”。1921年5月,李达在《共产党》第4号上发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对无政府主义的起源与流变进行了系统考察,着重对当时在中国思想世界最有影响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针对克鲁泡特金反对一切国家的主张,李达强调必须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并持不同的态度:“资本主义机关的国家、法律、政治,本是劳动阶级所痛恨的;若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法律,劳动阶级就会欢迎之不暇了。”陈独秀在《谈政治》等文中,运用唯物史观对国家政权的作用问题进行了阐发。他指出,政治的强权尽管带有“恶”的性质,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在人类历史进化中的积极作用;在争取人类进步的阶级斗争中,国家政权对于相互斗争阶级的胜负盛衰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他进而指出,对于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绝不能立即取消国家政权;相反,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有效地维系已经掌握的政权,保障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新型民主制度。他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为例指出:“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即克鲁泡特金——引者注)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

蔡和森与毛泽东也通过法中两国间的书信来往,在政治哲学层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无政府主义国家观,从两者的比较中揭示了前者的合理性和后者的不合理性。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致毛泽东的信中指出:“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并进而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实行专政的理由有二:一是“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不能改造社会经济制度”;二是“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他的结论是:“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即专政——引者注),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信中与自己的好友相呼应,也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错误:“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以后蔡和森继续深入研究国家问题,撰写了《社会进化史》一书于1924年出版。在这部书中,他吸取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思想,从人类学古史研究视域入手,对国家的产生、本质、演变、消亡诸问题作出了哲学层面的系统说明。这部书成为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文献。

在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同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了第二国际领袖人物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国家理论。这些领袖人物的国家理论,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但却在根本精神上立足于自由主义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从这种国家理论出发,以维护“民主”的名义对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加以指责。陈独秀把他们统称为“马格斯(即马克思——引者注)修正派”。这种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想分歧,尽管在当时中国思想世界影响不大,但仍然引起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警觉。1921年6月,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发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指出:“非社会主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乃是必然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必计较。只是最奇怪的地方,莫如社会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尤莫如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针对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意见,李达肯定了列宁的国家观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的一致性,指出:“据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因此造出法律,使这种压迫继续持久,借以缓和阶级冲突的机关。又据恩格斯说: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的一个证据。列宁因此引用他两人的说话,演出自己的国家观。”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民主”观念的首倡者,则对第二国际领袖人物所主张的“民主”进行了反驳。他在《谈政治》中尖锐指出:“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倒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问题的哲学思考还只是初步的,但他们毕竟已经开始运用“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在于打碎旧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建立新的“劳动阶级的国家”,从而在与其他政治哲学思潮的激烈竞争中,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大方向。中国共产党正是沿着这个大方向领导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在五四运动30年后使一个新中国诞生于世界的东方。

七、关于政党问题的哲学思考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革命、阶级、国家等政治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还对政党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进行了最初的哲学思考。在此之前,不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还是中国近代哲学家,都未曾把政党问题作为政治哲学问题;只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才结合他们所致力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开始把政党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来加以思考,使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题中应有之义,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大特色。

今天所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上对建党意义作出阐发的文献,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从法国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在前信中,蔡和森把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合称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认为四者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他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因此,他力主在中国“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认为这个党必须是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在后信中,蔡和森进一步联系中国实际阐明了建党的重要性,提出了建党的基本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对于蔡和森的这封信,毛泽东深表认同,在复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把这封信收入了他所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辑,并在信前加了一个提示性小标题:“共产党之重要讨论”。这一讨论当时只是在新民学会内部进行,严格来说主要是在毛、蔡两人之间展开,但由于毛、蔡及新民学会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讨论”。回首中国共产党的近百年历程,历史早已证明此言非虚。

具体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的问题,发起和领导党的创建工作的南陈北李,从政治哲学层面作了更多的思考和阐发,为这个党从一开始就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党,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

李大钊在1921年3月出版的《曙光》第2卷第2号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对近代中国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得失成败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总结。他首先对清末民初的政党兴衰进行了衡论,指出:“中国自满清道、咸(即道光、咸丰两朝——引者注)海禁大开之日,就有受些欧化洗礼的两个大党产生,一是同盟会,一是强学会。强学会的成绩是戊戌变法。同盟会的功业是辛亥革命。他们都自有他们的价值。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他进而对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学生团体提出了批评,指出:“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正多。到了现在又有‘强弩之末’的样子,令人正自伤心无极。”他由此提醒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要求他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一定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说:“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他所说的“C派的朋友”,就是指正在从事建党大业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希望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成为“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只有这样,这个党才能成为“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坚强领导者。

陈独秀在1921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明确地提出在中国进行政党改造的目标,在于创建与资产阶级政党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政党,即“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他指出:“有产阶级各政党底过去的成绩,造谣、倾陷、贿卖、假公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如不彻底改造,中国的政治绝没有改造的希望;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然而,中国共产党能否不负中国人民的希望呢?陈独秀指出:“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在这一号《新青年》上,还刊登了张申府的法国来信和陈独秀的复信。张信谈到:“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相信马克思的很有,但未必真懂得、真感着非革命不可,真肯以生命来换。”陈信则强调:“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当时的张申府正着手中共旅欧支部的创建工作。陈信所强调的,正是革命年代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后来,从中共旅欧支部中果真走出了一批“以生命来换”中国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富有远见地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问题。这个讨论是在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中展开的。蔡和森在1920年9月16日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毛泽东则在1921年1月21日的复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毛泽东对于唯物史观的论述并不多,但他的这一论断却精辟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抓住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中的一个极关键的问题。在以后的中国革命中,正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党与哲学的关系,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作出了最为重要的思想贡献。

以上引述的这些文献,都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所撰写发表的。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就已经对这个党进行了最初的哲学思考,使这个党从创建时起就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哲学基础、有奋斗理想的革命党,既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又不同于近代的资产阶级政党,由此而昭显出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们的“初心”。

八、回溯历史中需要把握的问题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回溯百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上述内容固然重要、值得重视,但还有三个关键性问题尤其需要加以把握。

第一个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开启的意义。五四运动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有其具体的主体,这就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特殊群体,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中国的困境与出路,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从而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初进程。尽管他们所理解和阐发的“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还有比较大的局限性,特别是他们尚不懂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的关联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问题,但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毛泽东、习近平都引用《庄子》书中的这句名言来评价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其中的意义也可以作这样的看待。

第二个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用的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作用,在本文开头所引毛泽东的论断中早已有了明确的评价;但由于近些年来在中国思想世界重新出现了多种思潮相激互动的格局,因而又产生了与之不同的评价。在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讲政治、讲革命、讲阶级斗争,只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激进主义”或“反传统主义”。他们由此贬抑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理性与正义性,遮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贡献和思想价值,进而否定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与精神遗产。为了回应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就需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及其作用,予以历史主义的考察、疏理和衡论,阐明其思想内涵、理论贡献和历史影响,并进而昭显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与精神遗产。

第三个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传统与资源。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百年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积累了丰厚的资源。进入21世纪后,政治哲学研究再度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大热点,许多人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但是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从哪里去寻找自己的传统和资源呢?则是一个有等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有的研究者只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寻找,有的研究者力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求得,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就有着这些东西,因而只需在传统文化上下工夫即可。而五四运动后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则往往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探古问今、东寻西找,却看不到只有这些先驱者的思想与志业才是自己要找寻的活水源头,其中正有着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需要直接承续的传统、所需要认真吸取的资源。这样一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回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昭显这一传统,发掘这一资源,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21世纪的开展,就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了。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