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杜小安

宗教与科学是影响当代人类最大的两种普遍力量。宗教作为人性内在的形上诉求，是对社会生活的终级意义和目的的确信和关怀。科学作为探索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是以反映现实世界及其规律为内容、并通过逻辑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系统，是普遍理性与经验事实的结合。在人类经历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语境的变迁之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宗教与科学对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具有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在当今人们对工具理性和唯科学主义疯狂崇拜的时代背境下，我们冷静地反思现代语境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语境的变迁与困境

在前现代社会，自然经济和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神圣化的宗教权威高于一切。在君权神授的思想支配下，宗教权威高于世俗权威、教权高于王权，社会关系依附于宗教法规、家庭伦理和皇权官僚体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科学依附于宗教，理性附属于信仰。

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弘扬理性和人性的人文主义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冲击了中世纪的思想和制度。近代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人的觉醒和解放。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人文精神和理性权威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肯定，理性与科学被捧上了神坛，而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学与教会权威给予了颠覆性批判。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们高唱“理性”的赞歌，向往“理性的王国”，提倡用理性作为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尺度，把封建专制制度比作漫漫长夜，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逐现实的黑暗，消灭专制王权和贵族特权。他们强调只有科学才能使人正确认识自然，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址，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新社会理想。德国启蒙思想家康德则以德意志民族特有的理性思辨精神对启蒙运动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他主张把人看作具有理性自主能力的人，认为理性是人类具有的天赋能力，在支配人类行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主张人类为自己立法，而人类为自己所确立的法则就是理性。于是，理性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成为欧洲文明的最高价值标准。19世纪的欧洲也被称为“理性的时代”。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现代性”正是指启蒙运动以来在科学和理性支配下新的世界体系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在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并不断推动社会向着理性和科学所指引的目标发展。在社会生活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市场建立，世俗化社会开始建构，民族国家逐渐诞生，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逐步确立。现代性社会的主要特征包括：理性化、世俗化、世界的祛魅化、民主化、异化、商品化、普世主义、工业社会、同质化、单一化、官僚体制等等。

然而，19世纪后期，欧洲许多思想家开始对这种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和缺陷进行反思和批判。法国现代诗人查理斯?波德莱尔在现代思想史上首次使用了“现代性”这个词。他曾在诗集《恶之花》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那种以现代性为特征的公共道德的一种反感。他以其敏锐的艺术家眼光观察到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懒散、堕落和无所事事现象对人们的心灵所带来的危害，已经看到了理性的力量以及理性的法则在人类的生命激情面前所表现的苍白和无能为力感。同时，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开创性地提出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而且在现代哲学史上首次对西方理性传统中的基础主义思想提出了挑战，放弃了对作为终极实在的某种实体的追求，以效果来确定实在的意义，揭开了现代哲学反形而上学的序幕。此外，德国思想家尼采对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的批判更为激烈和彻底。他不仅对19世纪的理性主义思潮嗤之以鼻，而且对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化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而他批判的根据是人的本能应当高于理性。在后现代的哲学家看来，尼采的思想正是他们在反对现代主义的过程中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尼采自然地被推崇为后现代思想的先驱。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对传统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不仅限于哲学领域，而且在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建筑学、伦理学以及艺术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提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理性主义的扩张，现代社会生活其实就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他把现代性看作是人类以高昂代价追求到的一种过程。在现代性实现过程中，个人自由、理性化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是以人的永恒的不满足状态和官僚体制异化作为交换代价的。在现代社会里，人变成了理性的工具、市场的商品、机器的附庸、官僚机构的奴隶，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于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潘维兹1917年的《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他用“后现代”一词来描述20世纪西方文化中的“虚无主义”。[1]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个词普遍出现在文学批评中，70年代以后出现在哲学领域，主要是指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这个词还通过各种传媒引起了普通人的关注，被用来指20世纪90年代的整个西方文化风格和样式等等。直至今天，“后现代”早已经成为西方各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形成了后现代思潮。

后现代思潮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表现了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的理论设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派别：一派是被称为“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当代法国哲学，以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为代表。德里达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三本重要著作中建立的以“反逻各斯中心论”为核心的解构理论不仅对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理性精神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是对整个西方传统理性提出了挑战。他提出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抹去了一切人为的传统规范，不受传统文化的束缚。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方哲学的思想根基，使人们寻找精神家园的希望破灭。福柯用一种所谓的“谱系学”（或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人类思想文化展开研究和批判。虽然他的批判是非理性的，但他为一切弱小的、被压迫的人和物正名张目。他的理论对西方理论界发生了重要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一种主调。利奥塔则从知识论角度论述后现代的文化特征，他强调知识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肯定文化的多样性，但他过分强调对知识的解构性理解，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游戏，抹煞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否定理性与客观规律，导致了相对主义。[2]第二派是美国哲学家罗蒂新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观。一方面，罗蒂始终致力于清算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力图摧毁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镜式哲学”，另一方面，罗蒂试图复兴实用主义哲学，主张用解释学方法沟通英美的科学主义哲学和欧陆的人文主义哲学，想用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方式来捍卫西方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第三派是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这一类哲学家并不赞同用颠覆、解构的方式去对待传统思想文化，而是力图复兴、更新某种传统哲学或神学以克服后现代的文化危机，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哲学家格里芬、瑞士基督教哲学家汉斯・昆等。格里芬借鉴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有机论哲学，提出了一种积极的和修正的后现代的科学观，即整体有机宇宙观，主张把人类看做可以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一个整体，通过“科学的返魅”的方式来突破启蒙理性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立。汉斯・昆建立了一种走向后现代的神学范式，明确提出要借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来解决当代基督教神学面临的困境，主张通过现代科学与宗教传统之间、理性与信仰之间的调和与对话来解决当今世界显现出的文化的矛盾和冲突。

二 现代语境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千百年来，科学与宗教、理智与信仰、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之间的鸿沟始终都存在，并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而有新的表现形式。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又有着不同的型态和特点。从整体上看，宗教与科学在现代语境下经历了并存、冲突与互济三个阶段。

（一） 前现代语境下宗教与科学的依赖性

从历史起源的角度看，宗教与科学都是从原始的巫术文化中脱胎而来的，因此，宗教与科学在前现代社会当中具有相当大的统一性和相互依赖性。巫术，中文也称“做法”或“法术”。巫术是人类企图对环境或外界作可能的控制的一种行为，它是建立在某种信仰基础上，是人类为了有效地控制环境（外界自然）与想象的鬼灵世界所使用的手段。巫术既是古代先民谋求和改善衣食住行等生存条件的一种实用手段，也是面对大千世界进行精神探求的一种认知形式。它不仅渗透于古代先民的日常生活和信仰心理的各个方面，而且也深深地杂糅于先民的原始知识和实用技艺之中。人类社会后来的一切文化形态，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都毫无例外地可以在巫术中寻找到它最初的基因。

在前现代社会，宗教往往借助一些科学知识来维护自己的神圣地位，而科学借助宗教为自己的发展提供现实的可能空间与合法性依据。例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一个集政治、学术、宗教三位于一体的组织，它是一个研究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学术团体，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有秘密仪式和严格戒律的宗教性组织。毕达哥拉斯提出“万物皆数”的命题，发现了著名的“勾股定理”。他还认为，对几何形式和数字关系的沉思能达到精神上的超越与解脱。在中世纪，天主教在欧洲长期占居绝对统治地位，天启真理成了唯一的最高真理，科学认识被宗教信仰所排斥。到中世纪后期，天主教会开始吸收古希腊罗马哲学和科学知识来服务于宗教信仰，把托勒密地心体系、亚里士多德哲学等理性知识与天主教信仰结合，建立了经院哲学体系。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IX，1227-1241在位）精心地改造并利用托勒密学说为天主教信仰服务，宣传地球居于宇宙中心是上帝把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类放在宇宙的中心去管理天地万物的结果，直到“哥白尼革命”后才推翻这个理论。托马斯主义把亚里斯多德哲学与天主教信仰结合起来，宣扬“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是神学的奴仆”的观点。托马斯・阿奎那将哲学和神学分开，认为神学真理来自上帝的启示，是信仰的真理；哲学真理从辩证推理得来，是理性的真理，哲学理性要为神学信仰服务，从而实现了理性与信仰的调和。在中世纪基督教一统天下，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的情况下，科学与宗教还谈不上真正的对立和冲突。

在中国，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巫，祝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清代段玉裁在注中认为巫、觋皆巫。我国古代的巫有官巫和民巫两种。官巫验测国运，预卜战争，司掌宫廷祭祀，记辑王言，编纂史册。民巫则为民间祈禳、求福、驱邪免灾，预测丰歉，医疗疾患。科学发展史表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从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堪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医学、生物学、建筑学、航海学等，以及“四大发明”，都与官方和民间儒教、道教、佛教的具有神秘主义和巫术风格的宗教和政治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在中国历史上，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李淳风、一行、徐光启等人，一方面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另一方面又是著名的医药学家、化学家、算学家、天文地理学家、农学家等。[3]同样，也正是由于受儒教、道教、佛教等神秘主义和宗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使中国古代无法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他认为，儒家自然观、注重实用、科举制度、重道德轻经济等文化传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压制是中国古代无法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根本原因。

（二）现代语境下宗教与科学的分离和冲突

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随着科学技术日益独立化、专业化和工具化，尤其是宗教改革以后宗教思想和宗教生活的世俗化、理性化、人间化，甚至科学化趋势，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增添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创始人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对存在的反映，而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从感觉经验开始的，人对自然界真正的知识只能从经验中获得。他因此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但他还赞成中世纪就已经出现的“二重真理论”，主张把人的知识分为神学和哲学两种。他认为从经验得来的自然真理和从上帝启示得来的宗教真理同时存在，同样重要，主张人应该阅读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前者是来自上帝的信仰启示，后者则来自人对自然物质世界的感觉经验。在这里，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获得了平等的地位。近代法国理性主义哲学鼻祖笛卡尔及其学派提倡二元论，强调以思维为属性的独立的精神实体和以广延为属性的独立物质实体的并列存在，即通常所谓的精神与物质之二分法。他认为这两个实体都是有限实体，而上帝才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因。他因此还试图通过数学方法证明无限实体，即上帝的存在。尽管这时有天主教会宗教裁判所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反对，有对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的迫害，但从近代科学诞生的历程来看，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观念促成了16、17世纪的科学诞生，许多虔诚的新教徒们积极忘我地献身于科学研究活动。在他们身上，基督教信仰和科学观念不仅不是冲突的，恰恰相反，它使科学探讨获得了神圣的根据，成为引导科学家开展科学活动的精神内驱力。牛顿的自然哲学里蕴含着浓厚的基督教神学意蕴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德国哲学家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了宗教信仰存在的客观真理性与合理性。康德在认识论上把世界分成现象界和自在世界。他认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只是事物的现象，即经验及可能经验的事物。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所以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而物自体或本体、自由、灵魂、上帝等存在是超自然的事物，属于信仰范围，根本上是不可知的。由于现象界和自在世界两个世界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康德提出审美的主观性与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学说、自然界的内在目的性与外在目的性学说，试图沟通此岸与彼岸的鸿沟。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当中提出，如果人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是为了适应人道德的需要而假设的存在。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把人放在了核心的位置，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而人的理性成为最高的权威。在他这里，人的理性获得的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唯一可靠的真理，而宗教信仰和上帝变成了人为了实践道德律令而建立的一种假设而已。科学和理性被他请上了神坛，而宗教和信仰仅仅成了为人的道德实践服务的“工具”和“稻草人”。宗教被科学进行了“釜底抽薪”般的颠覆。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59年出版了震动世界的著作《物种起源》，他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