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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井灌园,情真意切
点击:     发布时间:2006-05-30

武大哲学系自1956年恢复重建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遵循李达同志制订的办系方针,不断取得辉煌胜利,蜚声海内外。当此110周年校庆之际,回眸自己随着哲学系成长的斗争历程,不禁感慨万千。

1958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武大哲学系。李达校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当时全校热气腾腾,大炼钢铁,操场上炉火熊熊。9月12日,毛主席来校视察,接见全体师生,幸福热浪冲激心田,无比兴奋。接着,随哲学系全体师生下放红安七里坪劳动锻炼,与公社社员实行“三同”。次年5月回到珞珈山。此时才明确我的任务是教中国哲学史。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是萧萐父同志。我本来一心想研究自然辩证法,对此毫无思想准备,颇为犹豫。经李达、余志宏同志开导,乃愉快地接受任务。同萧萐父、李德永同志一起组成中国哲学史教研组。我们是同龄人,刚过“而立”之年,同在北大学习,同到红安劳动,感情颇为融洽。萐父同志在文教战线工作多年,有教学经验,德永同志写有《荀子》专著,胸有成竹。我是刚出校门,踏上新的生活旅程,决心追随他们前进。讲授中国哲学史,对我们来说,都是新课题。“初生之犊不畏虎”。首先合写了一篇文章《粉碎资产阶级哲学史观,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而斗争》。[1]这可说是在红专大辩论气氛下,公开发表的一篇战斗宣言,旨在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明确宣称,讲授中国哲学史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跟先哲亦步亦趋;而是为了贯彻恩格斯的指示:“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没有别的手段”。[2]文章在武大学报发表,彰扬了我们的学术思想境界。我们反复讨论了教学指导思想,明确几条原则:一是狠抓“两典”,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牢牢掌握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方针;认真钻研中国哲学古典文献,做到言必有征,不发空论;二是潜心科研,“深打井,横开沟”。批判继承乾嘉朴学精神,克服浮浅学风,陈修斋先生说得好,“要给学生一瓢水,先得准备一桶水”,因此,不打深井不行;三是内容的轻重取舍,采取“藤瓜并举”方针,中国哲学史年代久,学脉繁,人头多,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思想发展的脉络(“藤”)要疏理清楚,重点人物的重点思想(“瓜”)要剖析深透,使学生听后能打上深刻烙印,举一反三。教研组在集体备课方面狠下功夫,课前集体策划,讲义集体讨论、修改;讲授时相互听课,课后集体点评,找出差距。“三个丑皮匠,胜过诸葛亮。”当时分工,萐父、德永同志任主讲,我作辅导。萐父同志讲课,论史结合,中西贯通,时而广征博引,条分缕析,时而激情迸发,动人心弦;德永同志讲课,脉络清晰,分析深透,或字斟句酌,层层剥笋,或幽默雅趣,引人入胜。同学反映听他们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我作辅导,紧密配合课程内容,答疑解惑,适时导读古代哲学名著,以开阔眼界,加深对正课的理解。还顶风冒雪深入学生宿舍作辅导,给他们送去参考书;组织课堂讨论,将写得深刻的发言稿,加以修改,推荐到武大学报和《江汉论坛》发表。学生称这种辅导为“送货上门”。由于这门课讲授质量高,辅导配合好,要求学生严,师生关系融洽,受到普遍欢迎。同志们称教研组为“三驾马车”。

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搞好科研。当时没有现成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编写教材,成为当务之急的科研任务。李达同志主张,哲学系必须逐步实现各门课程使用自编教材。他特别鼓励我们说:“冯友兰先生能够一人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你们更应该写一部;他写一百万字,你们也要写一百万字。”这是对我们的重大鞭策。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普遍缺乏营养,萐父同志以身作则,团结大家,克服困难。一个个患了水肿,仍夜以继日,咬紧牙关,束紧腰带,分工合作编写教材,德永同志承担先秦和宋明部分,萐父同志承担魏晋隋唐和明清之际部分,我承担两汉、近代部分及古代哲学名著选读。写出初稿,一起讨论,反复修改。苦战三年,终于完成百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史》(古代部分),由学校先出油印本,后出铅印本,实现李达同志的期望。同时在萐父、德永同志协助下,我完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注》,几经集体修改印刷,为兄弟院校借用铅印。

通过教学,深刻认识到明清之际哲学富有早期启蒙思想特色,对近代思想影响甚大,值得深入探讨。于是萧萐父同志倡议两湖地区联合召开王船山学术讨论会,以推动学术繁荣。倡议得到李达同志的大力支持,湖北省社联也十分赞同。为此萐父同志开始筹备工作。1961年冬,请李达同志亲自写信,派我赴长沙联系,湖南社联同志非常热情,同意联合召开,并由他们主办。遵照李达同志指示,我趁此在长沙、衡阳进行船山史迹访问。先后访问了二十多人,并到湖南省历史博物馆、船山学社、湖南省图书馆查阅遗物、资料,访问了湘西草堂、船山书院、船山墓。回校写了《船山史迹访问记》,在《光明日报》连载发表。萐父同志带头撰写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他相继完成《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两篇长文,推动武大和武汉地区十多位教授、学者纷纷撰写宏文,准备与会。萐父同志为我定的任务是研究王夫之的易学代表作《周易外传》。这对我来说实为艰巨。没有书,他将自己的藏书借给我;标点时有些地方把握不准,他帮我决断;此书文字晦涩,靠他为我解难;写出《〈周易外传〉中若干辩证法思想》初稿,他同德永同志帮我修改。1962年,长沙举行的“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盛况空前,全国第一流学者云集长沙,会上争论十分热烈。萐父同志的论文受到一致好评。会后,我们这三篇论文和一篇访问记都被编入中华书局出版的《王船山学术讨论集》。萐父同志的研究,为尔后全面探讨明清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则由研究船山易学而发展到对《周易》的浓厚兴趣。船山学术讨论,对我而言可谓初战告捷。由此尝到了“深打井”的甜头,此后受用无穷。

在哲学史领域从事科研,还必须克服当时普遍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如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公式化,哲学斗争阵营的标签化,古为今用的庸俗化等。为此武大哲学史教研室陈修斋先生和萧萐父、杨祖陶同志写了多篇文章,阐明正确认识,传播武大的声音,令人瞩目。我从他们的文章里受到深刻启迪。那时,学术战线斗争十分激烈。中国哲学史方面,就有关于《周易》哲学性质的论争,有批判继承问题的论争,更有关于“合二而一”、孔子思想的争论。尤其严重的是,有的人着意将学术争论,无限上纲,指斥为政治斗争的新形式,借着批判学术观点而意在整人,扼杀百家争鸣局面。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潜心学术研究,忙着“深打井”,清理传统哲学精华,而未卷入那些背离双百方针的“批判”活动,慎重地引导学生辨别学术斗争中的真伪是非。

中国哲学史教师,同样负有教书育人任务。为此自己必须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洪流,经受社会实践的考验,锤炼一颗红心。教学过程中,我曾四次带领同学深入农村。1960年,去红安七里坪,曾经劳动锻炼过的地方,参加农村“反五风”活动,即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作风等。61年,到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巩固按劳分配制度。64年秋以省委工作队员身份,到孝感参加“四清”工作,为期一年。66年初,响应毛主席号召,带领毕业班学生到农村“滚一身泥巴”,与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些活动中,时时注意为人师表,起表率作用。我同哲学系所有青年教师都是在这种火热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家都自觉地坚持着:生活上低标准,政治上严要求,学术上脚踏实地,教学中满怀热情,保持蓬勃朝气,发挥十足干劲。三年的困难生活,没有将我们摧垮,社会上的赫风险浪,未能使我们晕头转向。教研组同志苦乐与共,疾病相扶持。那时萧萐父同志享受一点特殊生活补助,每月多配给少量食油,他却用来与我们共享,“相濡以沫”,共度难关。萐父同志满怀激情写了一首诗《一九六三年除夕题卡赠友人》,高声吟道:

梅蕊冲寒破雪开, 东风指日扫阴霾。

灾痕消净春潮涨, 吸取诗情向未来。[3]

诗中藐视困难,迎接春潮,信心百倍去争取新胜利。这首诗无疑反映了教研室所有同志的共同心声。尽管那时学术斗争环境异常艰苦,我也决心抱着高昂斗志,以笔代剑,长期投身文化战线。1965年曾呕诗一首题于学术笔记《青霜集》扉页以自励:

文化遗产夸豪富, 琳琅珍品耀九域。

探宝首须披榛莽, 跋山尤贵取险途。

时惕巫觋施妖术, 诱骗良知堕深谷。

砺我夔龙青霜剑, 胸横北斗斩鬼蜮。

现在看来,这诗未免充满火药味。须知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在武大这座饱经桑沧的学府里,冒着浓浓的硝烟,经受一次又一次严酷考验,逐步成长起来的。往事历历在目,40年掘井灌园,情真意切,教学相长,无怨无悔。我能由一个贫穷山村的放牛娃,成长为高等学府的教授,不能不感谢武汉大学为我提供的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是武汉大学给我以教育,给我以力量。没有武大哲学系的蓬勃发展、壮丽辉煌,就不会有我个人的今天。纪念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怎不令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憧憬再铸辉煌,不禁放声高唱:

东湖珞珈相映美, 黉楼广厦林中藏。

烽烟浩劫经磨难, 迎来涅槃火凤凰。

科苑攻坚惊神鬼, 杏坛振铎育栋梁。

欢庆华诞齐抖擞, 竞为学府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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