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报业网12月11日报道2010年10月31日,应母校武汉大学之邀,我有幸参加了老校长陶德麟教授八十华诞庆祝活动,再次领略了一代名师的风采。

陶德麟教授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我在他身边工作,担任秘书。由于他年轻时曾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李达先生的秘书,为此同学们戏称我为“李达秘书的秘书”。这个说法半是玩笑半是羡慕,可见陶先生在年轻学子心目中的地位。

退休后为了保持工作状态,陶先生作息很有规律,但祝寿前的那几天完全被打乱了。生日前夕,特别是10月30日那天,从全国各地前往陶先生家拜寿的人一拨接一拨,不少客人都是一下飞机就直奔陶先生家。陶先生伉俪也很激动,整天都在迎来送往,一直忙到后半夜。由于说话太多,导致陶先生的嗓子沙哑了,甚至轻微咳血。事后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那天前来拜寿的有上百位,其中不乏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界的名家。一位好的校长、名师之于一所高校何等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母校武汉大学历经百年沧桑,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李达、刘道玉、陶德麟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或开创,或传承,或弘扬,彰显“自强、弘毅、求是、拓新”之武大精神,堪称一代名师。巧的是,这6名校长中竟有两位法学家、两位化学家和两位哲学家。武大因为先后产生了两位“法学家校长”、两位“化学家校长”和两位“哲学家校长”,从而使其法学、化学、哲学成为我国学术领域的“重镇”。

李达和陶德麟两位都是哲学家,李达是党的“一大”代表,而陶德麟则是李达的学术助手和秘书。

哲学家校长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毛主席曾尊称其为“鹤鸣兄”(李达字鹤鸣)。他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主席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主编了经典哲学教材《唯物辩证法大纲》。他是新中国哲学学会的首任会长也是唯一的一任会长。他敢于坚持真理,与毛主席讨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时曾争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当林彪拼命鼓吹“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顶峰)时,他认为“顶峰论”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而坚决反对,以至招来灭顶之灾,“文革”爆发后不久便被迫害致死。李达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理论界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楷模。

陶德麟是李达亲手选定的学术助手和秘书,在李达校长身边工作了13年,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李达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整整13年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永志难忘。”《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主编是李达,但执笔人是陶德麟。李达开创了武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陶德麟将这一学科优势传承并发展,但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李达的学生和哲学的探索者。在李达去世26年后的1992年,陶德麟也担任了武大校长,他以哲学家的大智慧致力于打造“和谐武大”,让武大停止折腾,重新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2010年10月31日是陶德麟先生八十华诞。国内哲学界、理论界名流齐聚武大,共贺这一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八旬华诞,探讨其哲学思想和理论贡献。走过80年的精彩人生,陶德麟教授被学界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力的前辈学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代化和大众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教育部部长、哲学家袁贵仁在贺信中赞扬他“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

作为李达的“哲学传人”,陶德麟让武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李达开创的基础上不仅薪火相传,而且不断创新,有学者认为武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形成“李陶学派”,其突出风格是追求“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

陶德麟先生不仅在哲学理论上造诣精深,而且国学功底深厚。他是哲学界公认的书法家,幼时受过严格的书法训练,书法刚柔相济,风格洒脱隽永,自成一体。他16岁就能写出一篇篇老练的文言文和古典诗词,或意境高远,或直抒胸臆,才气和学养并美。1978年夏天,他从北京参加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归来,乘兴写下了一首《西江月》:“山外骄阳暗下,林间好月初悬。微风过处听鸣蝉,一派清光如鉴。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他还酷爱京剧,幼时即能模仿各种行当流派的唱腔,成为能担当主角的“童票”；在武大工作后,他曾与教师中的“名票”一同登台演出。1992年春节前,湖北知识界举行迎春联欢会,他为京剧名家京胡伴奏,共同表演《霸王别姬》,掀起联欢会高潮。

光阴荏苒。八旬高龄的陶德麟先生每天仍在忙碌,写书、做课题、带研究生、开学术会议等,一刻也没闲着,思维之敏锐不亚于年轻人。著名漫画家、武大校友方成先生是漫画界公认的健康“冠军”,曾写过一首有趣的“养身”打油诗:“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看来,方成先生的养生哲理在陶德麟先生身上得到了成功验证。智者乐,仁者寿,祝愿陶德麟先生福寿康健。（本文作者刘双平，现任本山传媒宣传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