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先生在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曾经说过:李达先生是他的恩师和引路人。作为陶先生的学生，我们深切地感到陶先生也是如此：他既是我们的恩师，也是我们学术道路、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他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教育理念、高尚师德和人生智慧，都使学生们深受教益。

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79年级的本科生。1982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同班的三位同学晚饭后在校园散步。其中一位同学说：“陶先生是我们系最有名的老师，我们听过他的课，但一直没有机会与他交谈，我们不能虽然读了几年大学却从没有直接接触过最有名的老师，不如我们现在去向他请教吧。”于是，我们三位同学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来到珞珈山东麓一栋非常老旧的房子的二层，冒昧地敲开了陶先生的家门。出乎我们的意料，陶先生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门，并让我们围坐在他家狭小客厅的餐桌边，还给我们倒上了茶水，他的和蔼可亲很快消除了我们的拘束感。我们提了很多专业学习方面的问题，陶先生非常认真地倾听并一一作了细致的解答。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就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征求陶先生的意见时，他建议我们小题大做，即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小问题作深入研究。他说，好多学生做毕业论文都喜欢做一些大题目，甚至想搞一个新体系，有这种雄心壮志很好，但由于与学识、能力、时间和精力不相称，效果并不一定好。他还举例说，上一届本科生有人坚持要以“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同一性问题”为选题做毕业论文，因题目太大，虽然费了很大的劲，最后还是不得不换题目。我们几个本科生唐突地造问，而陶先生与我们一聊就是近两个小时。这是我与陶先生的第一次接触。

1985年春，教育部下文明确规定硕士生可以提前报考博士生。那时，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谭臻教授指导下已读了两年的硕士生。经导师推荐，我提前一年报考了陶先生的博士生。当时，武汉大学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很小（当年为40人），而报考陶先生的博士生的人很多。与别的考生相比，我不仅年龄最小，而且资历最浅，因此，我面临的竞争很激烈，有的考生甚至凭自己的特殊关系断言他肯定会被录取而我会被淘汰。然而，陶先生并没有考虑其他的非学术因素，而是根据考试成果录取了我。就这样，我有幸成为陶先生的博士生。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陶先生鼓励我们进行研究性学习，要求我们苦练基本功，着力培养我们在国内外学术前沿创造性地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那时，学校尚未明确规定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才能获得学位申报资格，但陶先生的博士生都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了论文，有的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而且，就我所知，所有这些论文都不是陶先生利用他的学术影响推荐发表的，而是学生自己投稿的。这些论文之所能够发表，就得益于陶先生对于博士生们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的培育。所以，在人才培养上，陶先生就像一位高明的医生，善于“治本”而不只是“治标”。除课程学习外，陶先生还经常组织我们进行专题研讨。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倡导学术争鸣。专题研讨过程中，他总是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对各种不同的、甚至是与他本人根本相左的持之有据的学术观点都持开放、包容和欢迎的态度。读博期间，我曾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提出了与陶先生很不相同的学术见解。当时有人跑去向陶先生“告状”，说我发表与导师不同的学术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陶先生严肃地批评了那位“告状”者，反而对我进行了肯定和鼓励。

陶先生之所以会鼓励我这样有些离经叛道、竟然敢于发表与导师根本相左的学术观点的学生，源于他特有的教育理念。作为一位教育家，陶先生历来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他认为，为人的大“格”必须恪守，但个性不能压抑。他常说，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像流水线那样生产，必须使他们各有特点，各展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在他看来，要求学生的学术观点必须与老师保持一致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那样不仅会扼杀学生的个性，而且很难有真正的学术创新和学术进步。陶先生“不拘一格育人才”的教育理念和爱才惜贤的情怀，曾惠及很多年轻学子，而且远远超出了他的学生的范围。例如，1997年，有一位湖南考生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的硕士生，当时这位考生已在古汉语研究方面发表了几篇有相当学术质量的论文，但外语未考过线。得知此事后，当时已卸任校长职务的陶先生专门写信给学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力主破格录取，最终使这位考生得以圆梦。这位年轻人毕业后，又考取了北大博士生，现在早已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陶先生对学生宽严有度，听他的教诲如沐春风。长期以来，每逢博士生入学面试、开题报告、综合考核或论文答辩，即使再忙，即使是近年来年事已高，陶先生也都尽力参加，并且总是提前到达，往往比别的年轻教师到达还要早。陶先生能参加这类活动，学生们都特别高兴，很多已毕业多年的学生也会瞅准机会前来旁听，因为大家都特别想听陶先生充满人生智慧的亲切谈话。记得有一次举行论文评阅会，对博士生进行综合考试。评阅会首先由学生报告自己的论文，然后由教师进行评议。与以往的一些活动不同，这次论文评阅会显得气氛非常凝重和沉闷。开始时，教师们还只是说学生们写的文章毛病很多，如观点不明确、论证不充分、逻辑不严谨、文理不通、语言文字表达不畅等等。说着说着，教师们越来越生气，并逐渐产生共鸣，感觉有点群情激愤的样子。其中，有教师言辞激烈地说：“有的博士生写的东西还不如小学生，标点符号都是错的，不知道你们整天在干什么，读了书没有！”面对教师们的尖锐批评，在座的博士生都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有的额头上沁出了大颗的汗珠。看到学生们连大气都不敢出，陶先生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他对教师们说：“你们不要这样斥责学生，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他们写的文章有一丁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就要充分地加以肯定；有一丁点创新的地方，就要充分地给以鼓励。不要一味地批评。”陶先生说过之后，其他教师才慢慢平静下来，学生们也才透过气来，紧张的气氛才有所缓和。陶先生的一席话，充满了对于两代学生的关爱和期待。在座的几位教师都是陶先生的学生，陶先生当然理解他们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但他希望他们明白应当怎样当好教师；在座的学生则大都是陶先生的再传弟子，他自然乐见他们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迅速成长为有用之才，但他希望他们接受到的是一种平和的、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心灵的教育，而不是“粗暴”的训斥。

陶先生胸襟广博、宽厚慈祥，平易近人，风趣幽默，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人在无形中受到感染和影响。对学生们来说，陶先生是恩师也像慈父，是长辈也是朋友。有一次学位论文答辩会后，几位博士生与教师们一起聚餐。因为论文答辩的结果不错，所以大家都心情很好，气氛也比较热烈。更让大家高兴的是，陶先生也参加了聚餐。那天陶先生很开心，讲了一些很有趣味的笑话，逗得大家乐呵呵的。因为很少见过他老人家如此高兴，所以大家就开始有些“放肆”，竟然谈论起各自的辈份来。有位师从陶先生的年龄很小的女生，平时私下里常开玩笑，要一位师从陶先生的学生的年龄较大的男生称她为“师姑”。那位男生觉得女生的要求不恰当，就请陶先生评评理，看他应不应该如此称呼她。陶先生觉得他们两人的“官司”和提出的问题很有趣，遂大笑。笑过之后，他说道：“这个问题前贤早就给你们解决了，韩愈不就说过，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还有，常言道，能者为师。业高者，闻道先者，能者，为师。老师不必方方面面都强过学生，学生也不一定样样不如自己的老师。谁是老师，谁是前辈，不是看年龄，更不是看你在跟谁学。”一番话说出，众人皆觉十分精辟。不过，那位男生还是有些不好意思。他向陶先生解释说，他原本早就应该考博和读博，但却错过了机会，等到这么大年龄才来学习，白白浪费了许多大好时光，自己时常感到很沮丧。陶先生立即安慰他说，年龄有什么要紧啊，古人不就说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吗，只要醒悟了，知耻而后进，完全可以大器晚成呀！

陶先生不只是一个大学问家，在文学艺术的一些领域中也造诣精深。早年他曾是京剧名票，他的书法、诗词更是一绝。2010年春夏之交，在另一位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原副校长胡德坤教授与陶先生之间，曾有过一段诗词唱和推敲的佳话。

2010年5月26日，为庆贺陶先生八十华诞，胡德坤教授赋诗一首：

七律

陶德麟校长八十华诞贺

陶师八十再逢春，壮士情怀不已心。

风雨寒霜荆棘路，星辰浩月早行人。

鸿篇巨制留青史，道德文章失翰林。(注)

欲借南山为贺礼，松青竹翠老梅新。

胡德坤拜呈

注：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其五》咏怀诸葛亮诗中有“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句，此处借用杜诗“指挥若定失萧曹”一句中的“失”字，谓陶师的学问远胜古代的翰林学士。

5月27日，陶先生复胡德坤教授并附和诗一首：

德坤同志：

昨晚喜读大作，惭感交并。连夜奉和一律，以申谢悃。不工之处，敬希斧正。

德麟

答谢胡德坤同志贺寿诗，步原韵

浮生能得几回春？老迈难抛赤子心。

苦栎自惭非“壮士”，衰年只盼有新人。

莫愁险隘常横路，且喜繁枝渐满林。

我愿天公重抖擞，云开万里月华新。

陶德麟未是草2010年5月26日夜

当天，胡德坤教授收读陶先生信后即复陶先生：

陶校长：

您好！和诗难写，因韵脚的字已固定，比律诗还难。但您的和诗极佳，充满了才气，显示了壮心，表达了对我们后辈的殷切期望。容慢慢欣赏。

德坤匆复

胡德坤教授复信后又致电陶先生，认为陶先生和诗中的“老迈”、“衰年”用语过于消极，建议作些修改。

5月29日，陶先生接受胡德坤教授的建议，遂改“老迈”为“八秩”，改“衰年”为“河山”，相应亦改“苦栎”为“樗栎”。陶先生认为，这样改后，平仄对仗亦无不合。改后全文如下：

浮生能得几回春？八秩难抛赤子心。

樗栎自惭非“壮士”，河山只盼有新人。

莫愁险隘常横路，且喜繁枝渐满林。

我愿天公重抖擞，云开万里月华新。

6月1日，胡德坤教授又致信陶先生：

陶校长：

您好！和诗甚佳，我很喜欢，校长若有闲暇，恳请校长手书相赐，以激励晚辈不断奋进。但有些措词尚可商量，我提了一点建议(见附件)，供您参考。班门弄斧，恕学生不恭。校长若认可我送的贺寿诗，我可请书法好的先生书写，然后裱好送您。

德坤敬上

胡德坤教授信中所说的“附件”，其主体是陶先生的和诗原文。胡德坤教授通过给陶先生和诗原文的某些文字标上蓝色（即下面的黑体字，系胡德坤教授认为宜加以修改的措词）和加上红色文字（即下面括号内的文字，系胡德坤教授所写）的方式更详细地陈述了两天前他曾在电话里提过的修改建议：

【附件】

答谢胡德坤同志贺寿诗，步原韵

浮生能得几回春？

老迈（今世)难抛赤子心。(校长神采奕奕，不宜用“老迈”)

苦栎(乐？)自惭（知）非“壮士”，(“栎”疑为“乐”，“惭”字过谦，宜用“知”)

衰（暮）年只盼有新（传）人。(“衰”字不宜，“暮”字已有曹操诗采用，应与“心不已”相联系，取意积极向上)

莫愁险隘常横路，

且喜繁枝渐满林。

我愿天公重抖擞，

云开万里月华新。

陶德麟未是(时？)草2010年5月26日夜

当天，陶先生再复胡德坤教授：

德坤同志：

来书悉。拙诗蒙过奖，不胜惭感，当遵嘱书奉不误。

拙诗中“老迈”“衰朽”本系实情，也是套用韩愈当年的陈言。韩在写《祭十二郎文》时不过35岁半，却自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写《左迁字蓝关示侄孙湘》时也才51岁，也自谓“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也确实56岁就去世了。现在我们这些人健康长寿得多，自不宜照搬古人的说法，以免显得有点酸腐。您那天在电话里提到这点后对我很有启发，当即改动了几处。如改“老迈”为“八秩”、改“衰年”为“河山”。又为与“河山”相对仗，改“苦栎”为“樗栎”。“有新人”因“新”字与末句“月华新”重一“新”字，故改“新人”为“才人”（与当前强调的“人才”挂钩）。改后八句如下：

浮生能得几回春？八秩难抛赤子心。

樗栎自惭非“壮士”，河山只盼有才人。

莫愁险隘常横路，且喜繁枝渐满林。

我愿天公重抖擞，云开万里月华新。

因不知您出差是否已回，故未及时发给您。刚才收到来信，又蒙费神修改，至感。改后诗与尊意尚无不合，故仍照原呈上，再请赐教。

“苦栎”为栎树，非“乐”字之误。现已改为“樗栎”。“樗”为臭椿树。

“樗栎”语出《庄子》，谓非栋梁之材的树，与下句“河山”在对仗平仄上是符合格律的。

“未是草”是以诗词赠人的套话，相当于“未定稿”之类的客气话。我未能免俗，所以也沿用了。

又，大作称我为校长，我以为还是称教授为好。

这也是我们两人唱和推敲的一段佳话。特将几次通信一并奉上，作为他日谈资。

德麟拜启

这段诗词唱和推敲的佳话是两位资深教授的诗才和他们之间深厚友情的见证，也充分彰显了陶先生的博学和谦逊。陶先生是学富五车的哲学大师，但却以“樗栎”自比，还经常称自己很浅薄，甚至说自己很无知。这该是多么虚怀若谷啊！

去年8月的一天，师母吴先生给我打电话，说陶先生又感身体很不适。赶到先生家里后，看到躺在床上的他情况很不好，我就建议赶快去医院，没有想到这次住进医院就再也没能康复出院。先生住院期间，我每次去看望他老人家，他都特别高兴，总是说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可每次讲几句话就感精力不济。有次看望他回来3天后又接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这几天又有谁来看望他了，并问咋没见到我去呢，我知道他又想念我了。去年12月3日上午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非常郑重地对我说：“你是我的至亲，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我想跟你说些话，虽然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好些，但啥事情都难说，所以我要说的实际上就是我的遗嘱。”谈话过程中，他反复强调的是这样两点：一是他在学术上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希望将来我帮他进行整理或完成；二是李达先生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不能中断，希望我带领本学科把这个传统坚持下去并发扬光大。尽管我反复劝慰陶先生对他的身体情况要乐观一些，但他的谈话还是让我忍不住眼睛发酸，既是因为伤感，也是由于感动，他在长期病重情况下最为记挂的还是学术和学科！今年1月22日上午即武汉因疫情而封城的头一天，我又去医院看望他，他既惊喜又为我担心，因为他看到我连口罩也没有带。此后因疫情防控就再也没能去医院看望他了，那次一别竟成永诀！疫情期间，我与先生无数次试图电话或微信语音通话，有时早晨起床看到手机上有凌晨两点多他留下的多条“对方已取消”的微信语音记录，但无论是他打过来还是我打过去，彼此都无法完全听清楚，不料他溘然长逝，我心万分悲痛！恩师已去，但音容笑貌犹存，其为学、为师、为人的崇高品格永驻！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汪信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