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陶德麟先生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了近一年后，于2020年5月24日下午五点零八分溘然仙逝。噩耗传来，学生悲痛万分。回想起恩师对我悉心教诲和关心的点点滴滴，内心的思念和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庆贺恩师80岁华诞时，我写了一篇《我与陶先生的师生缘》的文章，被收入当年的纪念文集中。2018年春节期间，我因在老家呆的时间稍长，正月初八才到恩师家拜年。刚进门，恩师就说：“亚文怎么才来呀，家里有什么事吗？”听到这话，我心头一热，突然感到随着年岁的增大和身体的衰老，恩师对学生更加慈爱了。

在与恩师的叙谈中，他老人家还深情谈到：“亚文，你写的《我与陶先生的师生缘》，我看了，很感动。”作为哲人，他说，在茫茫人海中，我们竟然能成为师生，确实是一种缘份啊！恩师说的这番话，使我十分感动。

这些年来，我每年至少三次到恩师家去。每次去，都有就不完的话。凡生活工作中有什么烦恼，我都会尽情向恩师倾诉；在学术上遇到什么疑难，我也会向恩师讨教。恩师思维敏捷，逻辑缜密，即便是平日交谈，其看待问题的深刻性以及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远非一般学者所能比拟。

我们也时常谈论学术。恩师涉猎甚广，凡中西马、文史哲，都达到很高的造诣。其对问题的看法，都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恩师始终保持青年人好奇的心理，不断思考和探索新的哲学问题。

一次，我指着桌子问：“桌子也在按照辩证法的规律发展吗？它也在进行质量互变吗？它的变化也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吗？难道桌子被兔子所否定，然后又回复到桌子吗？如果不是这样，那辩证法对于万事万物的普适性又表现在哪里呢？”于是，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师徒二人开始了深层的哲学对话。我们谈到了王若水的桌子哲学、罗素的桌子之喻、贝克莱从桌子推出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海德格尔的“揭示”“去蔽”。我发现，恩师对这些观点不仅了然于胸，而且都有自己深刻的体悟。

恩师的文章文字典雅凝练，清新明快，逻辑严密，丝丝入扣，其风格卓然自成一家。凡所写文章，如果你读得多了，一看便知出自其手笔。有一次监考时，见有一学生拿着武汉大学出版社再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修订本），我翻到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读了一页，便知是恩师所写。尔后看后记，果然如是。

尤为令人敬佩的是，恩师对学生的宽广胸襟和包容态度。我从1990年初开始，就思考中华和合思维的问题；1996年投奔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后，即以“和合辩证思维”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

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选题，恩师十分支持。但对其中我提出的“中华和合思维是一种独具东方智慧特色的辩证思维形态”这个判断并不认可。然，先生并不强行令我改变自己的看法，而是给予包容和尊重。

2010年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论和谐思维、矛盾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关系》一文，对东方的和谐思维和西方的矛盾思维这两种思维形态的关系，以及二者与辩证思维的关系进行具体的论证。恩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后，随即写了《略论辩证法与和谐问题》一文，不点名地对我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但自始至终恩师并未对我的观点进行压制和责难，而是将其看着正常的学术探讨。恩师的这种民主包容作风使学生我大为感动。

至于为何在茫茫人海中与恩师结成深厚的师生之缘，缘起何处？缘生何时？缘合何事？缘说何道？我所撰《我与陶先生的师生缘》对此作了具体的解说。

佛家说，一切皆缘，世间诸法，皆由缘生。如果从必然和偶然的辩证观点看，我与陶先生的师生缘，乃是种种因缘和合的结果。

一、缘起

我1978年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属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考生。我从小就喜爱哲学，在中学、高中时代以及部队服役期间就自学了一些哲学著作。1977年冬恢复高考后，我即萌生到武汉大学读书的念头。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我在1977年冬的高考中，未能中榜。但半年后，经过一番秣马厉兵，我再次参考，终以全县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我常想，假如当年不经过第一次高考的失败，我是不可能考入武汉大学的。这或许就是一种因缘吧！

当时，没有统编的哲学教材。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使用的是当时哲学系自编的内部教材。我上大学前，已读过艾思奇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罗森塔尔、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等。上大学的第一学年，我又找了其他高校编的一些内部教材看，还阅读了苏联学者于上个世纪30-50年代所编的一些哲学教科书，如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说实话，这些书都难以满足我进一步深究的需要。幸运的是，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已公开出版。在当时，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了最为详尽、透彻和深刻的阐述，不仅内容含量丰富，逻辑结构严谨，而且语言文字和论证方式都极富个性特征。例如，对于一个原理或观点的论证，该书采取的不是惯常的直证加举例的方法，而是逻辑说理的方法，即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反复驳难，最终引出结论的论证方法。这让我眼界大开，耳目一新，使我对哲学原理的学习和理解更加系统、全面和深入。

我读书有直接在书上分段分层并进行归纳和总结的习惯。每当我翻阅那本页面已经变黄并在上面留有不少读书笔记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当时研读该书并与同学们一起交流学习心得的情景就重现眼前，令人感慨不已。

正是通过《唯物辩证法大纲》，我“认识”了陶先生，深感先生是一位博学的哲人、文章的圣手。

后来，陶先生应我们年级的邀请，在现在教三楼二楼北边的一间教室为我们作了一次如何读书写作的讲座。我记得，陶先生反复强调，学哲学不要死记原理、观点，而要融会贯通，将其内化为一种抽象思维的能力。他最后希望哲学系的同学们要树立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头脑里要常常思考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这样一些大问题，如此才不愧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这些话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际。现在，我常常用这样的话来激励我的学生。

再后来，我听过陶先生的几次报告，读过陶先生的不少文章，特别是1978-1981年间连续发表的几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其中《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以无懈可击的逻辑力量，征服了千百万读者的思想，也深深感染了我这颗渴求真理的心灵。于是，从那里起，我就产生了将来要投奔先生门下拜师深造的想法。

二、缘生

我于1985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已抱定了报考陶先生博士生的决心。当年，报考陶先生的考生有六、七人，但我自信自己有足够的竞争力。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我对马、中、西哲学经典的熟读和领悟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我有丰富的应考经验基础上的。1982年，我以全年级必修课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批准提前半年毕业；同年，我又以考试成绩门门第一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当报考博士生时，我相信能以自己的实力“征服”陶先生。但结果在我的意料之外也在我的预想之中：尽管专业和外语平均分在80以上，但由于指标所限，未能录取。

对于我这个习惯于享受考试胜利的喜悦而极少遭受失败的人来说，这次考场的失意对我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但我并未因此而丧失继续求学的决心，而是在反思和查找自己的不足中不断前行！

“缘”是一个积蓄和聚合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这次考博的失败，也许是缘生所必经的一个阶段吧。

三、缘合

1996年，年届不惑的我又萌发了攻博的欲望。由于准备仓促，我的外语只考了45分（当年的外语分数线是50分）。但两门专业课和口试均毫无悬念地名列第一。于是，我试着给时任校长的陶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意识地提到11年前考博之事。约一月之后，我收到了武汉大学研究生处给我的信，我被破格录取于陶先生的门下。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突然有所顿悟：我与陶先生注定有师生之缘，这似乎是命运的安排，或者是我在上大学时就用心种下的因缘种子，在经历了十数年的生长期之后，终于结出了因缘之果。这期间，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反复，呈现出必然和偶然相互交织的错综关系，但正是这些因缘条件的逐渐生成并最终交汇和合，才成就了我与陶先生的师生之缘。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已故多年的涂赞琥先生，当年是他把报考信息及时向我通告并把报考材料亲自送到我家，让我重新鼓起了考博的勇气。

我也要感谢一直关心我成长的朱传棨先生，在我考博和攻博期间所给予我的巨大鼓励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陈祖华先生，是他为我上下联系破格之事，并将我输送到陶先生的门下。

四、缘说

在四年半的攻博期间，先生既教我如何为学，亦教我如何为人。

“文从己出”、“文必己出”，这是先生常对我讲的一句话。古人云：文章乃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不可不用心为之。先生的文章之所以不同凡响，引人入胜，乃是因为其源于生命的智慧之思，充满了独特的个性化特征。学生不才，虽写不如先生那样的好文章，但治学为文，必谨记先生之教诲，凡一词一句，一点一划，从不敢袭取他人，定从心而出，有感而发。现在，我又把先生的教诲传给我的学生，要求他们学习先生的文风，用汗水写文字，用脑汁著华章。

“博古知今”、“融贯中西”，这是先生的治学要方。先生家学渊源，古文功底深厚，文史哲、中西马，皆能融合会通，游刃有余。不仅如此，先生为学从不拘陈见，不囿旧说，涵蕴诸派，与时俱进。对于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及至学生的不同意见，均予以充分尊重，从不以权威身份，居高临下，武断否定。先生的这种治学方法和品格，对于他的学生来说，是一种行为世范的不言之教。

先生品德高洁，谦和儒雅。贵为一校之长，清廉如水；尊为资深教授，谦恭待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处世，不求名利，在先生的身上得到真实体现。

身为先生之弟子，在人生征途上，该如何看待和珍视这贵如生命的师生之缘？

首先要知缘。缘，并不神秘。缘者，因也。有因必有果，但果之所成必由众缘所生。用辩证的观点看，缘是必然和偶然、近因和远因、主因和次因等多种条件的统一，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因缘和合就不能形成。可见，缘之难成，缘之可贵。此生与陶先生有此师生之缘，实乃学生之大幸。如果把人生看成一个缘缘相接的整体，那么，我与陶先生的师生之缘就是这个有机缘体中的一个关键缘链。假如这一缘链破缺，我的人生就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但我整个人生的志趣在于学术，陶先生带给我的是学术之缘，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如此，足见此缘在我人生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要惜缘。禅语云：“善缘逆缘都是我的增上缘。”陶先生带给我的都是增上的善缘，所以，我始终心存感激，倍加珍惜。惜缘首在感恩，懂得了感恩，才知道珍惜。缘虽有善逆之分，但如果不懂得感恩、珍惜，那么即便是善缘，也会向反面转化。缘是心与境的矛盾统一，是主体和客体的共生共创。境由心生，外由内化。只有以真心对缘，以善心应物，对生活怀抱热爱、感恩的态度，才能不负一切随我之缘，更不负此人生之缘。

再次要守缘。缘是迁转不息、变化无常的。所谓守缘，不是要执着、固守，而是要持守、承续先生所给予我的那些如何为学、为人、为生、为师的因缘种子，将其播撒于广大学人的心田，使之发扬光大，让其缘缘相续、代代相传，从而开出更加美丽的人生之花，结出更加丰硕的学术之果！

（作者简介 ：左亚文（1956-），男，湖北省通城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哲学原理的研究。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96年师从武汉大学陶德麟先生，主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2001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98年晋升教授。2011年被评为二级岗教授。湖北省政府专家津贴获得者。已出版专著六部，主编五部，参著30余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三项，多项成果获国家以及省部级科研奖，其中“和谐思维论”获湖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