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陶先生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惊。虽然最近几年陶先生生病住院是常有的事，但往往是住一段时间就痊愈回家了，陶先生说，没什么，我只是慢阻肺，其它都还好。这次疫情前，我曾去医院看过先生，当时先生的情况尚好，还和我说他70岁之前几乎没生过什么病，对自己的身体似乎还是自信的，还说他现在仍然每天写日记。从那以后，由于疫情的爆发就没有再去过医院，想不到这一次竟是永诀。
得知消息的当天晚上，我就和爱人、孩子直奔陶先生的家中看望师母吴老师，我去的时候，只有吴老师和小女儿珈珞老师在家，吴老师比陶先生大一岁，生日与陶先生只相隔一天，陶先生和吴老师多年来相濡以沫，感情甚笃，因此，对于陶先生的去世，吴老师的痛苦溢于言表。吴老师连说多个想不到。吴老师说，昨天晚上陶先生还给他打了电话，说学校和医院领导对他特别关照，让她尽可放心，所以陶先生的去世她实在没有想到。珈珞老师说，元凶还是慢阻肺，正常人血氧不能低于95，而陶先生那天只有40多，去世前下降到20多。
谈话间我注意到，吴老师面前有一本书，是陶先生的一部纪念集，收录了陶先生各个不同时期的一些照片和活动资料，显然在我进门前，吴老师正在看这部纪念集，这也把我拉回到对陶先生往日生活的追忆中。
在与陶先生的私下聊天中，任何人很容易就会发现陶先生是一个睿智之人。关于陶先生，人们谈了很多，而很少有人想到或谈到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虽然人们经常想到或谈到陶先生曾做过武汉大学的校长。陶先生生前也很少谈自己在教育方面的任何建树，但是，在和陶先生的聊天中很容易发现，陶先生关于教育有相当系统的思考，也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其中人才选拔是陶先生最为关注的教育问题。
现在，人们对人才选拔等考核体系越来越不满，最近国务院、教育部也尝试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在很早之前，陶先生就已经如此主张了，陶先生反复说，我的主张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经常提及龚自珍的这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言谈中，陶先生谈得最多的是黄侃，他说黄侃说50岁前不发表任何东西，结果不到50岁就死了，但它算是大师中的大师。他也多次谈到马克思，他经常说，马克思发表的文章哪篇是发在核心期刊？哪篇是发在权威期刊？哪部著作是权威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获得了什么样的课题资助？但陶先生并不是说不要考核体系，相反，他特别强调考核的重要性，只不过他强调的是更为合理的考核体系。
陶先生认为，选拔优秀人才，关键是标准要合理，而不是搞一大堆形式主义，看上去很美，其实到处是条条框框，而条条框框往往框住的恰恰是优秀人才。围绕优秀人才的教育和培养，由此出发，陶先生把触角伸向了教育的各个角落。
首先是考题。陶先生认为，考题不能搞形式主义。他说现在的考题中有许多选择题，选择题看似很客观，实际上是一种偷懒的形式主义。陶先生形象地说，由于选择存在概率性，完全不会的人也可能“蒙对”，但这和真正的“搞懂”是完全不同的。陶先生这个思想的深刻性一直没有被真正注意到，实际上，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在谈考题，更是在谈科学，谈哲学，已经涉及了概率论的科学性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也是从这个角度批判概率论的。
与此相关，也就自然涉及到答案即标准答案问题。陶先生认为，与这种考题相应，答案自然也是形式主义的、僵化的。他风趣地说，按现在这样的考试，他的哲学考试也会不及格。这当然是陶先生的谦虚，但也说明他对标准化答案之形式化和僵化的担忧。他特别聊到一件事，有一次许国璋教授来武汉大学，陶先生作为校长接待了许先生。席间，陶先生说，《许国璋英语》是我们老师职称考试的教材。许先生说，那是骗人的，英语不是这样考的，随便让你看一段英文报纸，然后用英语问一下，一切就明白了。陶先生关于答案的理解，与他一贯主张的实践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最合理的标准答案，就是面向事情本身。
在优秀人才的选拔和教育中，陶先生也特别强调政治导向，特别强调师德师风教育，但同样反对在这方面的任何形式主义化和教条化。他常常以高考作文为例，说作文考核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语言、文字、语法的能力等，而现在的作文考试却变相成了考政治，变成了猜题和押宝。还是那句话，陶先生始终坚持面向实践，面向事情本身。
陶先生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有一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杨逢斌老师（现上海大学教授），托我一件事，说有一位湖南同乡（杨老师是湖南人，国学大师杨树达之孙）报考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的博士，结果外语不合格，按规定不予录取。杨老师说这位同乡古文字水平很不错，阅读过许多古典文献且发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希望我找陶先生通融一下。我当时印象，好像陶先生还在校长任上，颇感为难（在陶先生任校长期间，我很少上门），就把杨老师给的所有材料放进陶先生的信箱，然后写了一个简短的说明。这个事快三十年了，我仍然有这样一种印象，当我向杨老师说明情况时，杨老师好像有一点小抱怨（不确了）。后面的事我就一概不知了。后来与陶先生聊及此事，陶先生说，当时，他已经不是校长了（我记错了），但他也觉得这个学生不错，便亲自给当时的主管的领导写了信，最后这个学生如愿被录取，后来成了复旦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经常到武汉来看望他。当然，这都是后话。陶先生是原则性很强的人，他自己和我说，他之所以帮助这个学生，是做过全面的分析的。这个就不细谈了。陶先生永远是面向实践，面向事情本身的人。
先人已逝，音容犹在，其言在耳，著作等身，衷心希望后来者为作为人民教育家的陶先生也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呜呼，谨以此文追忆陶先生！
学生赵凯荣敬拜！
2020年5月26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