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恩师陶德麟先生仙逝，如晴天霹雳，悲恸之情，无以言表。恨身处异国他乡，远隔重洋，无缘灵前拜祭，唯能遥望苍穹，潸然泪下。回忆过往，先生渊博醇厚的学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师德师风、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无不感动和激励着学生。

先生于我，有毕生难忘的谆谆教导。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是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求学期间，先生一再教育我：“理论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你时刻都要记得你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在我博士论文的选题上，先生明确指出，当前最需要花力气去研究的还是那些与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而理论的生命之源就在于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不能跟着人家亦步亦趋。每每研读《中国当代哲学问题》、《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等先生著述，均深感先生对现实的忧思和作为大家的勇于担当。

先生于我，有毕生受用的治学方法。先生始终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反对故弄玄虚，故作高深。他指出：“用一大堆抄来的或生造的词语来‘讲’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用空话把问题的症结蒙混过去，尽快地构成体系，我以为是不可取的。”与此相联系，对于文风他这样要求我们：“要力求用精确而明晰的语言讲清复杂的哲学道理，而不要以艰深的文字装点浅陋的思想。”而于先生自身，行文一气呵成如瀑布直下，寓复杂深刻的道理于简洁晓畅的文字之中，使阅者万分享受，令后辈望尘莫及。

先生于我，有毕生铭记的如海师恩。在我读博期间，恰逢多事之秋，家庭经济一度陷于困境，致使我常常无法专心于学业，曾萌生放弃学业之念。先生在得知情况后，及时发来邮件：“你家里的困难情况我非常理解，也为你着急。你是个非常用功的孩子，能苦读到攻博阶段很不容易，千万不要放弃。”继而先生为我出了两全之策，使我能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攻读。后来我方知悉，先生以邮件鞭策我继续前行之时，他的爱女身患重病，全家一片焦急和忙乱，先生和师母天天跑医院，处于身心俱疲、甚难支撑之中。每当想起此事，常感愧疚和不安！即使是在毕业后，先生的关怀依然不断。先生的邮件里有鼓励：“你的博士论文写得很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关切：“现在的工作和生活都还满意吧？”有叮咛：“你和江峰一定要注意身体，把父母小孩照顾好！”……如此平凡的语言有如慈父对儿女的关切，令学生倍受鼓舞，倍感温馨。

永远怀念与先生的最后一面。2016年11月27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恢复重建60周年庆典日，我和师姐陈芬教授一同从长沙回母校参加庆典，本以为会在庆典上能见到先生。不巧的是，由于师母吴教授意外摔伤昏迷不醒，先生焦急万分，时刻守护在师母身边而未能出席典礼。而对希望前往看望的亲友和学生，先生也一一婉谢了。我和陈芬师姐多年未见先生和师母，思念心切，庆典会后，通过百般坚持，终于从汪信砚教授那得知先生所在医院的详细地址。未经先生同意，我们“擅自”前往武汉人民医院看望先生和师母。令人惊喜的是，就在我们到达医院的前一刻，师母奇迹般从昏迷中苏醒了！我们都欣喜万分！当时师母还十分虚弱，需躺在病床休息，而先生也因为患有“慢阻肺”正吸氧治疗。见到我们到来，先生非常高兴，招呼我们坐下，跟我们拉起家常，叮嘱我们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带好孩子……临别合影时，先生和师母都坚持起身，相互整理衣服和头发，先生还特意将氧气管藏进衣服里。先生和师母如此注意细节，不仅是对学生最大的重视，也留给了我们最美好的记忆。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仿如昨日，万万没想到，那次合影竟成为我们与先生的最后一次合影，那次见面也成了与先生的永诀！

先生已逝，想见风范空有影，欲闻教诲杳无声！此刻在大洋彼岸访学的我，曾梦想回国还能为先生庆祝九十华诞的我，哀思不尽，却因山水阻隔无法前往悼念，何等遗憾！唯有以先生之精神为继续前行之动力，以不负如海之师恩！

先生一路走好！天堂安息！

学生李雨燕敬挽！

2020年5月26日

（李雨燕，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2005-2008年就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师从陶德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