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悉陶德麟同志不幸病逝的噩牦，万分悲哀和孤感！用他生前的话说，我俩六十年的情谊“共歴风霜，情同手足”。他忽然西去，令我十分寒单与思念。他精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拼搏終生，令同辈学人十分崇敬与赞扬，以致有的同行好友把撰好的文章，请他对文章在思想上、语句文字的表述与使用等方面加以审定。记得人民大学肖前同志发表在《红旗》杂志上文章，就特意让我转交德麟同志审之。现将我曾向德麟同志交谈过的几点认识和共处列下：

一、陶德麟同志在年轻时就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科学性，勇于批评权威的片面性。记得1956年初，在《哲学研究》上看到陶德麟批评苏联哲学权威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的文章，使我感触很大，并深深地记住了陶德麟这个大名。他的这篇文章对我之所以产生很大的感触，一是当时我们国家在各行各业请苏联专家作指导的形势下，他敢于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引人注目；二是他在文章中大量引证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作批评的论据，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当时我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正值研究生论文答辩前夕，我曾依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概论”中论述人类认识的思维方式演变的历史中，关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代替古代原始的、素朴的辩证思维方式，推进人类认识由“把握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进入到认识“总画面的各个细节”的肯定、并认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从15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近400年间，“真正的自然科学”“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的论断，向导师苏联专家格奥尔基·萨坡斯尼可夫（他曾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过，是尤金院士的学生）提问：“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是否起过进步作用？”专家听了之后，不仅没有予以解答，反面很生气的直面看着我说：“你提这个问题有立场错误的倾向，斯大林同志早已明确指出形而上学是反动的世界观，你怎么还强调有进步作用呢？”相比之下，尽管当时还不认识陶德麟同志，但他的文章对我产生很大的感触是很自然的。

二、陶德麟同志毕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既作为是人类谋幸福的科学真理去追求，又作为党的重大事业去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做到了真信、真学和真用的要求。他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著作中，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者，首先要成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看来，“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没有自己的哲学的民族是没有独立灵魂的民族。……然而，并非任何哲学都能给民族带来生机与智慧。”能够“与当代亿万人民的实践血肉相连、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不断地回答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的远景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等于抛弃了我们整个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抛弃了观察处理当代一切复杂问题的最科学的方法”（参阅《陶德麟文集》第1022-1023页）。陶德麟同志作为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不仅执笔完成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写作和出版，也协助李达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理论研究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并重的学术研究传统和踏实的优良学风。

综观陶德麟在不同时期研究的课题和学术成果，都富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都是回答当时理论研讨中的诘难问题和理论原则是非不清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而且直接推动了理论研究的进展，巩固和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使之成为现实实践和人们行动的向导。如他在《中国当代哲学探索》中，关于“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阐述；“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的论答；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若干理论问题”的真知灼见；关于“道德观念要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问题的深刻阐释；“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系统论证；关于“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的辨析；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的系列论述等，无一不体现他协同李达老校长开创的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理论研究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并重的学术传统和优良学风的鲜明特色。

三、陶德麟同志在年近古稀仍抓时间苦读苦学的精神，令我起敬。在理论研究上，他从不吃“老本”，总是与时俱进充实新内容，而且还积极涉猎和关注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的进展。这在他《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点杂感》的短文中就能说明。记得1986年底我和他一同乘火车去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他因乘火车睡不着觉，就取出小本子背诵英语单词，为适应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他硬是在短时间内恢复和提高了其英语水平。并在一次“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不仅写好英文发言稿，而且在会上以清晰流利的口语作了题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交流》的主题演讲，受到与会的美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们的称赞。同样，他对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学习和掌握，也受到学界同行们的称赞。如1996年，我为他主持的重点课题的《研究纲要》向肖前、邢贲思、黄楠森等名家争询意见时，邢贲思同志曾就《研究纲要》中有关“人与自然”、“自然科学的现代发展”问题写了短文，作为他对《研究纲要》的“呼应”。当时，邢贲思在复函中说：“朱传棨同志：德麟同志的大作早已拜读，原拟及时写一短文以示响应……只得草就一稿，既作为我的学习心得，又作为对此稿的推荐”。他在文章中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和环境的双向作用问题越来越重要”。并认为，“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严重挑战”，是“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当代有所发展，正如《研究纲要》所指出的，不能不和当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科学的结晶，而且因为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传统概念、范畴有所突破。需要作出新的概括”。接着他在文章中就量子力学等问题的新发展，进行了具体阐述。文章最后说，他对《研究纲要》提出的基本思路，“完全同意，并在其启发下，发表了上述一得之见，以作为对这份有深刻含义的《研究纲要》的呼应”。

四、学品与人品的合一是陶德麟同志的一大优点。与人为善，谦诚相待，是他一贯的作风。他对在政治运动中积极整他、打他的人，对平时找“借口”恶狠打击他的人，不仅以宽宏的心胸待之，而且在事后对整过他、打击过他的人，若有事求助于他，他并不戒意以往，总是尽力予以相助和支持。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具有这样的胸怀既难能可贵，又令人钦佩。因为参与整人和打击活动的人群中，他们的情况是不同的，有的不明真情而受鼓动积极参与其中，有的为一时利益的趋使而制造“借口”进行狠猛打击，有的则是通过打击其人达到打击他所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成就，因此，既要以宽宏、宽容的胸怀待之，又要以耐心、冷静分析的方法处之，这对于最终让历史和客观事实揭露他们的错误，是有好处的。

至于陶德麟同志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用他的话说：“胆肝相倾五十年，风狂雨骤见贞坚”。这是2007年陶德麟同志为我80岁生日致贺诗词中的开头两句，我们既是在全国人民公社化，实施“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革命“狂风”中初次相见，又是在多次“骤雨”中加深认识、增强情感的。记得1958年8月我由北京大学来武汉大学人事处报道时，因哲学系师生全部下放到红安县劳动，就让我在学校半山庐招待所住了三天，就派车送到红安县七里坪镇。当时哲学系的领导和全系教师集中在七里坪学习有关文件，从而得以和陶德麟同志初次会面。但彼此对初次会面都记忆深刻，至今他还能说出我们初次会面时我穿的衣服颜色和式样，我们和哲学系首届同学一起与公社社员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陶德麟同志分在杨山大队第一小队劳动，我被分在第三小队劳动。1966年“文化大革”一开始，李达校长就被打成“武大三家村”黑头目，并作地主分子被批斗，陶德麟同志则被“工作组”打成武大首批“黑帮”分子，押至当时的武昌县东昇公社劳动改造。“工宣队”进校后，因我积极为李达问题翻案，就和陶德麟同志一同彼下放到襄阳劳动改造，同时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分别关在广德寺庙中小黑屋里，受到“五不准”管制。在这场“骤雨”中，他受的折磨比我厉害。当时在我听到他被关在小黑屋里遭到毒打时，受到警示，我就暗自想办法如何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付“审问”，免遭皮肉之苦。1978年，陶德麟同志在未完全得到“解放”，被控制使用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他出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研讨会。这样我们就一同赴北京参加研讨会。在小组讨论中我们向新华社国际部的记者谈了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信的内容，会间我们还挤出时间去人民日报理论部谈有关情况。为保证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三封信在《哲学研究》上刊出，我们还做了些排除干扰的工作，可以说，在这场彻底批判两个“凡是”、实现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虽然不敢说是“并肩战斗”，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彼此的思想理论活动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回汉后，他应邀在武昌片有关单位作报告，我则在汉口片有关单位传达会议情况。之后，陶德麟同志不仅受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同志邀请参于全省的关于真理实践标准的大讨论，还要撰文解答“唯一”的疑难。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疑问。《哲学研究》主编同我商议，请陶德麟同志撰文解答。这样，他下了很大功夫写出《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发表后，学界一致认为，他的文章从理论彻底解答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的疑难。

现在回忆我俩的情谊与共同经历，万分悲丧！因为他己驾鹤西去，再也无法相处交流，特别是他在生病不便行动时，还免强提笔作词为我九十周岁致贺，而且在贺词前专门写明：他与我六十年间的情谊是，“共歴風霜，情同手足。”他的这种表达，现在怎能不让我沉痛悼念与悲丧！祈愿他一路走好！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朱传棨祭拜

2020年5月24日深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