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师承陶德麟先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直到2010年，经过7年的辛苦磨砺，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和答辩，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然而，从头翻到尾，论文独缺致谢。我当时有一奇思怪想：“致谢”只是博士论文的一个形式，我立志将老师的再造之恩铭刻于心，徒有其表的形式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吧。但是，毕业时间越长，我越觉得：我当初的想法错了。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礼乐文化也好，风俗习惯也罢，文与质缺一不可。世间万物都有内容和形式，内容终究要由形式表现，赋予内容的形式也就不再徒有其表。特别是自己也做了导师后，倒是很喜欢看论文的致谢，特别喜欢看那些赋予了真情实感、独具特色的致谢。这时，我更加坚定地相信，“致谢”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形式。尽管先生从未有半点关于我论文“致谢”缺如的反应，但我知道那是先生的宅心仁厚，是先生的长者风范。如今先生驾鹤西去，不能当面对先生说声“谢谢”已成为无法弥补的缺憾，让我痛在心里。我只能将我内心最真诚的“致谢”遥寄先生，以作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一谢先生不嫌我生性愚钝，愿意收我为徒。2002年那个春节，我在经历了一次博士考试失败，身心俱疲，求学无门之际，得我任职的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喆引荐，拜见了先生，这一相见从此改变了我的学术生涯，助我走上了教学与科研并重的职业之途。其实我对先生并不陌生。我在1983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其后先生又历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和校长，特别是先生的学术成就更是令我仰慕。记得我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意义”，那时我就读过先生关于实践标准的论文。先生关于实践检验与逻辑检验关系的论述，语言凝练，逻辑严密，令我折服。但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而我虽已评上副教授，其实与学术还没沾上边。我根本就没有拿得出手的“见面礼”——有一定水平的代表作，先生愿意收我为徒吗？见面之前，我内心忐忑不安。扣开先生家的大门，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先生，他和师母让人如沐春风。师母给我沏了一杯香茶，就坐在那面带微笑听我们聊天。先生认真倾听了我想做学问却又扣不开学问大门的苦恼，他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祥，他表示愿意收我为徒，他安慰我做学问有个积淀的过程。感谢先生让我焦躁不安的心平静下来，从此我有了师门。

二谢先生引导我找到了学术的方向。2003年我正式进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大学毕业10多年之后重返课堂，我谨记先生的教诲，广泛吸纳中、西、马各学科的知识，我去上了何萍老师的经典导读课、汪信砚老师的专题研究课和论文写作课、李维武老师的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研究课，田文军老师的《论语》导读课，郭齐勇老师的《大学》《中庸》《孟子》导读课和宋明理学研究课。然而，上课和读书并不能代替思考，如何找到研究的方向，确定论文的题目成为困扰我的一大问题。在我寻寻觅觅寻找选题的过程中，先生借用王国维治学三重境界说安慰我，他说做学问都要经历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为第一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第二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为第三种境界。先生的教诲给了我极大的宽慰，让我明白辗转反侧、愁肠百结的寻觅过程是学问的必经之路。不仅如此，先生还将他正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投标书给我，让我从中找思路。那个投标书我研读了无数遍，对其中的一个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的关系”很感兴趣。经过进一步阅读文献，我想试着以“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作为研究方向，这一想法得到先生的认可。其后，又得汪信砚老师的指点，我终于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感谢先生无私奉献他的投标书，那是先生多年研究心血的结晶，那是学术最浓缩、最精华的部分。我何其有幸，得以先睹为快并从中找到学术的兴趣点。

三谢先生为我论文写作、修改付出辛苦的劳动。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先生不厌其烦解答我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疑问。记得我曾很迷惑为什么新儒家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讲人文，先生为我讲解了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野及其各自的合理性和片面性，并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克服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片面性，最后给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先生的梳理让我深切体会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真正内涵。这样的场景多次重演，感谢先生时时为我答疑解惑。为了让我更好地完成论文写作，先生将我介绍给中国社科院的方克立先生，我从方老师那里也获得了不少的帮助。如今两位哲人相继离世，让受教于他们的后辈悲痛万分。2009年，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先生已是耄耋老人，但他对我的论文详细审阅，仔细修改，那一个个修改的红色痕迹那么触目惊心，我只恨自己天资欠聪，给先生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四谢先生潜移默化教会我为人为师。先生待人宽厚谦逊，对后辈关爱有加，爱生如子。记得有一次，我家人开车送我去看望先生，因对先生的敬畏他没有唐突上楼。先生问我是如何到武大的，我如实相告后先生说：“我下楼去请他。”这一情景让我们夫妻记忆深刻。又记得过年去看望先生和师母时，先生和师母总会准备一份礼物让我们带回，那份温暖让人无法忘怀。还记得2018年春节，我和翠芳师姐、国胜师弟一起去看望先生，先生那天十分高兴，和我们一一合影，还说自己老了十分想念亲人。是的，先生待我们如亲人，他关心我们的成长，每次向他汇报我们的成绩和生活状况，评教授了、当博导了、甚或孩子结婚了……他总是十分耐心的听着，不时露出欣慰的笑容。

先生对我的提携教导难以一一说尽，先生用他的生命照亮了我的人生，而我对先生的感谢却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唯有传承先生的学风，继承先生的遗志，像先生那样为学为人，像先生那样爱生如子，像先生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耕耘下去……虽达不到先生的境界，但心向往之，也愿勉力行之。

先生永远活在我心里！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三萍

2020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