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陶老师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5年春季入学，1988年夏季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边工作和学习，达30多年，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名学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不觉得有重任在肩。直到陶老师病重，才感到自己还有一份责任。

其实，陶老师身体一直都很康健，经常通宵达旦的写作，直到近五年患上慢阻肺后，才有了住院治疗的历史。2019年春节前后，陶老师的病加重，先是在中南医院住院，出院后，时间不长，又转入人民医院治疗，期间，有过出院在家的时间。就是他在家的日子里，我也很难见到陶老师，每次都是为学问之事，陶老师才会让我去见他。但2019年8月2日与3日，我与陶老师接连见了两次面，第一次是我约见陶老师的，第二次陶老师打电话要我去的。这两次见面谈的时间都很长，每次都几乎有两个多小时。这两次的谈话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自己应该承担一份责任。

我约见陶老师，是要向陶老师汇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丛书》出版的事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丛书》于2015年列入新闻出版署“十三五”规划项目，陶老师是这套丛书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是这套丛书的组织者。为了保证《丛书》如期完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关负责人和编辑一行于2019年5月8日专程来哲学学院商讨落实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陶老师因正在住院，委托我全程接待。所以，陶老师出院后，我想及时向陶老师详细汇报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讨论的细节以及他本人所承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书的有关情况。8月2日上午，我向陶老师汇报时，陶老师将里面的细节，都一一记录下来。在谈到他本人著作的撰写提纲时，陶老师谈了许多他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看法，其中提到了学术界对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些误解，也谈到了他的《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我也就这两个问题请教了陶老师。在对《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的理解上，我认为，国内对其理论价值的评价并不到位，主要是没有分析究竟解决了什么理论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陶老师同意这个观点，认为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和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的理解是，陶老师强调解决这个理论问题的意义，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教条主义的产生不只是理论的应用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理论本身出了问题；理论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理论的应用就会出偏差。如果用这个道理来理解毛泽东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达到对这个论断十分深刻的理解。它告诉我们，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应用问题，以为只要有了现存的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革命就能取得胜利。若是这样的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变得无法解释了。相反的证明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就在于他在探索中国道路中创造了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理论的应用，而是理论的创造，它本身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那种在经验层面、应用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只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僵化起来，这就是中国教条主义出现的理论根源。如果能够将这个观点确立起来，就会改变现有的学术理路，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许多理论难题。从这个角度看， 陶老师的观点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8月3日上午，陶老师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去他家，他要将20世纪50年代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详细经过告诉我。到他家后，陶老师将我带到他的书房，首先向我讲明这次叫我来的目的。他说，关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这一段历史，如果再不清理出来，就再也无法还原它的真相了。因为现在的青年学者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他们接受的都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念，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简单地等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念。这种观念阻碍了他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他叫我来，就是希望我能够将这一段历史清理出来，给日后人们科学的、合理的评价这段历史提供一个事实依据。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有了一种使命感。于是，赶快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同时拿出手机进行录音。接着，陶老师开始讲述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缘起、主导思想及编写的过程，当时的各种思想争论，以及成书的情况，并提供了两条搜集资料的线索：一条是杨耕教授在承担搜集马克思主义工程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教材资料的工作时，搜集了多种版本；一条是当时所有的编写教材都提交给中央了，可以在中央文献室查找。当时，陶老师一口气讲了近2个小时。当时，我手头上仅有三个版本，其中冯契先生主持编写的上海版，还是通过陈卫平教授复印得到的。于是，我就根据陶老师提供了线索，分别找过杨耕教授和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的冯俊教授。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发现了湖北的两个版本、由匡亚明先生主持编写的吉林的版本，还有一个江苏省学者编写的版本。此时，除了人民大学未成书的版本外，当时的几个主要版本都搜集齐了。其中，湖北的两个版本都是陈伯达审过的，上面还有陈伯达的批语。经过这些版本的对比，当时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思路和主线就清楚了。我将这些新的材料补充到我的结项成果《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及其转换》一书之中。

经过这两次谈话后，我决定根据陶老师的要求，尽早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书的提纲整理出来，交给他审定。8月4—9日，我参加了校工会组织的赴江苏溧阳的休养活动，回校后，于8月19日完成提纲的拟定。我再打电话给陶老师时，得到的消息是，陶老师已经再次住进了医院。几天之后，我就听到陶老师进ICU抢救的消息，当即与李维武、萧诗美两位教授去医院探望陶老师，还不忘带上提纲，希望陶老师能够看到。我们进到ICU病房后，就大声喊叫陶老师，陶老师听到我们的叫喊就醒过来了，我们十分高兴。李维武马上说，陶老师没有问题了，这次看不到提纲，但三个月过一定能看到这个提纲。果然，10月26日，我和李维武再次探望陶老师时，就将提纲交给了陶老师。陶老师说，我是他醒来后，第一个去跟他谈学问的人。我回答说：提纲放在这里，您有精力就看，要坚信自己能够好起来。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星期后，陶老师就委托吴昕炜带话给我，说提纲没有问题，吴老师也打电话给我，告诉陶老师审定了提纲，认为很好。我原准备元旦再去探望陶老师的，可是，新冠疫情的到来，无法面见陶老师，只是与陶老师视频过几次。

陶老师去世的噩耗传来，在悲痛之余，想到2019年8月2、3日两次面谈，竟成了陶老师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学术遗嘱。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何 萍

202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