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著《〈实践论〉浅释》读后

说明：5月24日夜，我正因病在医院住院，接到何萍打来电话，告诉陶德麟老师逝世，心情十分难受，当即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撰成挽联一副，以表达我们的哀思。这副挽联是：“读实践论释实践论在实践论中发现哲学真理，讲中国化写中国化在中国化中阐明马列主义。”对《实践论》进行阐释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读懂用好这一哲学名篇，是陶德麟老师从青年时代到暮年岁月长期致力的一项重要工作。他晚年所撰《〈实践论〉浅释》一书，就是这一工作的结晶。2018年春节，我和何萍前往陶老师家拜年，告别时陶老师送我们至电梯口，郑重地向我提出为这本书写一篇评论的希望。我深感这是陶老师对自己的信任，并将写作书评作为一次学习，再读《实践论》，重温了李达同志和陶老师的有关著述。这年9月14日，我遵嘱完成书评，用电子邮件送呈陶老师审正。9月16日，陶老师发来回信说：“维武：你的书评写得太好了。我只加了几个字，其他一字未动。深深感谢你的辛苦劳作。祝你和何萍好。”陶老师这样的赞许，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鼓励。不久后，这篇书评在《光明日报》2018年11月5日哲学版刊出。现在回想师生间的这段交流与互动，深感弥足珍贵、值得铭记。故特检出这篇书评，并把我们的这副挽联附之于后，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纪念网站刊出，以寄托对陶老师的深切怀念。

李维武2020年5月27日夜于武汉大学

以通俗而准确的方式诠释毛泽东的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大贡献；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以下简称《解说》），被毛泽东赞誉为“极好”[①]，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陶德麟教授在青年时代曾长期担任李达的学术助手，对李达的有关著述和思想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体悟和理解，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也由此开始向干部群众作包括讲解《实践论》在内的哲学辅导报告，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阐释方式。他的近著《〈实践论〉浅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以下简称《浅释》），就是他在半个多世纪里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的结晶。

陶德麟教授对于李达的两部《解说》和毛泽东为此写给李达的书信作过认真思考，从中总结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通俗化阐释的基本原则，认为：“这种解释性的通俗读物，既要注意学理阐述的精确性，不能违背原文的本意、有损原文的理论深度，尤其不能为了片面追求通俗而陷于庸俗；又要注意行文的晓畅生动，力戒艰深晦涩，使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易于看懂，乐于接受。”[②]他的《浅释》一书正是依据这一原则写作的，一方面对《实践论》哲学思想作了明白易懂的阐发，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实践论》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和深刻性。因此，该书既是一本哲学通俗读物，又是一本认识论专著，为干部群众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之门、了解和学习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提供了一把钥匙。其中有三个特点，尤为值得重视。

其一，系统疏释了《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浅释》虽然直接承继了李达两部《解说》的传统，但却选择了与《解说》不相同的阐释方式：不是像《解说》那样，以对原文逐段解说的方式阐释《实践论》；而是从逻辑思路入手 ，对《实践论》的基本思想进行系统疏释。《浅释》从哲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指出认识论主要探讨认识的来源、认识的能力、认识的过程、认识的真理性、检验认识的标准、认识的功能等问题，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探讨，而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阐发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才造成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变革，《实践论》所要阐发的就是这个新的认识论，以解决中国革命的认识论问题。《浅释》进而指出，《实践论》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阐发，在于以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来说明和把握这个反映论：在实践观点上，《实践论》通过界定实践概念的科学内涵，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诸问题，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在辩证观点上，《实践论》认为一个认识活动包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两个阶段，通过对这两个认识阶段的考察和论析，阐发了认识无限发展的总规律。这样一来，《浅释》就对《实践论》基本思想的内在逻辑作了系统疏理，使其中的各个理论环节及其关联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由此来理解和把握《实践论》，由于紧扣了总体的逻辑思路，当然就更加准确、更为深入了。

其二，深入论析了《实践论》的理论难点。陶德麟教授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中，十分注意抓住干部群众学习中容易产生困惑、出现误解的理论难点，通过深入浅出的阐释作出回应和解答。在《浅释》中，他并未因追求易读易懂，而放弃或削弱对理论难点的深入论析；恰恰相反，在这些地方他往往下了更大的功夫。例如，在《实践论》中，实践概念无疑是全篇的中心概念，但也是人们不容易弄清楚的概念。这是因为，实践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有的，哲学史上的许多哲学家都对实践概念作出过自己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的其他哲学思潮也有强调实践概念的，而一般的人们又往往把日常生活中的吃饭睡觉也当做实践看待。正是这样，《浅释》特地提醒人们：“要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先要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概念的内涵及其特点。如果我们不弄清楚这个问题，而按照唯心主义或旧唯物主义的解释来了解这个概念，就不能正确地把握认识依赖于实践的原理，从而也不能正确地把握全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③]由此出发，《浅释》用一个小节专门论析实践概念的科学内涵，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实践，在内涵上是指人们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社会的历史的活动、群众的活动，在外延上包括生产活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科学实验，从而对实践概念作了准确的说明。又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这个观点看似已经成了一个人人皆知的哲学常识；但《浅释》却不赞成对这一观点作简单化理解，而是力求从哲学上说清讲透。《浅释》归纳了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对真理标准的不同理解，指出他们所说的这些标准都没有能够建立起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真实联系，因而未能正确解决真理标准问题；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实践标准，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在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浅释》又指出要注意这个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要求重视实践的具体性和真理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不可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变成适用于一切实践的教条。在《浅释》中，陶德麟教授还融入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较系统地说明了逻辑证明和真理标准的关系。正是这样，《浅释》能够为干部群众研读《实践论》起到很好的答疑解惑的作用。

其三，深刻揭示了《实践论》的伟大意义。对于《实践论》的意义，人们往往只看到《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中国化阐发，或者只看到《实践论》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予以了正确的解决。而《浅释》则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一个整体的基石是什么呢？就是科学的实践观。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所以科学的实践观也理所当然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离开了这块基石，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就一定会发生偏差。”[④]由此，《浅释》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可以说，不吃透这个观点就无法学懂马克思主义。”[⑤]为什么实践的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如此之重要呢？这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把中国共产党人引导到胜利之途。不从哲学上了解实践观点，不从哲学上懂得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难以实现好这个结合的。

《浅释》的这些鲜明的特点，也是该书突出的优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在21世纪的今天，若要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除了着力于论述的通俗易懂、语言的喜闻乐见、风格的多姿多彩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说清讲透思想的逻辑、理论的难点、哲学的意义。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在中国的普及，广大干部群众的知识水准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后者的重要性将会更为凸显。而说清讲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就是马克思在创立自己哲学时所说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⑥]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决非容易之事，而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花精力、下功夫、用时间。当年，20多岁的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时，就称这是一件“吃力”[⑦]的工作；而今，陶德麟教授以80多岁高龄完成《〈实践论〉浅释》一书，更是如他所说感到的“非常吃力”[⑧]。因此，从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出关于对《实践论》的深刻理解，可以读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益启示，还可以读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代代相传的那种肯于“吃力”的奋斗精神。

（原载《光明日报》2018年11月5日哲学版。发表时篇幅限制对原稿有删节，这里用的是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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