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王斯敏摄
1958年7月陶德麟随李达在青岛写作时的合影（资料图片）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1965年送审稿（资料图片）
1978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资料图片）
2007年4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生命工程、基础工程。工程实施近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大批专家学者为之忘我投入、鞠躬尽瘁，尽显坚定信仰与火热襟怀。工程首席专家陶德麟便是其中一位。自从青年时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便在这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上辛勤跋涉，不断摘取真理的硕果。通过他的人生故事，我们看到了一个资深理论工作者的上下求索、不懈探寻，也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感召世人、催人奋进的恒久光辉。
24岁，初涉哲学便锋芒崭露，撰文批评苏联哲学家的权威著作《简明哲学辞典》，向苏联哲学教条主义发起有力一击；
47岁，历经磨难后信念弥坚，积极投身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顶风”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用一篇篇旗帜鲜明、论述严密的文章持续发声，在讨论中占据重要一席；
82岁，年至耄耋却思考日深，融毕生思考入一篇短文，呼吁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把一切判断和措施都交给人民群众的实践去检验”，引发了湖北社科界乃至全国的热烈讨论，其效应一直延续至今。
“笔有雷鸣道不孤”，这是多年老友、哲学家陈先达教授对他的评价。
“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
1953年，一个寻常春日。青年陶德麟迈进屋子的脚步，忐忑而凝重。
屋中一榻，一病弱老人半躺于上，清癯的脸庞因高烧而显憔悴，双眼却清亮有神。见到陶德麟，他招手示意年轻人坐在身旁，开始了一场决定了陶德麟人生走向的谈话。
这一年，是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二个年头。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他有着多病之躯盛放不下的宏图伟志。他对马克思主义各个领域都造诣精深，但最关心的还是哲学。他需要一个年轻而得力的助手。多方考察后，即将毕业的陶德麟成为最佳人选。虽然这个年轻人读的是经济而非马哲，但表现的资质令李达青眼有加。此番找他前来，便是特意商谈此事。
要不要改换专业？这对陶德麟几乎不是问题。他早在中学时期就涉猎过一点哲学，进大学后又精读过李达的哲学名著《社会学大纲》，还硬啃过《资本论》第一卷，学习笔记便是明证。
陶德麟当即表示服从安排。欣慰之余，李达以父辈的深情与他倾心长谈。
“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话语像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
从此，李达有了一个得力助手，哲学园地多了一位辛勤的躬耕者。
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学中外哲学史，以哲学眼光考察现实……一种奇妙的感觉在陶德麟心中升腾着。他感到，很多曾困扰自己的“问号”逐渐变成了“惊叹号”——
他的父亲，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参与者，后因保护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力主国共合作抗日而不见容于当局，愤而退出国民党，五十多岁就困厄病逝。父亲在追求什么？自己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告慰其英灵？
他的少年时代，热血善思，常在周记中抨击时局、探寻民族之出路。胡适讲演《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他如饥似渴去听，却对其政治观点很不满意。但，其谬误何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擦亮这双苦苦寻找的眼睛？
现在，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了他批判的武器，照亮了他苦心求索的那条道路。
1955年夏，陶德麟写了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的论文，投给《哲学研究》。翌年2月，文章刊发，立时引起轩然大波。
批判锋芒直指罗森塔尔、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辞典》，两位作者皆是苏联的科学院院士。在那个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此举无疑是挑战权威。
《辞典》中“矛盾同一性”的释文把“同一性”定义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断言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等根本对立、相互排斥的事物之间没有同一性。陶德麟明确指出这种观点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言论固然正确，却并非人人敢言。
事实很快证明了他的批评是对的——1957年1月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了此观点；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邀集一些学者，专门谈论此事。《辞典》的作者也接受了批评，在再版时对“同一性”的条目作了原则性修改。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56年，创建于1922年的武大哲学系中止四年后成功重建。时年25岁的陶德麟登上讲台，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
“陶德麟、萧萐父、康宏逵三位先生是当时哲学系讲课最‘叫座’的青年教师，被誉为李达的‘三面红旗’。其中，萧慷慨激昂，康旁征博引，陶老师则是严谨细致、娓娓动听，还特别善于联系实际，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炯华忆想当年。
课还讲到了校门之外——1959年起，他连续四年为全省中高级干部讲授《实践论》《矛盾论》，讲稿《实践论浅释》被印发全省，广为流传。同时，他陆续发表数十篇论文，在理论界拥有了许多知音。
1961年8月末的一天，一项沉甸甸的使命落到了陶德麟肩上——协助李达，编写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1961年8月20日，李达在庐山养病，恰逢毛泽东也在庐山。他约李达到住所畅谈哲学问题。
为什么苏联的马哲教科书“一统天下”？我们中国人有那么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什么要照搬苏联的？历时四小时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表露不满，并希望李达以自己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社会学大纲》为基础，撰写一部够分量的哲学教科书。
此时的李达已诸病缠身，手颤厉害，大量写字已有困难，但他并未迟疑便接受了任务。几天之后，他找来了陶德麟。
在李达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哲史上重要的新阶段，理应受到高度重视。而这次编写马哲教科书正是让世人了解中国人哲学贡献的好机会。
难度是巨大的——要系统凸显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独特发展，科学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历史地位，在当时尚属“前无古人”；此外，要讲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还要涉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内容，陶德麟虽然学过普通物理，但这些知识对他而言几乎是空白。他不得不奋力学习，请教物理系教授，常常通宵伏案，浑然忘我。
遵照李达要求，他写好一章，便当作教材，在哲学系“李达实验班”中讲授，一边讲一边听取意见，进而修改。这样的修改有多少次？已很难历数。
1965年10月，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收到书稿，毛泽东仔细阅读，写下255字的批注。
师生二人满怀欢欣，立即着手撰写下卷。然而，突如其来的厄运阻住了前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达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总头目”，遭到残酷批斗，两个多月后含冤去世。
陶德麟在劫难逃，他的生活顿时变成了黑色。顶着“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的帽子，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批斗、侮辱和劳动改造，几次遇险，命悬一线，家人也遭遇牵连。
然而，强大的信念支撑住了他。他坚信，人民不会听任国家就此沉沦，黑暗的局面总会改变。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74年，风雨如晦的暗夜，他写下这样一首小诗，怀明月之心，默默守候着黎明到来。
“乍暖还寒夜正深，残冰犹自伴彤云。池边小草冲泥出，不为争春只报春。”
1974年，李达初步平反，陶德麟也总算回到了教师队伍，但仍被视作“有严重问题的人”，处处受限。“文革”结束，举国欢呼，理应是云开日出了，但雾霾真的散尽了吗？
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的论调出台。照此推理，“文革”本身并没错，错的只是林彪、“四人帮”对“文革”的歪曲。这让陶德麟更为担忧。
这种担忧，在9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次会议后，更为深重。
会议主题是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收到邀请后，已跟外界失去联系11年的陶德麟冲破阻力，赴京参会。邢贲思、汝信、赵凤歧、陈筠泉、陈中立……学者们劫后重逢，感慨万端。
一个共识在讨论中清晰起来——“文革”虽去，遗毒仍在。只有摧毁“文革”全套理论的哲学基础，才能挣脱“两个凡是”的枷锁。而在支撑“文革”的理论中，一个错误观点必须驳倒——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最高指示”。
冻结十年的冰面坚硬如铁，如何炸开它，释放那浩荡澎湃的春河之水？
时机终于来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立即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支持者众，反对声也格外严厉，“反动且荒谬”“丢刀子”“攻击毛主席”等指责如疾风骤雨，扑面而来。
陶德麟决心发声，做“实践标准的坚定支持派”。一个多月后，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收到邀请，陶德麟再次顶住压力，亲赴会场。火车上，他心情澎湃，提笔写下一首小诗：“乍暖还寒夜正深，残冰犹自伴彤云。池边小草冲泥出，不为争春只报春。”
陶德麟被推举为第一讨论组副组长，组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初作者、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
7月17日，大会开幕。一种兴奋而忐忑的气氛笼罩在会场上空。
小组讨论中，多数人旗帜鲜明地赞同只能以实践检验真理，也有人质疑、犹豫，甚至震怒——“这是个什么会？是举旗还是砍旗？我不参加了！”当即拂袖而去。
不断传来的“小道消息”也加重了紧张空气。“党中央不支持这个会”，“某主要领导大发脾气，说一帮学者在‘开黑会’”……然而，探求真理的渴望与使命感战胜了纷扰，会议继续举行，讨论越来越热烈。
23日下午，会议闭幕。陶德麟作了大会发言。他针对常见误解一一阐析，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得出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很快，《哲学研究》第10期就发表了这篇文章。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找到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和《哲学研究》杂志的张岱，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是三封毛泽东亲笔信的复印件。上世纪50年代，李达正在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胡适思想批判》，毛泽东多次写信给他，指出自己文中的不当之处：“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这无疑是铁证：毛主席从不讳言自己文章的不妥之处，又何谓“句句是真理”？
12月25日，三封信在《哲学研究》第12期发表，并被广泛转载，对破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怀着思想解放的火种，陶德麟回到武汉，用一场场报告四处播火。很多听众激动得拍红了巴掌，但面露惊讶之色的也不在少数，写满问题的小纸条每次都会递上厚厚一叠。
一次，在武汉市图书馆的报告结束后，主持人悄悄提醒陶德麟：“如果不把毛主席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会不会犯错误？”陶德麟只好解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身就是毛主席的话啊。对方将信将疑。陶德麟当场拿出《实践论》，指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一段原话给他看，他这才放下心来。
陶德麟手中的笔挥得更勤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问题》……一篇篇文章接连问世，在讨论热潮中引发关注。
“这其中，《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特别被学界推崇。因为在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怀疑。而为什么逻辑证明和认识对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并没有论证过，需要独立研究。老陶就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从理论上证明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陶德麟的“老战友”、武大哲学系教授朱传棨感慨。
贡献不会被遗忘。1995年，这篇文章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时，距其发表，已过去了14年。
“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
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常务副校长、校长……哲学家的智慧经受住了实践考验，也推动了实践发展。在他和同事们的苦心经营下，武大哲学系日益壮大，百年武大也驶上了发展快车道。
此时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道路上摸索前进。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群众的迷惘也开始抬头。“我们还需要马克思吗？”“哲学是空话，‘四化’要的是经济效益”……种种论调刺痛了陶德麟。
“我坚信哲学对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等于抛弃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抛弃了观察处理当代一切复杂问题的最科学的方法。”他接连写下十余篇文章，批驳谬误，激浊扬清。
然而，捍卫真理不等于迷信教条。他也清醒地看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疏远疑虑，和学界的研究取向、传播方式不无关系。
近年来，一些哲学家专注于和现实脱节的问题，“热心于建构新体系，用一大串涵义不明的‘新’名词、‘新’说法来作推演，弄出一套又大又空的理论，使人读了莫测高深”。更有甚者，不但张口闭口海德格尔、避而不谈中国实际，还把话说得佶屈聱牙、艰深晦涩，他对此十分反感。
哲学虽然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学问，但“理论如果在书斋中自说自话，就只有死路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躬身走进老百姓中去，才能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有感于此，他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响亮呼声——
“黑格尔说过，‘我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
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隆重启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首席专家，他强调编写教材“应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成果”“保持明白流畅的文风”，这成了课题组成员们记忆深刻的“金句”。
2013年3月27日，一篇题为《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文章出现在《湖北日报》头版，作者正是陶德麟。
短短两千字通晓流畅，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角度解读中国梦、探寻中国梦的实现路径，鼓励人们胸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走好“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中国道路’”。
共鸣很快被激发。短短几天，湖北社科界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大讨论”。4月中旬，经光明日报挖掘报道，讨论热潮迅速蔓延至全国。
“恰逢其时，触及了当前理论界的重要现实问题。”“讨论反映了知识界的自觉与自责，打开了思想的闸门，应该长期深入下去。”……各界学者纷纷撰文，参与到讨论中来。“小文章”引出了“大文章”，这令陶德麟欣慰有加。
“这绝不是对我个人一篇短文的回应，而是对时代呼声的回应，”陶德麟感慨，“十几亿人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料，唯有不断探索、提炼，才能产生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创造。”
“我深感自己是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的哲学大海里乘桴而行。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然而我并不怨悔。”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陶德麟留给后学的印象。
“陶先生很保护学生，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未让我们尴尬，却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学自省。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喟叹，“我初任教时，对树立优良学风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豪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诩，所以狂傲至极，动辄‘枪毙’学生论文。学生私下送一绰号：‘四大名捕’之‘温柔一刀’。有次开会遇到陶老师，我以此炫耀，他只轻轻说了一句：‘学生还在学习阶段，不要以你现在的水平要求他们。’此话似当头棒喝，顿时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褊狭。他让我认识到：师者，首先要是一个仁者。”
学生写的文章有一点出彩的地方，就要充分肯定；有一点创新，就要及时鼓励。这是陶德麟对自己和教师们的要求。
1997年，湖南考生李若晖报考武大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这位年轻人在古汉语方面发表了数篇突破陈说、引发关注的论文，但外语未考过线。得知此事，已卸任校长职务的陶德麟专门写信给学校负责人，力主破格录取：“若囿于陈规，失之交臂，是瞽于识才也。”李若晖终于圆梦，后又考取北大博士，现已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校长爷爷，我是附小的学生。我家停电了，我要做作业，怎么办呢？”一位小女孩打来电话。
“学校施工，水泥搅拌机吵得我们睡不着觉，怎么办啊？”凌晨四点，一位教师打电话来“投诉”。
担任校长期间，年轻教师评职称、学生宿舍漏雨、退休教师要房子……都习惯问他“怎么办”。
虽繁琐细碎，他却从不敷衍。“这些事对学校全局好像是小事，但对个人就是大事。要办好学校，对这样的‘小事’也要认真解决。”他常一天工作14个小时。
一方面，他要求学生不要成为老师的“复制品”；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学风严谨，言必有据。他批阅论文的意见有时长达上万字，学生论文达不到合格水平，决不允许提交答辩。
“我当年论文修改到第三稿时，先生正住院手术，行动尤其说话很不便。我以为他会放宽些标准，不料，先生躺在病床上，照样认认真真地看，仔仔细细地改，毫不苟简。”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倪勇感慨不已。
“古人说‘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明知‘老之已至’，但有生之年不敢懈怠而已。”陶德麟笑言。
他对哲学怀有无尽的爱，甘愿探索至最后一刻。年轻一辈身上，寄托着他的厚望与嘱托。在他看来，中国学者皆应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尽管，任何哲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为万世开太平”，但哲学家不可无此追求。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相统一，才是哲学家应有的境界。
“陶先生追随真理之心不曾动摇。他的信仰从不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别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打击而改变。这种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气，使他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有此情怀。”武大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感叹。
“胸罗正气常忧国，笔扫彤云只务真。”乘一叶哲学之舟，陶德麟航行于浩渺无际的真理海洋。那搏风击浪的强音是最响亮的召唤，必有后学紧紧跟上，必有风帆在这条勇者航路上继续高扬！（本报记者王斯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