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哲学是人类的共同的思想财富，没有国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当代最先进的哲学，但是“哲学又不能没有民族特点”。陶德麟认为，不与民族特点融会契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篇大文章，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也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担当起这个责任。
陶德麟称自己只是一个“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蹒跚前进”的“平庸的探求者”，年事越高越深感自己的“无知”，只不过“赤子之心还没有泯灭”，明知“老之已至”而“不敢懈怠”而已。
中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先生谦和仁厚，平易近人，走进他的家，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书多。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都是书。客厅放置有整面墙大的书柜；沙发旁，紧挨书架的矮凳边，也都整齐地摞着高高的书刊和信件。与客厅相连的小厅被用作“书房”，连接两屋的拱门两旁顺墙堆砌起一人高的“书墙”，小厅内置有一个整面墙大的书柜及一套桌椅，这里就是陶德麟平日伏案工作的地方。
谈起他的哲学之路，陶先生笑称自己是“半路出家”。陶德麟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在校期间成绩优秀，担任校刊《新武大》的编辑组组长，经常撰写短评和社论，并在职工夜校讲授语文课。1953年毕业，李达校长选留他任学术助手，转攻哲学。
1955年，24岁的陶德麟写了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的论文，批评苏联罗森塔尔、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词典》，并刊发在1956年第2期的《哲学研究》上，即在当时中国、苏联和东欧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陶德麟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撰写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等系列重要文章，被称为“我国理论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
60年来，陶德麟在马克思主义诸多学科和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被学界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
2010年，在武汉大学举办的陶德麟八十华诞暨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发言撰文高度赞扬了这位武汉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师德。陶先生把人们的赞誉看成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一再表示“愧不敢当”。他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蹒跚前进”的“平庸的探求者”，年事越高越深感自己的“无知”，只不过“赤子之心还没有泯灭”，明知“老之已至”而“不敢懈怠”而已。
如今，八十多岁高龄的陶德麟，仍然活跃在哲学领域最前沿，依旧在为培养后继人才作出贡献。60年的哲学研究生涯中，陶德麟感受最深的是，哲学的根源还是实际生活。“哲学家谈论的问题尽可以上干云霄，但还是摆不脱尘世的土壤。正是实际生活的需要推动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他说，哲学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人对自身处境的思索、理解和追求，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
陶德麟强调，哲学与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息息相关。哲学对一个民族尤其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他表示，中华民族之所以几千年历经磨难还能够屹立在世界上，就跟我们有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有关。
哲学是人类的共同的思想财富，没有国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当代最先进的哲学，但是“哲学又不能没有民族特点”。陶德麟认为，不与民族特点融会契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篇大文章，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也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担当起这个责任。
（稿件来源：《中国社科报》2013年10月14日，作者：中国社科报记者明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