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先生大名，还是在硕士研究生三年级。当时导师梅珍生教授问我下一步的打算，我怯怯地说我想报考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梅老师给我详细讲述了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传承史，特别提到陶先生作为李达学术助手、武汉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奠基人地位。鉴于自己半路出家从事哲学，仅仅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点皮毛，实在没有资格报考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梅老师便根据我的研究方向推荐我报考何萍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让我去认真研读陶先生和何萍教授的论著。

记得2009年刚进入武汉大学读博时，陶老师年事已高不再给博士生开课，我和室友姜正君博士经常念叨着何时能够一睹陶先生的真容。直到2010年6月师兄师姐们博士开题报告会，我才第一次近距离见到陶先生。当时陶先生已是伞寿，却目光如炬，形象儒雅，坐在狭小的座位上不停地翻阅开题报告。我们这些小辈们当时的目光大多都聚焦到陶先生身上了，以至于师兄师姐们讲的东西都忘却了，只盼着听到陶先生的评论。等到马哲专业所有老师评论完毕，陶先生才从选题到提纲再到文字表达，逐一对所有开题报告提出完善建议，最后对所有在场的研究生提出许多从事学术研究的要求，我仅仅记得以下几点：一是论文选题要与现实相结合起来，既不能跟着现实亦步亦趋，丧失哲学的超越性，也不能脱离现实，陷入纯粹思辨性的泥潭；二是治学态度务必严谨，每一个用词都要反复咀嚼、认真推敲，每一个文献引注都要逐字校对，做到坚持真理、精益求精；三是文风要朴实无华，不要生造一些炫目时髦的名词和术语；四是做哲学研究无捷径可走，切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枯坐冷板凳的态度。

后来的岁月里，我从导师何萍教授那里得知陶先生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虽然先生年事已高，却逐字逐句地修改学生的论文，乃至标点符号都予以更正。何老师说有一次去陶先生家中，看到陶先生正在给学生的博士论文编辑生成论文目录，还教给她怎么生成论文目录。2012年12月，何老师作为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子课题负责人，在老哲学院小报告厅举办小规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六十年”学术研讨会，特别邀请陶先生和朱传棨先生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口述史报告，从陶先生的讲述中我感觉陶先生还是一个勇于“自我否定”的人。陶先生回忆道，在20世纪50年代末全民学哲学运动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他自己曾经有一些狂热的想法和不正确的思想认知，都是当时发自内心的真实认识，现在回想起来他都感到是不可思议的。

待到我博士答辩前夕，我和曹歌博士两人跑到陶先生家里送自己的博士论文，这是我唯一一次去陶先生家中。陶先生的家没有我想象中的富丽堂皇、宽敞明亮，而是坐落在珞珈山防空洞旁一栋不显眼的小楼上，客厅不大，摆满了书架，茶几上也摊放着几本书。太师母热情招待我们坐下喝茶，陶先生高兴地接过我们两人的论文，便认真翻阅我们两人的博士论文。因为我们两人的博士论文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人物研究，陶先生对我俩的学术研究予以肯定的同时，亲切地嘱托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不要跟着他们跑，要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他们的思想，做到让他们的思想真正“接地气”。从陶先生家出来，让我折服先生的为人态度，虽然顶着武大校长的光环却如此平易近人，同时让我开始一直思索如何让自己研究的本雅明思想“接地气”问题。

回首三十七年的人生经历，最难忘的岁月是珞珈六年求学问道的光阴，最荣幸的事情莫过于拜入何萍教授门下，带上陶先生的“徒孙”光环，听到陶先生的治学教诲。先生虽已仙逝，但先生的点滴教诲却让我终生铭记于心！

祈愿先生一路走好！先生千古！

晚辈郭广泣拜！

（郭广：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