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傍晚，我突然接到陶德麟先生仙逝的消息，一种沉重的悲痛感瞬间涌上心头，如同武汉的闷热天气一般让人感到窒息。是夜，一场暴雨不期而至，倾泻在窗外郁郁葱葱的树木上，仿佛苍天挥泪，在送别珞珈山上这位学问大家。
最近几年，因病情反复，陶先生身体状况不佳，偶尔有些杂务需要处理。我受导师汪信砚教授委托，不时前往陶先生家中，尽了一些微薄之力。借着这一机缘，我得以近距离感受陶先生的卓越风范。2018年底，陶先生的失眠有所加重，甚至在白天出现了眩晕现象。汪信砚教授特地延请省地质医院中医科的严峰医生到家中为他治疗，并安排我协助严医生。这次治疗持续近两个月，期间的二三小事，让我一直铭记在心。
自从我家宝宝出生后，每次我去陶先生家，他都会关切地询问宝宝的生长发育情况，还颇有兴趣地向我谈起他小时候的情形。有一次，我聊得兴起，忍不掏出手机，给他看宝宝玩耍的视频。他马上叫吴老师过来一起观看。那一刻，老人家笑得十分开心，眼中洋溢着满满的慈爱。从他家中离开时，他总会塞给我一些零食点心，说是带给宝宝吃的。其实我知道，这些零食不是小婴儿能嚼动的，而是给我的。老人家从内心深处把我们当成了他的晚辈亲人。
陶先生常说时下的评价体系给了年轻人太大的压力，逼得他们卯足劲早出成果、多出成果。所以，每次我帮他解决电脑方面的小问题时，他总是满怀歉意，觉得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影响了我的工作生活。实际上，这些都是举手之劳、义不容辞的事情。借此机会，我也向陶先生请教了一些学术问题。陶先生担任过李达先生的学术助手，也是李达思想研究专家，而我参与了汪信砚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对李达生平研究中的一些说法持不同意见。一是对流传甚广的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武汉围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产生过争论的说法，我在辨析其起源后怀疑其真实性。在一次谈话中，我询问陶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没有直接否定通行说法，而是根据自己对李达的了解，说李达向来对毛主席敬重有加，因而难以想象他会与毛主席当面进行激烈的争吵。陶先生的这一判断无形中坚定了我的看法，激励我进一步搜集材料、完善论证，最终写成了一篇反驳通行说法的小文章。二是关于李达1931年在暨南大学的遇袭事件，我注意到现有李达传记中的说法不一、真伪难辨。经过一番考证，我试图梳理出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展现李达在1930年代遭受的打压迫害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我把文章打印出来，请陶先生指正。陶先生欣然接受。再见到我时，他指导我进一步厘清了文章的论证逻辑，完善了观点。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十分巧合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从陶先生家出来后，途经一家旧书店。我进去随意浏览旧书，一眼就瞅到了一本署名“陶德麟等”的小册子《哲学与实践》。我印象中似乎没有见过陶先生这部著作，于是欣喜若狂地买了下来。再到陶先生家中时，我颇为得意地把这本小册子递给陶先生。他也感到意外，不太记得自己曾经领衔撰写过这本小册子。高兴之余，他不仅婉拒了我得赠书想法，而且郑重地在扉页为我题词：“周可棣台存正 陶德麟赠”。于我而言，这是陶先生对我的莫大鼓励。
在治疗的间歇，陶先生经常跟我们聊起许多往事。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与武大有关的几件事。1948年，陶先生及中学同学在国文老师的带领下，聆听了胡适在武汉大学的讲演。陶先生对此印象深刻，说胡适虽然持反共立场，但是口才极佳，他还专门作了演讲实录。还有一些故事与李达有关。陶先生回忆道，1949年后李达与康生有过多次会面交谈。有一次，李达陪同康生和张闻天来武汉大学视察。康生当着在场学生的面夸赞李达的学问，还自称当年在上海听过李达的课，是李达的学生。陶先生当时是武大学生，那天正好端着饭盒，蹲在樱顶老斋舍上，和同学一起围观这些大人物。后来，陶先生成为李达的助手，多次参与两人的会面，对康生的观感极好。不过，后来武大学生要求给李达平反，康生在接见学生代表时矢口否认自己认识并了解李达。陶先生对此人的印象由此改观，十分鄙夷其人格。关于李达的个性与轶事，陶先生说李达性格耿直，虽然与党内不少高层人物往来密切，但也与一些人的关系冷淡，例如郭沫若。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期间，李达与毛泽东比邻而居，走动频繁，关系亲近。李达长子李心天的外号小数点，女儿李心宜的外号未知数，都是毛泽东取的。我至今仍记得陶先生回忆这些往事时的模样，他娓娓道来，语气抑扬顿挫，往往寥寥数语就把人物和情节刻画得入木三分、细致入微，让听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我知道过往的岁月曾带给他太多的磨难，但是，我感受到的却是陶先生历经沧桑后的豁达胸襟和从容心态。我从陶先生处听到的这些轶事，可能从未见诸史籍，也未必完全准确，却显得弥足珍贵，足以充当口述史学的重要材料。
2020年1月8日，我陪同汪信砚教授前往省人民医院看望陶先生。陶先生再三嘱托学科及个人事宜，殷切期望汪老师能够带领马哲学科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传统，还希望委派我协助他整理个人资料。我们都应允了他的要求，并劝慰他安心养病。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我们之间的永诀。如今，斯人已逝，但往事并不如烟，陶先生对我的关爱和教诲，他的音容笑貌和人格风范，永远停驻在我的心田。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周可
2020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