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分析哲学，导师是江天骥教授。当时，江天骥教授是武汉大学最著名的几位文科教授之一，据说特别严格。报名的时候，我真觉得有点不自量力，有的同学也觉得我有点好高骛远。但报名时翻遍了全国各大学的招生目录，最后选定了武汉大学。于是，做江天骥教授的弟子成了当时最大的心愿。报名离考试大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其中一个月是在做毕业实习。原来也没有打算报考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

1981年的夏天特别酷热，酷热的时间特别长。记得走进武汉大学研究生入学生场——建成不久的教三楼001教室——的日期是9月14日，那一天，漫长的暑 热终于过去，一阵凉风和细雨把我们送进了考场。然后是焦急而漫长的等待。大约在是冬天，武汉大学的取通知书来了。那一刻的心情，现在记的不很清楚了。大约 是兴奋和憧憬交织在一起，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朦胧的渴望。

报到的时间安排在1982年2月初。但我已经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揣着通知书，去见我仰慕已久的导师——著名哲学家江天骥教授。报考前，就有人告诉我，江 天骥先生曾是是维也维学派的成员，治学严谨，为人也颇严肃。其实这些说法只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治学严谨。先生对维也纳学派的学说颇为精通，写过许多文 章，50年代还出版过一本书，叫做《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但他本人并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是在美国学的分析哲学。留学维也那的是洪谦先生，另一位 中国分析哲学大师，院系调整以前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传言者大概把这两位中国分析哲学名家弄混了。后来感到，先生其实为人也很随和，甚至可以说很随便。 但身为弟子，心怀敬畏，多年来在先生门下始终毕恭毕敬。直到后来自己做了多年的教师之后，才敢同先生谈一些人生经历，说几句笑话。

那时先生住在北三区23栋1门301号。走到先生家门口，心嘭嘭地跳，自己都能听见。差一点都不敢敲门。记得当时还没有门铃。开门的是师母，结结巴巴地介 绍自己、说明来意，然后就走进了先生家的客厅。感觉是先生家的客厅很大，客厅靠窗摆着一个正正方方的餐桌，很老式的那一种，还有几只凳子。靠墙还有一台冰 箱，在当时已经很奢侈了。我进门时，先生已经迎到书房门口，把我让进去坐下。书房里几只大书架满是外文书，中文有一些，但数量不多。桌子上、椅子上、沙发 上，堆满了外文书和外文期刊。这是我第一次到先生家，也是第一次见先生。当时先生已经66岁，头发都白了，个子不高，瘦瘦的，但特别精神。

当时离新生报到还有两个月，去拜访先生，是想早一点得到先生的指点，提前读一点书，不使这两个月白白地耗费了。已经读过先生写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 论》，还读了先生写的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基本思想的介绍，其中杜任之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中有好几篇。这些都是最初步的文献，但读起来 还是不得要领。先生问我读过什么英文书。说起来惭愧得很。读大学本科时找不到英文原版，再说那时英文水平还很差，达不到直接读英文原著的水平。我告诉先 生，只读过《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中的一些文章。先生说，英美分析哲学要从外文原著里学，中文译本错讹较多，中英文语言差异也较大。读中文是不能很好地了理 解分析哲学的。这就要求把英文学好，要能看得懂，听得懂，还要能说，将来能用英文写论文。他让我这两个月先好好练一练英文，至于读什么书，进校以后再安 排。先生祖籍广东，说话始终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我当听得似懂非懂。不过，要把英语学好，这一点倒是听得真真切切。于是回宿舍后就埋头学习英语来。

82年2月，怀着对研究生生活的美好憧憬，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来报到。大学宿舍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8舍，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是桂园4舍。那时生活用 品很少，有点重量的都是书。读大学时，一点零用钱都花在买书上了。我的大学同学陈国清（现在是武汉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一根扁担帮我把行里一肩担到了桂园。

哲学系81级研究生共有14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是李晓明和姜锡润。李晓明是一位现役军人，每天穿一身绿军装。他在学术上是很有前途的，后来离开武大去 香港经商，大家觉得很惋惜。姜锡润现在是我们的同事。中国哲学专业有郭齐勇、李维武、黄卫平、舒金诚。郭齐勇和李维武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知名教授，黄 卫平后来去了深圳大学，舒金诚去了中共中央党校。现代外国哲学专业是王晓光、李晓蓉、曹秋华和我。他们三人后来都去了美国。欧洲哲学史专业有冯俊、黄宪 起、兰岚、高新民。按当时的学科划分，欧洲哲学史和现代外国哲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冯俊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副校长，黄宪起在中央党校做教授，高新 民在华中师范大学做教授，兰岚在政府供职。那一届硕士生导师很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导师是陶德麟先生，中国哲学的导师是萧萐父先生，欧洲哲学史的导师是陈 修斋先生，现代外国哲学的导师是江天骥先生。

刚入学的几天，天气还很冷。当时我穿一件老式的棉袄，一双军用棉鞋。校园里还有一些道路是泥土路，有的路有间隔地铺着水泥板或石板。入校手续办下来，鞋子 都打湿了。那时研究生的生活补助是每月45元，每月伙食约30元，基本上不用家庭负担。记得我的宿舍是靠北面的一间房子，我和王晓光、舒金诚共住一间。读 了半年，到82年暑期，79级的研究生毕业了，我们的宿舍又进行了调整。我和舒金诚调到南面最靠西一间，萧汉明老师当时曾同我们住过一间房。推算起来，他 那时应该毕业了，已经是老师了。由于81级是春天入学，所以我们只同过半年学，而作为同学，并没有在一个房间住过。我的房间的隔壁住着邓晓芒老师，也是刚 毕业留校，暂住在研究生宿舍里。

82年，中国的硕士生教育还处起步阶段。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没有很严格、系统的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但由于学生不多，老师的要求很严格。开学不久，先生就 开始给我们讲课。先生给我们讲的第一门课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给我们的教材是先生写的讲稿，是油印的。第一章讲什么是科学哲学，第二章讲逻辑实证主 义，一直讲到夏皮尔和科学实在论。记忆中教室似乎是在南一楼。听课的人有我们81届的四位研究生，还有80的三位逻辑学研究生，导师也是江天骥先生。还有 当时先生的助手彭信娥老师，77级刚留校的陈真老师。先生每周讲一次，讲得很仔细。但开始我们都听不懂。一来是因为先生的广东口音很浓，二来是因为当代西 方科学哲学的概念框架与我们在本科时学的哲学相差太远。但我们还是很努力地听课，很努力地看书。除了先生的科学哲学课之外，我们还学习了科学史和数理逻 辑。科学史教师是刚刚调入武汉大学的桂起权老师，教数理逻辑的是邱国权老师，他是江先生六十年代的逻辑学研究生，并不是武汉大学的在编老师。先生为了我们 学数理逻辑，就把请来给我们讲课。

上了半年课，我们来了许多师弟师妹。82级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有7名研究生，研究方向都是当代英美科学哲学或语言哲学。这样，先生在第二学期讲科学哲学课时，学生多了起来。

每次上完课后，我们几位弟子就同先生一起漫步送先生回家，同时也一路问一些我们不懂的问题。

先生用一年时间，即82年春、秋两个学期，讲完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不久，讲稿出版了，这就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

1981年春季学期，先生给我们讲语言哲学。主要是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克里普克的意义理论。语言哲学与我们心目中的哲学概念反差很大，当时只有一些 表面的理解，好几年之后，我们才能理解英美语言哲学的意义。当时冯俊也听了先生的语言哲学。听了几次课后，他也是一头雾水。记得他说了一句话：“费了吃奶 的劲，也无法把意义理论同哲学问题联系起来。”

1982年，武汉大学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1983年秋季，进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第一届博士生。一位是罗毅，他是79级硕士生， 是我们的师兄。另一位是兰征，他是南京大学夏基松先生的硕士生。后来兰征去了美国，放弃了学术。罗毅去了广东，现在执教于广东工学院。

除了上课和看相应的参考文献外。先生给我们指定一些书让我们阅读。我们几个弟子，每个人的读书任务都不一样。我当时对语言哲学更有兴趣，也打算写语言哲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为此还自学了公理集合论。

1984年春节后回到学校，王晓光拿给我一本书，说，这是先生给你的，他指定你写归纳逻辑的学位论文。那本书是小凯伯格的《概率的逻辑基础》，很厚的一本。于是，我开始读这本书，并选修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硕士论文的题目是费歇尔的似然推理理论。

我们几个弟子，对于先生的学术都极为佩服。80年代初，武汉大学哲学系办公地点在理学院大楼。资料室是在地下室，最初是张志超老师负责，后来代定芳老师调 过来做资料员。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资料室的外文图书和外文期刊，都是全国一流的。最多时候大概有70多种外文期刊。先生不问世事，除了听听音乐、散 散步外，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那时资料室的外文图书，只要是英美哲学方面的，都留下了先生借阅的记载。我们也经常遇到先生从资料室借一堆外文期刊，过一段 时间就还掉了。所以，对于英美哲学的动向，他们正在研究什么问题，哪些问题受到较多的关注，哪些哲学家提出了什么新观点，他都了然于胸。记得1982年春 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任之先生的硕士生徐友渔来拜访先生，他做的论文是关于罗素的。在武汉期间，徐友渔对先生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国内哲学动态》 准备介绍一些当代外国哲学的重要著作，请先生开个书目。过了两天，先生开出了一长串书单，其中有一本书是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这本书由普林斯大学出 版社出版才不过两年时间，先生就把它列入当代哲学家名著之中。先生的学术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先生写的文章，直接评论很少。曾听人说，先生的文章或著作过于“客观”，只是把外国人的东西照搬过来而已。一些人写文章，写某某哲学家的思想，某某哲 学家的思想没写几句，而且还常常写不准确，接着就做一番“辩证的”分析：哪几点符合客观规律，可以吸收；哪几点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要批判。先生的文 章，是在大量掌所材料的基础上，以独到的学术眼光写出来的。选择什么材料，什么时候写什么，背后都有观点。不精通西方当代哲学，这样“客观的”文章是写不 出来的。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活跃。一种见解提出来不久，就会受到同行的挑剔的批评。西方哲学家相互批评往往比我们初学者的批评要深刻得多。先生的文章，正是 针对当时学术界一些人不做深入研究、不认真读原文却想当然地妄加评论的浮躁学风写出来的。正是这种“客观”性，形成武汉大学外国哲学的独特学风。

因此，我们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先生并不鼓励我们写文章，也不鼓励我们到学术会议上去宣读论文。他希望我们先好好读书，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有了充分的积累之后再写文章。

身为先生的弟子是很幸运的。先生的严谨学风和精博的学识，给了我们巨大的影响，在我们以后的学术论著中，都可以见到先生的严谨、确切所留下的影子。自己在 多年后，还受到过先生的一次严厉批评：写文章，除非你自己的创造，每一句话一定要找到出处，切忌望文生义！这次批评让我回家反省了很久。还有一点幸运。先 生是最早的文科博士生导师之一，做过他的硕士，再做他的博士研究生就顺理成章了。我也有幸成为先生的84级博士生，从85年春季开始又跟先生学习了三年， 直到87年底博士生毕业。

三年博士生期间，先生没有给我们系统地讲过课，主要是指导我们读书和做研究。博士生的课是先生请外国专家来讲的。授课时间较长的外国专家是美国堪萨斯大学 的George Gale，他给我们讲授了《科学论》和《物质概念》两门课程，还有英国牛津大学的Newto-Smith，他约们讲了“科学实在论”课程。先生请来给我讲 课的知名学者，还有沃特金斯和哈金。前者是波普学派的代表人物，后者是归纳逻辑和科学哲学的权威。除了学习英美哲学的两门核心课程——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 ——之外，我仍在先生的指导下继续学习归纳逻辑。在我读过的与归纳逻辑相关的著作中，有一本是英国学者A. Colman所著的《对策论与实验对策》，这本书使我对对策论（现在经济学界多译为博奕论）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又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并以此为题做博士论 文。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囚徒二难对策的解》，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当时用英文写博士学位论文有两个原因，一是想提高英语写作能力，其次是因为对策论的许 多专业术语还没有较好的中文翻译，直接用英语写论文，可免于在翻译问题上纠缠。

我的博士论文对对策论中的一个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解答。论文很短，如果译成中文，大概两万字。这样短的论文，在今天大概是不能通过的。现在的论文越 写越长，往往洋洋数十万字，这其中难免有史料的堆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即囚徒二难问题，现在是美国伦理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今年4月我应邀去美国讲学， 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佩服先生的学术眼光。首先他鼓励我把这个题目写成学位论文，其次他允许我写那么短的学位论文。

由于外国哲学是哲学系的第一个博士点，先生在学术界是众人敬仰的。所以当时哲学系最大的研究室就是美国哲学研究室（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最多的时候有十 几个教师。到80年代后期，有江天骥、张守正（1998年去逝）、张志超（去逝）、陈维杭（去美国）、彭信娥（去美国）、吴小增（去美国）、曹秋华（去美 国）、陈真（去美国）、吴云秋（现在华中科技大学）、桂起权和我本人。先生雄心勃勃，在图书资料、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当 然这些工作也得到了当时的系领导的大力支持。当时的美国哲学研究室还办有一个内部刊物，即《美国哲学动态》，不定期出版。最初是由先生一手操持，主要刊登 反映美国哲学和思想现状的文章和译文。这个刊物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内研究资料奇缺。据说当时它也是高层领导人的参考文 献。在停刊许多年之后，还有一些机构来信索要。大约在1986年，有一公司愿意出资，把这个刊物办成公开出版物。于是研究室报告武汉大学有关部门，不再需 要学校拨款。第一期组稿已经完成时，正好遇到清理公司，资助公司被迫关闭，学校拨款也停了。这样，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美国哲学动态》就终结了。

先生是20世纪后期公认的英美哲学名家。不仅如此，先生还关注欧洲大陆哲学。在读研究生之前，就读过先生主编的一本书，叫做《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哲 学动态》上，先生也写过一些关于美国新左派的文章。先生对欧洲大陆哲学的深入研究，在9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论文中充分表现出来。

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的研究生生活不如现在那么丰富多彩。那时没有电脑，没有因特网，没有DVD、VCD，没有随身听。收录机很少。所有的研究生共有一 部电视。业余活动除了体育之外，就是每周一次露天电影。有时集体看一看电视节目。有一段时间电视台播放一部日本电视剧，讲一个柔道高手的故事。似乎是每到 周末，研究生会有人把电视机搬到研究生宿舍楼顶的东边平台上，于是上百位研究生站在星光下一道看那部电视剧。

有时候也打羽毛球。最初是李晓蓉同学约我每天下午打球。一天雨后，我们打球的时候她不小心摔倒了。我当时没有任何反应。其实是不知所措，不知是不是过去把她扶起来。但表面上显得很冷静。后来我谈恋爱了，同自己的女朋友打球去了。

我爱好的体育活动之一是夏天到东湖去游泳。有时和同学、同乡一起去，有时一个人去。研究生会也组织过渡东湖的活动。大概有一百多人参加，把东湖游了一个来回。也有几次，我一个人游到对岸再游回来。

当时读研究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课余生活。但也没有这么大的生存压力。每个学生的生活补助基本够开支。那时候，我们不会上饭馆，不会聚餐，不会买手机。 个别人甚至连电话也不会接。刚上大学时我本人就闹了一次笑话。当时一栋宿舍有一部电话共用。每天有一名学生值守。有一天轮到我守电话时，有人打来电话说叫 某某同学，我把那位同学叫来接电话，但他下得楼来，看到电话已经挂上了。我当时还不知道话筒挂上就断了，还以为再次拿起听筒可以听呢。

从硕士到博士，6年的岁月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一瞬间。常言说，逝者如水。现在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求学之路是很艰难的，如同山路一样崎岖。也许想过 再来一遍，更用功些，学更多的东西。但这一切就如流水不能回头。感谢先生的严格要求和督促，毕竟6年之中学了不少东西。漫步东湖边，一边是秋色浓染的珞珈 山，一边是秀丽的东湖水，于是想到了这个题目。

6年的学习结束了。我自己也由武汉大学的一名学生变成了一名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