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斋教授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史专家、翻译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因病医治无效，于1993年8月23日与我们长辞，享年72岁。他生前任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社联委员，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等职。
1921年3月7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日)他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布。1933年秋以第一名考入省立温州中学。1941年秋考入重庆政治学校外交系，1945年夏毕业， 获法学学士学位，其间受贺麟先生影响，立志献身于哲学事业。大学毕业后，末接受派遣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而应贺麟先生聘请，赴昆明到贺先生主持的中国 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工作，任研究编译员。1946年随编译会到北平工作。在该会任职期间，除译出[法]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一书 外，还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诸多哲学课程，为后来从事哲学和哲学史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9年l0月，他应聘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讲师．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10月因“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哲学 系任讲师。在这一时期，他与人合著了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哲学史著作《哲学史简编》，并且是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我国第一套西方哲 学史原著资料《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的主要译校者之一。
他在这一刑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认真学习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真心实意地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深感苏联哲学界的教 条主义、尤其是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的弊端。在1956年由《哲学研究》组织的“笔谈”中。他与贺麟先生联名著文，拥护党的“百家争鸣”方针。1956年 初，他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又以“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为题发言，针对哲学史研究中教条主义倾向，提出“唯心主义本身，或 者说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对人类认识的发展也有“积极的贡献”，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必要的环节”。他的这些意见正是当时哲学史界许多人“欲言 而不敢言”的。充分体现了他在学术上的求实精神和理论勇气。
1957年夏，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邀请，重返武汉大学，在新建的哲学系筹组哲学史教研室。1963年，他被借调去北京，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独立负责 选编、组译和审校了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近三百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套大型当代西方哲学代表著作译丛。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直到1972年才重返教学和研究岗位。他当时随哲学系师生在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参加“斗、批、改”，政治上备受歧视，居住和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但他忍辱负重，奋力完成了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巨著《人类理智新论》的翻译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他将全副精力投入了教学和科研工作。1978年他晋升为副教授，]980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批准为西方哲学的博士生导师。1988年3月，他实现了早在1952年就萌生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修斋教授心情空前舒畅。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和政策，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投身于“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他青春焕发，老当益壮，每日伏案工作不止，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迎来了他丰收的晚年。在80年代，他编著出版 了《欧洲哲学史稿》(与杨祖陶教授合著)、《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主编)、《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与萧萐父教授共同主编)，并继续译出了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关于实体的本性和交通的新系统》等译著，还甘当人梯，为一些青年学者审校了多部译著。其中他与杨祖陶教授合著的《欧洲 哲学史稿》获1988年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陈修斋教授曾于1983年赴法国作学术访问，拜访和会见了一些法国哲学界知名人土和莱布尼茨专家。1984年、1990年先后邀请法国巴黎一大哲学教授维持 琳娜和英国莱布尼茨专家罗斯来讲学。他同德国汉诺威国际莱布尼茨学会和英国莱布尼茨学会建立联系，还向他们介绍了“莱布尼茨研究”在中国的情况。他为推进 我国同法、德、英诸国的学术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修斋先生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纵观他近50年的学术生涯，他不仅与贺麟等先生一起完成了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 主义立场的交接，而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在该领域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中奋力拼搏，默默耕耘。他为使自己的哲学理想化为现实而付出的巨大辛劳,所遭受的精 神痛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60年代初，他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极端困难，而且在政治上身处逆境，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系统地研究了莱布尼茨的哲学学说。70 年代初，武汉大学哲学系作为武汉大学襄阳分校的一部分迁往湖北襄樊隆中。那时他刚刚被允准重返教学岗位，“监督使用”，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低矮潮湿 的土坯房子里。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顽强地译出了后来令德国的莱布尼茨哲学专家惊叹不已的莱布尼茨的巨著《人类理智新论》(两卷本)。在学术观点上，半 个世纪以来，他不停顿地进行着艰苦的自我超越，从来不知道满足。如对于他重点研究的莱布尼茨哲学的最高原则问题，他早在1949年就进行过艰苦而深入的探 讨，可是37年后(1986年)，他又根据自己长期的思考和掌握的新材料，对自己原来的见解作了重要的修正，断然宣布“充足理由律”为莱氏哲学的最高原 则。又如，1980年，他向“全国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讨论会”提交了论文《关于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的几个问题》，5年后(1985年)，他又写出了长篇 论文《关于经验论与唯理论对立问题的再思考》，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他从来不怕否定自己，更欢迎与自己不同甚至相对立的观点。他常说，一个观点要经常被打得死去活来，才能有希望站住脚。他一生不间断地吸收、消化国内外同仁乃至后学的研究成果，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日臻化 境。然而这位于菜布尼茨哲学翻译和研究方面在国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学者，甚至到了晚年，面对着他为自己设定的崇高学术目标，却常常不无悲壮地说：“我越是 研究菜布尼茨，就越是不敢动手写作研究莱布尼茨的著作。”他在1988年提出的“哲学无定论”的思想，凝聚着他毕生哲学探索的深切感悟。
陈修斋先生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始终注重史论结合，注重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注重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探索。他认为，没有一个科学的哲学史方法论，没有一个科学的哲学史观和哲学观，是不可能建构出一个科学的哲学史体系的，是不可能在西方哲学史领域中有什么重大建树的。而他研究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及哲学史方法论的成就是国内哲学界公认的。他不仅于1956年春积极参加《哲学研究》编辑部组织的笔谈，与贺麟先生联名著文《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1957 年初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针对当时我国哲学史研究中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又作了以《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 为题的发言，而且他一生都致力于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写出了一系列有关文章，还于1984年与萧萐父教授共同主编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他看来，哲学不 是一个狭隘的宗派，而是一门有世界意义的科学，他之所以要研究哲学，就是为了进入这“哲学的世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他对西方哲学史的关注就不单纯是一种历史的兴趣，更是对人类精神财富的一种哲学的兴趣。他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1977年就发出了“应该给予欧洲哲学史以足够的重视”的呼吁；199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针对有人对改革开放政策存疑惧的现象，又强调提出了“今天仍旧甚至更加需要引进西方哲学”。在他看来,哲学就是对话，不仅包含今人同古人的对话，也包括国人同西人的对话。离开后面这种对话，“再回到以往的自我封闭状态中去”，中国哲学是“没有出路的”。
陈修斋教授治学严谨，品德高尚。他对待做学问特别认真扎实，从不肯“跟风赶浪”、“赶时髦”，对自己未深入研究过的问题也从不妄加议论。他无沦著书还是写论文,都坚持从原始资料出发，具体详实地占有资料。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重视翻译工作。他常说在哲学史研究中，与其在没有充分掌握材料之前就发表所谓有创见的大作，倒不如踏踏实实地先翻译和阅读一些哲学家的原著。他自己除审校过四百多万宇的译稿外，还亲自译出4种译著，与人合译5种译著。他的译笔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同时极为流畅，他讲求“信、达，雅”，尤见重于信实。
陈修斋教授历来主张把做学问同做人结合起来，把道德同文章结合起来。他常说，“做人和做学问应是一致的”，不应当把从事哲学研究当作谋取“饭碗”的手段，而应把它看作自己根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对此他直到去世都身体力行。他一生潜心学术，澹泊自持，不慕荣利，不尚浮名；他为人正直，表里如一，光明磊落，唯理是从；他性情宽厚，作风淳朴，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睿智达观，胸怀宽广，锐意进取，自强不息。他于弥留之际，还挂念着他的学术专著《莱布尼茨研究》 的著述和出版。陈修斋同志是德高望重的良师，也是学问上难得的益友。他爱护青年，提携后进，对他们的一点进步比对自己的成就还更感到高兴，即使在病重之际，还在病床上指导学生，稍能起床，还亲自动手为后辈们的著作写序。他不但是思想深邃的学问家，也是谆谆善诱的教育家。对于学生，他从不摆架子，而是待人以诚，有求必应。他将教书育人当作最神圣、最崇高的事业，为了教学上的繁重事务不惜将自己的著述往后推延，或是牺牲休息时间来偿还拖得太久的文债。在数十年的教学工作中，陈修斋先生已是桃李满天下。学生们从他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为人。
现在我们缅怀他丰满亢实的一生，痛惜之情难以言表。陈修斋教授以哲人的平静离开了我们，他给我们留下了毕生追求真理、奋发向上的精神，留下了正直高尚的品格，留下了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也留下了为学术和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情操。
陈修斋教授的高风亮节和学术业绩永存人间！
（此文原发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