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夏天晗  崔嚷月）11月15日上午，“陈修斋先生铜像落成仪式暨陈修斋先生事迹缅怀会”在振华楼哲学学院举办，陈先生的家属、弟子及校内外的3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

陈修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莱布尼茨专家，翻译家，武汉大学西方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与开创者。陈先生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社联委员，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宗教学会首届理事等职。1949年10月，陈先生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讲师，后到北大，期间，他与人合著的《哲学史简编》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撰写的哲学史著作和教材。他参加编译的多卷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是我国第一套西方哲学史原著资料。1957年，应李达校长的聘请，陈先生重返武大，并重建哲学史教研室。60年代，他负责编写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是我国解放后第一套大型现代西方哲学代表著作译丛。陈先生翻译的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为我国莱布尼茨研究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80年代，陈先生与杨祖陶教授合著《欧洲哲学史稿》，影响了一代学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卢昌宁、院长李佃来教授、副院长黄超研究员、副院长陈蓓，陈先生亲属陈宣美、官文杰，陈先生弟子武汉大学段德智教授、张传有教授、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清华大学冯俊教授、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湖北大学江畅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陈默教授、武汉大学储昭华教授，以及东南大学范志均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董尚文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吴广成教授、武汉轻工大学白虹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成军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李宜副教授、湖北经济学院卢钰婷讲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原办公室主任陈建国老师、武汉大学翟志宏教授、郝长墀教授、徐弢教授、方永副教授，铜像捐赠方代表刘克先生、铜像主创团队成员湖北美术学院孙域钦博士，以及其他师生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由卢昌宁书记主持，李佃来院长、陈修斋先生亲属陈宣美先生、陈修斋先生学生代表段德智教授、铜像捐赠方代表刘克先生致辞。

卢昌宁书记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到场诸位老师，表达了对陈修斋先生学术生涯的敬仰及本次仪式和缅怀活动的重要意义。

李佃来院长着重强调了陈修斋先生思想在学术层面和个体生活层面的卓越贡献，认为早年陈先生对“哲学无定论”的阐发，包含了哲学不应走向僵化的理念，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陈先生的文章和品格告诉我们，不能一味执着于对确定性的追求，还应正视、直面不确定性，进而在不确定性中开拓更广阔的思想疆域。

陈修斋先生亲属陈宣美先生追忆了陈修斋先生勤耕不辍的学术生涯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陈先生将自己毕生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学问当中，治学态度严谨认真，对待学生既严格又宽厚，会耐心倾听晚辈的想法，循循善诱。纵使陈先生晚年病魔缠身，他对真理的热情却从未被磨灭，并且自始至终都怀抱着一颗善待他人的宽厚之心。

陈修斋先生学生代表段德智教授在发言中，首先借用208年前黑格尔在一次讲演中的著名观点——哲学史不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而是“伟大的灵魂”，即“哲学英雄”们前赴后继的历史，表达了他对陈先生的无限怀念与敬仰，认为陈修斋先生不只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更是一位做出了众多常人想不到、干不了、不敢干的事情的勇者，一位为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智者，可谓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位“哲学英雄”，一位“民族英雄”。陈先生早在1957年即与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朱伯崑编著的《哲学史简编》，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辩证唯物史观撰写的哲学史教材，被视为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六卷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西方哲学原著资料，陈先生参译了其中四卷，是所有译者中参译卷数最多的一位。“文化大革命”后，陈先生主编了《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1986年），是我国在该领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他同时被我国教育部门指定为我国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学科领域的 “召集人”，成为该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陈先生也是我国著名的莱布尼茨专家，他所翻译的《人类理智新论》和《新系统》等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我国学者了解莱布尼茨思想的主要窗口，他与人合著的《莱布尼茨》一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莱布尼茨专著。陈先生对我国中世纪哲学研究做出了影响深远的重大贡献，设计并规划了我国中世纪哲学的崛起。此外，陈先生的人格更令人感佩的，还在于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对左倾教条主义英雄般的抵制和抗争，为我国哲学界和哲学史界留下了最重大也最具影响的哲学遗产。段教授最后对陈先生的辉煌业绩和不朽人格表达了深深地敬意，并对后辈学人寄予了殷切的鼓励和希望！

铜像捐赠方代表刘克先生阐述了陈修斋先生的治学态度与风骨对哲学院一代代师生的影响。刘克先生表示，尽管未曾亲见陈先生的风骨，但陈先生的故事一直在哲学院师生当中口口相传，陈先生为人处世的态度一直深刻影响着他。哲学院的学风始终深受陈先生及众多学者们的熏陶。本次铜像捐赠活动是在多方爱戴陈先生的老师们、朋友们的支持下推进的。

陈修斋先生铜像安放在振华楼哲学学院五楼。致辞结束后，全体人员移步到陈修斋先生铜像前。学院党委书记卢昌宁、院长李佃来教授、陈修斋先生亲属陈宣美先生、陈修斋先生学生代表段德智教授共同为“陈修斋先生雕像”揭幕。随后，全体人员面向陈修斋先生铜像三鞠躬。

铜像揭幕仪式之后，全体人员继续参加缅怀会议，追思陈修斋先生生平事迹。陈修斋先生的学生们分别回忆并分享了陈先生为人治学的许多珍贵往事，共同表达了对恩师的感恩与怀念。

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追忆了与陈修斋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赵老师说，他当初远赴鲁汶大学研究中世纪哲学，是肩负着陈先生振兴我国中世纪哲学学术的嘱托。正因心中牢记陈先生的重托，他才能够凭借对哲学的热爱与肩头那份责任，在求学过程中克服了一次次困难，带回许多珍贵的西方哲学研究资料，取得今天的硕果。

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追忆恩师时，说到陈修斋先生是一位平和、包容、理解力强的学者。他身上有难得的对晚辈的包容和理解，并且，面对不同的意见，陈修斋先生也能够秉持公正、真诚的态度对待。陈老师特别指出，陈修斋先生有一段话对他影响特别大，即是说一定要有能够超越于一切分歧的东西存在，包括治学的诚实和待人接物的良善。

清华大学冯俊教授对陈修斋先生的处事态度和治学态度表达了追怀。陈修斋先生对学生们的影响不止于学术，更在于生活。陈先生以身作则告诉学生们，做哲学不仅仅是做学术，更是追求一种爱智的生活态度。也是受到陈先生影响，冯俊教授修习了法语，取得了国内笛卡尔哲学研究方面等一系列重要成果。

湖北大学江畅教授追思了陈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学术胸怀。陈先生在我国的莱布尼茨哲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深刻影响了江畅教授的学术方向，此外，江畅教授强调了莱布尼茨哲学追求个体自由和整体和谐的重要意义，从学术领域到日常生活领域，都离不开人对个体自由和整体和谐的需要。

中国传媒大学陈默教授指出，陈修斋先生是国内一块巨大的思想“宝藏”。在被病魔缠身时，陈先生对哲学的热爱丝毫不减，在病房里与陈默教授等学生讲哲学问题时，陈先生身上那股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无形中深刻影响着他们，自由、独立、主体创造的追求真理的精神，随着陈先生的研究成果代代相传。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储昭华教授也追思了陈修斋先生追求真理的赤诚和勇气。陈先生对后学十分宽厚、亲近、亲和，是一位非常包容、有气度的学者。陈先生还有对待学术的开放的胸襟，能够平等相待青年学者。另外，陈先生还鼓励以创新性、多样化的观点去做西方哲学研究。

附：段德智在陈修斋先生铜像落成仪式上的发言

忆作为一代哲学英雄的陈修斋先生

      ——在陈修斋先生铜像落成仪式上的发言

段德智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我很高兴以陈修斋先生“学生代表”的身份在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上发言。当我在准备这个发言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黑格尔在208年前，也就是在1816年，在一次关于哲学史观的讲演中所阐述的一个著名观点。这就是：哲学史不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而是“伟大的灵魂”——“哲学英雄”们前赴后继的历史。由此，我意识到，陈修斋先生不只是我们的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更是一位他所在时代的“哲学英雄”，一位“民族英雄”。因为他在其比较短暂的学术生涯中，面对盛行一时的前苏联专家的“斗争史观”，挺身而出，竟义无反顾地干出了那么多为常人想不到、干不了、不敢干的事情，为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让我们这些学生至今仍引以为豪的卓越贡献。

例如，早在1957年，他与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朱伯崑编著的《哲学史简编》，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辩证唯物史观撰写的哲学史教材，被视为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而这六位作者也因此而被视为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只是在后来一段时间，由于陈先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人们在谈及该著作者时，竟平白无故地抹去了陈先生的名字，使得陈先生的学术生涯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再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西方哲学原著资料，一向是我国西方哲学史学者的必读书。至今已出齐6卷，分别是《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和《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陈先生参译了其中四卷，是所有译者中参译卷数最多的一位。由此看来，陈先生之为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奠基人的学术地位，可谓实至名归！

第三，文化大革命后，陈先生为我国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陈先生就被我国教育部门指定为该学科领域的“召集人”，之后他不仅主编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1986年），而且还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诸如冯俊教授那样在这一领域造诣颇深的学者，使武汉大学哲学系在一段时间里成了我国研究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重镇。此外，他本人还是我国著名的莱布尼茨专家，他所翻译的《人类理智新论》和《新系统》等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我国学者了解莱布尼茨思想的主要窗口；他与人合著的《莱布尼茨》一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莱布尼茨专著。

第四，陈先生对我国西方哲学史学科做出的另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贡献，在于他高瞻远瞩，设计和规划了我国中世纪哲学的崛起。就目前而论，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和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可以说是我国中世纪哲学研究的三个重镇。北京大学哲学系不仅编辑出版了《中世纪哲学》（赵敦华与人主编），而且还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赵敦华著）这部影响广泛的中世纪哲学著作。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不仅翻译出版了《神学大全》第1集，《反异教大全》《论存在者与本质》《论独一理智》等著作，而且还出版了《中世纪哲学研究》《中世纪哲学史》等著作，并在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经院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丛书》，在国际学界也小有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在翻译和研究托马斯《问题集》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诚然，若细究起来，尽管我们这三个单位在中世纪哲学翻译和研究方面各有千秋，但相形之下，北京大学哲学系似乎更胜一筹。我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赵敦华先生著述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并与人主编了《中世纪哲学》，更重要的在于他胸怀大志，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培养和组建了一个国内顶尖的中世纪哲学研究团队，从而为该系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在令人钦佩之至又羡慕之至！

不过，我在这里想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还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之所以在中世纪哲学领域能够取得这些成就，都离不开陈修斋先生高瞻远瞩的筹划。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赵敦华教授是肩负着陈先生赋予他的振兴我国中世纪哲学学术带头人的重托，于1982年派往鲁汶大学研究中世纪哲学的。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那些作为，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视为遵陈先生所嘱而行。就我们武汉大学而言，无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的教师们对中世纪哲学的翻译，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宗教学系的教师们对《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的翻译和研究，都可以视为对陈先生“开荒种地”号召的一种响应。由此看来，没有陈先生的雄才大略和运筹帷幄，我们这三个学校要在中世纪哲学领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便很难想象。陈先生振兴我国中世纪哲学研究，功莫大焉！

第五，陈先生不仅是新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而且还对我国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63年，经中宣部批准，陈先生被借调去北京，以《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独立负责组织翻译、校选、编辑《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15辑，近300（bai）万字。尽管这些《选辑》在封面上都标注其为“供批判用的内部参考读物”，但在事实上却在那样一种特殊环境下，为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者打开了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真面目的一扇窗户，使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我国得以名副其实地开展起来。我们不妨将其称作我国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尝试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

最后，陈先生留给我国哲学界和哲学史界的最重大也最具影响的哲学遗产，就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对左倾教条主义英雄般的抵制和抗争。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曾经强调指出：“哲学活动”并非一种“机械（xie）运动”，而是一种“自由思想的活动”。但在当时，在一片“学习苏联老大哥”口号下，前苏联的以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为中心内容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风靡我国，我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研究和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权利濒临褫夺，因此实在是一个需要哲学英雄和民族英雄的时代。而陈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为了捍卫我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自由思想”的权利，挺身而出，干了一番常人想不到、干不了和不敢干的大事业，扮演了一位“哲学英雄”和“民族英雄”。他在1956年春天，与贺麟先生一起在《哲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随后又在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的发言。不仅如此，他还在身陷围攻的情势下，不退反进，会后还应《哲学研究》编辑部之约写出了一篇题为《关于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的檄文。

他的这番英雄行为赢得了人们对他的高度崇敬，也赢得了人们对何为哲学、何为哲学智慧、何为哲学勇气、何为哲学人格的深层反思。我国著名的古希腊哲学专家汪子嵩先生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诚挚地写到：“应该承认，在有这点觉悟上，修斋比我至少要早十几年。从提出‘百家争鸣’时起，他就敢于陈述自己的见解，即使在遭受围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的意见申辩；虽然因此带来厄运，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和翻译家王太庆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也同样敬重地写道：“一个热爱智慧的人认为哲学有无穷无限的前途，当然不能容忍僵死的形而上学观点把这个美好的前途断送，当然要起来与它抗争。修斋兄就是这样的爱智者。……修斋兄的爱智思想见之于行动，这说明他是真的爱智者，真的哲学家，不是假冒的。我当时虽然怀有同样的看法，也想说出来，却没有像他那样义正词严地侃侃而谈地发言，只能说明我对智慧爱得不如他那样深，我没有他那样正直。”诚然，陈先生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仅因此而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还长期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颇有点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尽管给人类带来了火种，其肉身却因此而长期受到铁链的绑缚，其肝脏也因此而长期遭受鹫鹰的啄食。这也许就是英雄的一般命运！但公道自在人心。陈修斋先生去世后，《哲学研究》发表了一篇“讣告”式的悼文《沉痛悼念陈修斋教授》。据我所知，武汉大学哲学系自1957年重建以来，很少有人享受到这份待遇。由此可见，陈修斋先生在我国哲学界享有何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

我今天讲的这番话，固然是对我自己讲的，但更重要的是对在座的年轻学者讲的。因为我们这些陈先生的亲炙（qinzhi）弟子，绝大多数都已到了奔七乃至奔八的年纪，陈修斋先生所开创的哲学事业归根到底要由他们这些年轻人来传承，要靠他们发扬光大。

陈先生去世后，为了缅怀他的辉煌业绩，称颂他的不朽人格，我们先后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本书：1995年，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修斋先生纪念文集》（段德智编）和《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段德智选编）；2009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修斋论哲学与哲学史》（段德智编）；两年后，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哲学人生：陈修斋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段德智编）。这四本书主要是以思维的和逻辑的形式展现陈先生的辉煌业绩和不朽人格的。而如今即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则是以艺术的和直观的形态昭示陈先生不朽人格的陈先生的铜像。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此前，当我把陈先生铜像的照片用手机传给陈先生的关门弟子中国传媒大学陈默教授以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委员冯俊和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和原委员黄宪起时，陈默给我回了两个字：“神似！”冯俊给我回了三个字：“非常好！”黄宪起则给我回了四个字：“栩栩如生！”尽管他们所讲的字数有多有少，但他们却可谓异口同声地高度赞赏了这一艺术精品。有鉴于此，我在这里向陈先生铜像的制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党政领导对陈先生铜像落成仪式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在这里，我也向他们致以谢意！

最后，我还要致谢在座的各位：不仅要感谢你们的光临，而且还要特别感谢你们认真听取了我的发言！

谢谢大家！

2024年11月15日

             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