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下午，由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省哲学史学会、湖北省哲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系列理论研讨会之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隆重召开。省社科联副主席刘宏兰、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刘可风教授、武汉理工大学前党委书记黎德扬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朱志方院长、省重点高校的相关专家学者以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部分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吴根友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朱志方教授致欢迎辞。陶德麟先生、欧阳康教授、刘可风教授和黎德扬教授分别作了大会发言。

陶德麟先生首先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特别重要的问题，然后谈了个人的几点体会。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事业成败的关键，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一任务非常艰巨；这项任务的完成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同时又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尤其是要重视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欧阳康教授强调，我们应走进当代中国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国崛起所面临的价值复杂性问题。他说：“90年来，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将所有文明当中好的因素吸收进来，中国极大地受惠于此，中国的文化也因此充满活力；但同时，另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即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要素之多，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掌控。实际上，汲取所有文明的要素，是承担一定风险的，因为这些要素在其原来的位置和体系中确实起着积极作用，但在我们的体系中如何整合这些要素却是一项艰巨的课题。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他还说：“当代中国的主导价值并不是很明晰，中国已经因价值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群体，那么，如何在多样化的体系中整合出一个主导价值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真正地走进老百姓的精神家园、如何实现各级干部真信、真学、真用马克思主义等危机的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有力量提供一些应对之策。”

刘可风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艰巨而光荣的使命。虽然学习、体会、认同这“三化”很重要，但对于高校研究者而言，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思考究竟能在这“三化”中做些什么。他分别从青年学生群体和社会基层群众两个层面具体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青年学生群体中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真理问题（即很多学生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认识和把握）；信念和信仰问题（共产主义信仰的普遍缺失）；思维方法训练的缺乏；国情教育不足；感情、立场偏颇；意识形态（党性）的缺位；道德修养（自律、荣辱感等基本品质）严重下滑，等等。”“对于基层群众这一群体而言，理论研究者们应以大众化的和通俗化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传播给群众，从而达到普及的效果；当然，这种做法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风险，但若是因为这一风险，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完全变成书斋式的学问，也是成问题的。”此外，他还提议，应恢复省哲学史学会的活动，从而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

黎德扬教授提出，本次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意义重大，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之一――李达先生曾长期在这里工作过，毛泽东就曾赞誉李达撰写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黎教授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非常重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路径；中国共产党要想保持自身的生命力，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与此同时，他在肯定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崛起的同时，特别提到了中国在由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时面对的种种危机，如社会结构、社会层次和社会分配方面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他说：“如果我们不能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如果我们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武器就出了问题。”

会议共分为三场理论研讨会，分别由武汉大学的汪信砚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林剑教授和湖北大学的江畅教授主持。与会专家们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贡献了许多宝贵的观点。现将这些观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总体思考。如石云霞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另外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仅在于我们对于三者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整体、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他还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何萍教授认为，理论为实践服务，这主要是干部的事情，而不是理论家的事情，理论和实践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张力；中国人缺乏的不是经验和实践，而正是理论，所以，应当为理论家提供更为自由的空间来创造属于中国的理论；就理论创造而言，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和第二国际的思想资源还有待开发；此外，如何由以革命为中心过渡为以法治为中心来构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高文武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应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政治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以往人们常常在政治的层面上谈马克思主义，这种谈法当然是必要的，但同时还要谈它的科学性，因为唯有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才会有人信仰它；还要谈它的价值性，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与做人发生任何联系，就不会真正地深入人心。换言之，科学性、政治性和价值性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不能用其中一个来取代另外两个，只有三者形成合力，才能推进“三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顾名思义，必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但如何理解和对待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与会专家各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石云霞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应既立足于中国实际、也坚持世界眼光，即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坚持“民族向度”与“世界向度”相结合。

李步楼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奋斗90年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直是个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既要求我们学习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掌握真正的理论，又要求我们真切地掌握中国的实际；这两个方面结合得好，党的事业就走向胜利，反之就会遭遇到挫折和失败。他把“中国实际”理解为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他还重点谈到了中国国情的过去、现在、未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形成了很多重要的历史经验，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但由于它们主要反映的当下中国的国情，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为限、止步不前，而应将这些成果进一步推向前进。

何萍教授主要从危机的角度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关系问题。她认为，思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必须放在应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危机这一前提下进行。当下所出现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危机；要想彻底解决这一危机，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生活样式。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这次会议的亮点之一就是很多专家不约而同地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如郭齐勇教授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积极调动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特别就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虽然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其中付出的道德代价和诚信代价太大，食品安全问题就是明证之一。在此种情况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从中国历史上曾发生的佛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中获取一些经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代代相传且留存于世的基本伦理道德中汲取养分。他反对时下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今人必然优越于古人、今人的智慧必然高于古人；他提倡将传统的仁义礼智加以改造，重新为今人所用，从而构建当代的道德观。

李维武教授、何萍教授都提到了文化保守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挑战。李维武教授指出，由于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思想空间的开放，文化保守主义发展成为一大社会思潮，它强调任何一种文化只要不与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发生联系就不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下去。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才变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应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挑战，我们应意识到，现代中国不仅延续了古代的思想文化传统，而且还经历了古今中西的文化碰撞、交流，最终融汇形成的是一种新的现代文化传统，这一传统于1949年正式被肯定下来。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对于现代文化传统的确立意义重大，这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就可见一斑。从现代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身份认同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

林剑教授从文化问题的角度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所对应的是世俗社会，这一社会在农耕文明中达到了极致；自由主义文化思潮所对应的是商品经济社会，这一社会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达到了极致；因而，中国的崛起既不能靠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靠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而只能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雍涛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与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应该批判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话语等。他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例，具体阐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如何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范畴。比如，“实事求是”原是关于学风的一个范畴，经改造后，变成一个涉及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总体范畴；“知行关系”原是关于道德体用的一个范畴，经改造后，变成了如何在一定科学方法指导下改变世界的现在知行关系的新范畴；“矛盾”变成了矛盾辩证法；“中庸”变成了用一定的量规定一定的质；“民本”变成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梅荣政教授、陈道德教授和汪信砚教授主要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最终目的和概念辨析等方面作了发言；高文武教授和左亚文教授则主要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梅荣政教授认为，要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要想进一步巩固我党的理论基础，就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理由：第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主要是由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他们二人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和基础，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源和基础。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但目前这一传统已丢失殆尽，这一现状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是不符合的。第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党的现状提出的要求，即当前的8000多万党员虽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比，普遍存在信仰和信念的缺失，也很少有党员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教育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因此，人们在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等问题时，才会得出各种不同的回答。第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满足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需要。当前，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甚嚣尘上，还有所谓的党内民主派混淆视听，这些都严重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陈道德教授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应是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之所以提出这一点，也是因为他有感于当下中国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少数中国人的生活缺乏尊严、各类民生问题有待解决、民主法制问题等问题十分突出、社会主义本质尚未完全展现等。

汪信砚教授指出，在目前的研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混乱。他主张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可区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其中前者主要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解而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实现途径的思想、观点的总体，后者是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实践，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活动。其次，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可区分为理论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践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者是指在理论研究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后者是指在现实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仅就理论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它又可以区分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者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阶段性成果，后者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全部活动过程。

高文武教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不应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而应理解为让大多数人相信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大众化，应增强针对性，因为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拥有的职业都是不同的。

左亚文教授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之外，语言表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按照黑格尔的区分，语言包括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前者对应的是语言形式，如概念范畴的运用等；后者对应的是与理论内容没有内在关联的方面。当下学界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涉及到语言的外在形式。针对这种误解，他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融会贯通，如果我们的理论不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大众化。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应仅仅停留于由深而浅，还应尝试着由浅入深、由具体入抽象，引领大众进入形而上学的理论境界。此外，在实现大众化时，我们应遵循三个原则：其一，我们要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即语言要反映个人特色；其二，我们要把握隐藏于历史表象中的时代精神，即语言要反映时代特色；其三，我们要废止洋腔洋调，即语言要反映民族特色。

在研讨会的最后，省社科联的刘宏兰主席作了简要的总结。他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认为专家们的参会热情非常高、见解深入骨髓。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中国的成功崛起与这“三化”密不可分，因而在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这一探讨是永无止境的，其中会碰到很多新的问题和难题，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深化“三化”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哲学学院 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