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30日，“比较哲学及其在当代的新开展”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召开，会议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比较哲学学术专刊《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编辑部主办。来自慕尼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以及武汉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近20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在开幕式中，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指出，当代中国哲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大批中青年学者都有非常好的西学背景。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也开始对中国古代哲学感兴趣，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做比较哲学，有一批成果问世。未来几十年，我们的学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可能都在中外比较的视野里展开哲学的研究和论述。通过比较的思路展开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哲学动向。

研讨会分为6场，学者们的报告涉及比较哲学、比较宗教以及比较文化等多个方面，讨论热烈而充分。在第一场中，复旦大学白彤东、中山大学郑淑红、武汉大学李勇分别做了题为“韩非子对儒家的批评”、“西方传统中的人格概念与儒家的仁”、“儒家和人权”的报告。白彤东从人性善恶、儒家式道德与贤人无用于治国等方面分析了韩非子对儒家的批判，并认为儒法辩论的最终的胜利者，可能是经历了法家洗礼的儒家，而不是相反。郑淑红认为，康德的“人格”概念是以理性涵盖德性，儒家的“仁”是以德性统摄理性。康德的“人格”概念背后是一个理性主体，说到底是实体概念，儒家的“仁”则是关系概念。李勇从“儒家超越人权派” “人权超越儒家派”“儒家人权兼容派”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儒家与人权关系上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儒家为人权的观念提供了另外一种基础，以品德为基础的人权理念解决了以自主性为基础的人权理念所面临的挑战。

在第二场中，同济大学余明锋、慕尼黑大学王兴奎、中南大学胡栋材分别做了题为“黑格尔的家及其中国叙事”、“黑格尔与老子辩证法之比较”、“从比较到创造——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及其反思”的报告。余明锋论述了黑格尔对传统中国社会家国关系的看法，认为黑格尔的观点源于他的世界历史概念和世界历史叙事。王兴奎认为，《老子》的文本特点让语言本身凸显出来，让语言本身成为思考的对象；黑格尔的路径则是通过思想体验到达新的思想体验，语言本身并不凸显出来。胡栋材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实践基础上碰撞、比较和融合的历史。从比较到创造的提升，是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提出的迫切要求。

在第三场中，华中科技大学王亚娟、华中师范大学崔伟锋、武汉大学王林伟分别做了题为“超越性问题的不同视野”、“现象学意义上的‘知’与‘行’合一可能性分析——以米歇尔•亨利的生命现象学为例”、“论牟宗三的直觉思想——参照现象学的视野”的报告。王亚娟认为，启示的本质意味着启示对信徒而言是普遍的，启示的普遍性以团体的信仰为要求。这种普遍性的实现包含双重面向，即圣神降临的纵向维度，与人在默感中的横向交互作用。崔伟锋从现象学的角度分析了身体之“知”和身体之“行”，认为身体中蕴涵着一种经验知识与实践操作的统一融合，二者的统一呈现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实践知识”，表现为把经验知识内化为操作方法的过程。王林伟分析了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和智的直觉、形式的直觉、感触直觉三类直觉，并将其与康德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间的异同做了深入、细致的比较。

在第四场中，中山大学张德伟、武汉大学沈庭、温州大学孙邦金分别做了题为“‘末后一着’：特别基于明清之际儒、道、佛混融为背景的讨论”、“中印佛教慈悲观的比较研究”、“宋恕的宗教多元主义思想及其儒学宗教化方案”的报告。张德伟认为，对“末后一着”的关注在晚明清初阳明学者中是一个跨地域、跨阶层的较为突出现象，明显受到佛教和道教中历史悠久的相关实践的影响。沈庭论述了佛教慈悲心的“无我”和“中道”的特点，认为同体大悲以中道为原则，既承认“同体”所产生的道德情感之重要性，又警惕这种道德情感会演变成执着、虚妄和染污。孙邦金认为，宋恕通过总结分析中外宗教的相通性和差异性，提出了一套“孔、佛、耶稣，同归仁恕”的宗教多元主义理论，力求在“仁恕”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进行宗教文明对话以实现宗教和平。

在第五场中，武汉大学郑泽绵、大连理工大学姜含琪、武汉大学廖璨璨分别做了题为“从朱熹的大学小学之分看道德教育”、“王夫之道器观与道技观探析”、“方以智‘格物穷理’说的理论特质及其内在张力”的报告。郑泽绵论述了朱熹对程门后学中“先察识后涵养”思想的理论翻转。朱熹强调的是一种前反思的道德实践，认为人对于物的爱，对于他者的爱，并不以万物一体的观念作为前提，形而上学的洞见并不先于道德修养。姜含琪认为，王夫之一方面通过器体道用、道丽于器等新命题的提出，凸显了器在天地间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也从认识论和历史哲学的角度上批评了人们对通于事之技的执着，并从彰显人道的高度来对技进行指引和规导。廖璨璨认为，方以智以“格”为能格之物和所格之物的心物交格，以“理”为物理、宰理和至理三者而一的天理，将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均纳入到“格物穷理”的范围。这使其在吸纳西学中合理科学知识以及方法的同时又扬弃西学，特别是批判了天主教神学，从而保有儒家的价值关怀。

在第六场中，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厦门大学谢晓东、武汉大学吴根友分别做了“中国哲学中的命定论问题”、“庄子、卢梭与文明批判”、“弗朗斯瓦•魁奈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评价”的报告。方旭东认为，与一般的定命论者（fatalist）不同，中国哲学家并不主张在命运面前应当放弃主观努力，他们相信积极的道德行为甚至能改变既定的命运。谢晓东认为，庄子以至德之世概念、卢梭以自然状态概念作为文明批判的前提与基础，他们分别走向了抛弃文明与治疗文明的路向，从而体现了自然主义与启蒙主义的某种对立。吴根友论述了魁奈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评价，认为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研究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后半叶近百年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群体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肯定与局部批评，对于在当前重新反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颇有他山之石的意义。吴根友院长在报告中还特别指出，“在一个理想性的世界哲学情况下，所有民族的哲学都是local philosophy，在这种情况下做哲学，就没有原教旨主义，不会用某一种哲学做标准。所有的哲学家都应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在二者的交互中做出哲学的创新。”

此次会议内容丰富，涉及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哲学思想的比较，充分体现了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特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编辑部将汇集本次会议论文，编辑出版新一期专刊，进一步推动比较哲学的当代发展。（文：张业康 摄影：宋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