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林 武汉大学新闻网http://news.whu.edu.cn/NewsRead.php?NewsId=12196

1966年，李达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夏季。这一年他76岁。他病情已危重，但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8月上旬，他几次请求去医院治疗，都未被准许。

8月24日，这位1953年2月23日从湖南大学校长任上调任武汉大学的红色校长，受迫害致死。他嘱咐妻子石曼华，如他死去，转告他的学术助手陶德麟同志，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务。

他为何如此看重马克思主义？如此看重毛主席交付的任务？如此看重陶德麟？

李达一生的命运始终与中国革命运动和建设事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相连。而正是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相遇，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

日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渠道之一。五四运动时期，在日本学习的他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积极致力于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就职武大的李汉俊也是早期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重要人物。1922年初，李汉俊来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7年，李达应李汉俊的邀请来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解放后李达再次来到武汉，成为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1921年7月的一天，上海法租界博文女校的一间普通宿舍里，两位湖南籍年轻人终于谋面了。他们兴奋地谈论着马克思主义、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时局与未来。他们是毛泽东和李达。从那时起，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实践者开始了长达40多年交往，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早年的好友、闻名一时的“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突然收到毛泽东的来信，问：“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信中的李之译著，就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光辉哲学著作，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巨人。但是，这两篇哲学名著的写成也浸透着另一位哲学巨人――李达的功劳，正是李达的哲学著作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中尤以《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影响最大。

1936年11月，毛泽东得到了这本书的第三版。《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毛泽东批注文字最多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在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著作时，把“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指定为六种必读材料之一。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倾心写作的一部哲学名著。1937年5月，该书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后，李达立即将此书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本书爱不释手，读了多遍，并作了很多批注，合计约3500字。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

（李达与学生交流）

李达对毛泽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最勇敢也是最成功的实践家和理论家。

这种将异国理论本土化的趋向，从一开始就在李达的身上显现出来。李达以毫不动摇、始终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勤于思考、勇于批判的创新精神，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崇高风范，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久前，由哲学学院教授汪信砚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开题，对李达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教育学、法学等著述进行全面整理与研究。最终成果将包括15卷750万字的《李达全集》，以及专题研究论集《李达论著与思想研究》。由陶德麟等担任丛书编委会主任。

（李达与陶德麟在青岛）

“要倍加珍惜李达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担任过李达学术助手长达13年的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陶德麟说。“通过组建学术团队、传承学脉，以陶德麟等为代表，李达精神及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已经在武汉大学乃至中国理论界得以发扬光大。”汪信砚说。

哲学家校长李达敢于坚持真理，与毛主席讨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时曾争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当林彪拼命鼓吹“顶峰论”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顶峰时，他坚决反对。李达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理论界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楷模。

陶德麟是李达亲手选定的学术助手和秘书，《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主编是李达，但执笔人是陶德麟。李达开创了武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陶德麟将这一学科优势传承并发展，但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李达的学生和哲学的探索者。在李达去世26年后的1992年，陶德麟也担任了武大校长，他以哲学家的大智慧致力于打造“和谐武大”，让武大停止折腾，重新步入发展的轨道。

2010年10月31日。陶德麟80华诞。

国内哲学界、理论界名流齐聚武大，共同为这一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祝寿，探讨其哲学思想和理论贡献。陶德麟被学界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力的前辈学人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代化和大众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教育部部长、哲学家袁贵仁在贺信中赞扬他“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

作为李达的“哲学传人”，陶德麟让武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李达开创的基础上不仅薪尽火传，而且不断创新。

在武汉大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已然形成。

它追求“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

李达研究专家、哲学学院教授李维武认为:“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探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贵探索，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留下的这些思想足迹，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启迪今人。总结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推进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正是对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