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当代著名美学家。1963年9月生于湖北仙桃。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李泽厚教授，1988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师从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弟子博德尔教授，199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留德哲学博士。1998年之后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佛光大学兼职教授。2003年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8年连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5年任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

他说他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家在郁郁葱葱的珞珈山下。装修简约而典雅，绿藤红花在角落暗自幽香。他的至爱都在这里了：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女儿，以及那浩如烟海的书籍。宽敞的房间里流淌着浓醇的暖意，充溢着爱的气息。正值盛年的他，智慧历经了多年的沉淀期待着厚积薄发，学术生命正迈向一个崭新的黄金时代，渐入佳境。

他的人生是一段传奇——

两岁丧父，十六岁考取名牌大学，本科念中国文学，硕士转投西方哲学，后西行德意志取经，钻研海德格尔七年拿下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教书治学的道路上踽踽独行。

然而，在种种光环和繁华背后，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他，还有太多理由值得世人去尊敬和仰视。就让我们回到四十五年前那个流火的旧历七月黄昏，回到那片白棉花怒放的田野，去追溯他的故事吧。

那天，东荆河边的彭家迎来了他们的第四子。朴实的庄稼汉父母随便给了这婴儿一个小名“四娃子”，以为这个幼小的生命会如同绝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完一生。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四娃子，将来会走出故乡，走出祖国，漫游在深邃的思想世界里，成为一位著名的美学家——彭富春。

成长：东荆河畔的田野之子

彭富春出生在东荆河畔的江汉平原。那一带地势低洼，加上东荆河每年都会泛滥成灾，乡亲们的生活并不富足。而彭富春的家里因为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显得尤为艰难。用木头搭起架子，再用稻草盖好屋顶，墙壁则是用芦苇加泥巴做成的——他们就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在彭富春两岁的时候，父亲不幸染上流行性脑膜炎去世了。坚强而能干的母亲用伟大的母爱和顽强的毅力为儿子撑开了一张硕大的保护伞。母亲的爱弥补了父亲早逝的缺憾。然而，无论母亲多么努力，父亲角色的缺席终究给男孩子的成长带来了影响。多年以后彭富春这样回忆道：

“没有父亲的生活对于我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消极的，我没有了庇护，没有了后台，没有了一个无条件为我承担责任的人；另一方面是积极的，正是没有父亲和父亲般的人的存在，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独立自主的个性。我自己的任何事情都不和人商量，不找人咨询，而是自作主张，敢作敢为。”

彭富春和身边的农村娃一样，度过了无拘无束的童年时代。他们是田野的孩子，沐浴着阳光和雨露，在辽阔的大自然中茁壮成长，生命力如小草般顽强。他在玩耍中一边感受着大自然的奇妙，一边不住地惊叹：

“天上的太阳是金黄色的，但它早晨和黄昏又是血红色的，在中午是白色的。月亮有时是圆的，有时又是缺的。人们说月亮上有一只兔子……北斗星和牛郎织女星都有自己的故事……夏天的暴风雨会伴随着雷电，刺眼的闪电和爆炸的惊雷似乎要毁灭整个平原……”

他们捉蚂蚁、蝴蝶、青蛙，甚至水蛇；他们采下五颜六色的野花，寻找最高的大树攀爬……在自然界这个充满了欢乐与神奇的乐园里，农村娃们处于一种近似于原生态的成长状态中，与动物交友，和花草为伴，日子有些浑浑噩噩，却令童真的心灵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野生”生活在彭富春六岁那年画上了句号。他被送入生产大队办的乡村小学，比规定年龄提早一年进入了文化启蒙阶段。

“家里之所以要我这么早上学，并不是因为发现了我是神童、早慧，或具有什么特别的天赋和才能，而是因为害怕我不幸死亡。”

那时彭富春的母亲和兄姐为了维持大家庭的生存，白天都忙着下地劳动挣工分，完全没时间照顾年幼的他。而他们村子周围又到处都是河、沟、塘、坑，小孩子很容易遇到危险。这个上学的理由似乎稍显无奈；可六岁的彭富春却没有考虑这么多，他的内心激动而兴奋。不是因为怀抱着远大的理想，仅仅是出于儿童的好奇和天真：

“我上学兴奋是为了好玩，我将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那里有更新奇的人和事。”

事实上，“彭富春”这个名字的首次问世，就是在小学报名的第一天。校长觉得“四娃子”这个小名太土，建议取一个学名，于是二哥略一思考，按照辈分取了一个“富”字，再顺着入学的季节配上了一个“春”。三哥则帮他像其他穷孩子一样在教室的地上打了两只树桩，钉上一块木板，凑合着做成了一张新课桌。

直到小学三年级，彭富春才开始真正对读书产生了兴趣。在语文老师的建议下，哥哥给他买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小词典》，代价是卖掉了家里积攒的所有鸡蛋。那些鸡蛋，本来是要为家里换取油盐的。就是这两本“最珍贵和最美好的礼物”，使爱好读书的彭富春如获至宝。学习上的突飞猛进，使他愈发感受到读书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因太过强烈而渐渐衍生成一种恐惧——读不了书的恐惧；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也促成了他的觉醒。小学毕业那年，彭富春已经强烈地意识到读书之于自己的重大意义：

“只有读书，我才能找到一条出路，而且是惟一的出路。这就是离开我的充满贫穷、落后、痛苦的乡土，到城市开展新的生活。”

怀着这样的信念，农村娃彭富春一路从生产队的小学、村里的初中念到了镇里的高中，十六岁的时候，又一举考取了全国名校武汉大学。他就要远离乡土去创造新生活了，他希望等到归来之时，“能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家乡的面貌，至少可以帮助家人走出贫穷和落后的现实。”

转折：许下爱智慧的宏愿

1979年秋，武汉大学中文系。

十六岁少年彭富春独自出门远行，走出乡野，来到了珞珈山。这是一片文风积淀深厚的圣地。在百废待举万象更新的年代，无数如彭富春一样的有志青年聚集在这里，他们英姿勃发，摩拳擦掌，对光明的未来满怀着憧憬与期待。

初入大学的彭富春选择了中文系，脑子里充斥着文学家的梦想。这跟那个年代的主旋律有关。那时中国社会提倡的是“文学高于一切”，文学之风劲吹。还在中学时他就读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还写过不少漂亮的诗歌，得到过老师同学的称赞。然而真正来到大学中文系之后，文学青年们才纷纷发现，事情并非如想象般那样，他们并不一定能实现诗人或小说家的梦想。

中文系的老师们讲授枯燥的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课堂上少有思想的碰撞和个性的张扬，这让天性聪明的彭富春很不适应：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式豁然开朗了，知道老师会讲什么和如何讲。但这种觉悟带来的结果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它使我厌恶了课堂学习。”

于是，他开始有选择性地上课。他为自己量身打造了学习计划，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涉猎群书和潜心思考上去。如同蜜蜂采花酿蜜，彭富春给自己划定了相当广博的阅读范围。他把强化阅读的书籍分为了三类：经典的文学作品，先哲或当代名家的文艺理论，美术、音乐、心理学等文学相关领域的权威著作。在大量理论著作的“狂轰滥炸”下，生性热爱思考的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的兴趣发生了转移。

“我已经意识到，美学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因此要学好美学，必须学好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存在主义）开辟了另外一种哲学思考的道路。首先它关注人的存在，其次它将人的存在理解为个体的存在，最后它揭示人的存在的各种情绪，如焦虑和无聊等等。这样一种哲学与我青春期的苦恼意识正好吻合，它激励我将一种思索的东西与一种体验性的东西结合起来。”

大学三年级，彭富春告别缪斯，拥抱柏拉图，走进了智慧的花园。随着思考的深入，他将阅读与写作的重点锁定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并自觉写作了大量论文。虽然文学在他眼里依然非常崇高，但是哲学对他的意义却愈发凸显。他选修了哲学系的专业课程，甚至强烈地渴望着转系去哲学专业，接受系统的哲学训练。

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一天，彭富春如往常一样在阅览室翻阅学术刊物，搜寻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他发现一位当代的权威人物居然发表观点认为“文学应该如同镜子那样如实地反映现实”。针对这种低级的现实主义，他当天便洋洋洒洒写下了几千字的文章，反驳道：“文学更应该如同光芒一样照耀现实。”这篇论文很快就发表了，他因此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不仅是因为得到了40元的巨额稿费，更是因为这篇处女作如同明灯一样照亮了他的未来。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观点可以因为杂志的认可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而个人的生命也能因此得到确证，“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

彭富春向珞珈山发下了宏愿，要做一个爱智慧的人，将自己的生命和哲学联系在一起。大四毕业那年，受李泽厚“人类学本体论”的吸引，他计划报考李教授的研究生，可是因为当时李泽厚正在美国访问，只得作罢。之后，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安心地留校任教，成为武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师。那年，他刚刚二十岁。

师从李泽厚的心愿在1985年终于得到了满足，彭富春在全国报考社科院李泽厚教授的五十名考生里专业成绩名列第一，顺利地拿到了进京深造的门票。在过去的两年里，彭富春一边认真教书，一边孜孜以求地沉浸在博大精深的美学典籍中。他从未忘记爱智慧的宏愿，坚定地要寻找到一位最优秀的老师做自己的引路人。如今，梦想成真了。

彭富春在师从李泽厚的三年中努力思索和写作，享受着“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1987年，他开始动手写作第一部阐述自己观点的学术专著——《生命之诗》。这本书系统论述了美学的核心问题，即人的审美化。之后他又陆续完成了德国哲学家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和海德格尔讨论诗与艺术的《诗•语言•思》两部书的翻译出版工作。

北京学成归来，在学术界已有一席之地的他，又回到武大，重新在山水之间激发思想的火花。然而生活并没有就此让彭富春安宁下来，正如常旭旻在《灵魂的诉说》一文中所写的：“学术背后渐渐露出事态诡谲的面孔，生活又开始煎熬灵魂。不堪忍受的是，学术本身的无意义争论和派别对立使思想蒙羞。”他又一次在母校遭遇了挫折。然而他拒绝被放逐，他更多地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他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因此浪费宝贵的生命，那么，逃离将是最好的办法。

漫游：德意志的智慧之旅

彭富春在大学时代，就被德国哲学家、诗人和音乐家的伟大作品所吸引，他憧憬这个伟大的国家，向往这个享有美誉的哲人与诗人之乡。当他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德国哲学与美学之后，他就开始自学德语，去德国深造的念头更是深藏心中。北京读研时，他发现，很多从事德国哲学研究的专家并不懂德语，而是借助于英语文献，有的干脆只能借助于汉语文献。他开始对国内的哲学研究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对自己的学习也感到可疑。思想的危机更深层地折磨着他。他觉得在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学习之后，自己却仍然游弋在真正的思想之外，无法真正进入思想之途。于是，他决定不顾一切去德国。学语言、凑钱、申请，一关接着一关，很艰难，最后终于拿到了签证。

作为自费留学生，尤其是一个贫穷的自费生，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而彭富春除了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外，还要考虑赡养母亲的费用，以及偿还因出国求学欠下的庞大债务。巨大的生存压力带给他前所未有的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成了一个“会说话的机器人”。在赚钱和读书之间，他进退维谷，沉重的压力让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匹伤痕累累、身心都在流血的孤狼”。那是一种被撕裂的状态，灵魂和肉体一同被撕裂，生命沉入谷底，彭富春甚至因此而呼唤自己的守护神，祈祷神赐予健康和幸福，然而真正的上帝是自己的坚韧和追求智慧的信念。在经历了三年的奋斗后，他争取到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终于可以安心从事哲学研究了。

除了生存压力，作为一个异乡人，初到德国，面临的是一个文化换血的问题。语言、思维、文化、心理，一连串的问题。在德国最初的日子里，思想的危机反而加剧，德语的陌生性和它所独具的西方思维敞开了一个为汉语所不能覆盖的纬度，它迫使人改变自身的思想。最根本的是思维自身的问题，亦即如何思考。中国思维始终设定了思维之外的自然的优先性，在具体的文本表达中，人们先描写自然，再描写人，如同诗歌中的先写景再抒情。基于这种思维的自然性，中国思想也发展了其历史性特征。在德国的六年半时间，彭富春系统学习了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西方哲学，在仔细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学会了追问，一步步进入到哲学家的思想中。在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在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弟子博德尔教授的热情指引下，彭富春学会了一般的思想原则：批判，即划分边界。“边界是一个事物本身的起点和终点，在边界之处， 一物与他物区分，而规定自身。”他持着这种批评的态度走向伟大的思想家们，走向海德格尔，以优秀的博士论文《无之无化》走进海德格尔，并于几年后的今天，告别海德格尔和其他伟大的思想家，走在一条自己思想的路上。

回归：珞珈山下的诗意栖居

六年。

无论你是否承认，时间都会在每个人的身上留下痕迹。皱纹、白发或是其他。六年的武大求学与工作生活，留给彭富春的，是永远难以释怀的深情。那里有他的黄金时代。

德意志归来，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到珞珈山，再续前缘。“我对珞珈山充满了深情……我追寻着我青春梦幻时代所走的足迹，它曾留下了无数生活的希望和失望、爱的欢乐与悲伤。”这种深沉的爱使他在两度远离珞珈山后，又两度回归它，这是他无法背离的家园。只有珞珈山能给予他宁静，让他的思想找到真正的根基。在这里，他的思想“能够像松树一样地生长”。

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李泽厚的嫡传弟子的学术背景，加上珞珈山水的地杰人灵，以及自身的天资和勤奋，彭富春的学术成果喷薄而出，成为哲学界、美学界一名光彩夺目的青年哲学家。

他的博士论文《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获得了世界著名哲学家们的高度评价，并于1998年由欧洲科学出版社出版（德文版）。200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无之无化》（中文版）。这本专著成为海德格尔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到目前为止，他已撰写和编译专著八部，主持完成教育部等五项课题，在国内外学术专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自1998年以来，他在国内权威期刊《哲学研究》上每年至少发表一篇学术论文，这在学术界实属罕见。他提出要对当代哲学和美学进行“无原则的批判”，反对虚无主义、技术主义、享乐主义等诸多学术观念，被誉为“最具创造性的青年思想家”和“中国一流的青年哲学家和美学家”。

如今，彭富春已经是武汉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是青年学生衷心拥戴的“精神导师”。同学们感言：“听彭老师的课，使人得到精神的洗礼和思想的升华。”他的课堂和讲座常常爆满，很多外校的学生常赶来听他的讲课和讲座。他因此获得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武汉大学教学奖等多个奖项。

然而他终究对于名利是淡泊的。他需要的只是一间书房，窗外有高大的香樟，还有那绿色覆盖的珞珈山峰，让他能在风中静静聆听大地的回音。

（ 摘自《学位》2008年第五期 作者：赵伊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