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9年的初秋，邓晓芒走进武汉大学校园。在闻一多、朱光潜曾经流连徜徉的珞珈山上，三十一岁的邓晓芒满怀理想，开始了他的研究生生涯。

“当时研究生还不像现在这么多，”邓晓芒回忆道，“哲学系、中文系和所有其他各系的研究生都住在同一栋研究生楼里。”通过湖南老乡，邓晓芒认识了一个来自新疆的中文系研究生。他年长邓晓芒一岁，也比邓晓芒高一个年级，名叫易中天。

“易中天属于绝顶聪明的人。”邓晓芒这样评价说。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美学、文学、艺术、哲学。成名后的易中天也在许多场合提到，他的思想受到了邓晓芒的极大影响。对此，邓晓芒谦虚地说：“他可能受到了我一些启发，因为美学思想这方面，我可能比他熟悉一些。”

事实上，易中天的硕士毕业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确实受到了邓晓芒的极大启发。因为在进入武汉大学之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邓晓芒就已经写出了三万多字的《美学简论》。邓晓芒把《美学简论》拿给易中天看，后来易中天也将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拿给邓晓芒看。毕业后，两人相继留校工作，合写了美学著作。1993年，易中天“孔雀东南飞”，落户厦门大学，邓晓芒则坚守武汉大学。两人依然保持着联系。

易中天曾经说，自己一度想“改行”专门搞哲学，报考邓晓芒的博士生，因为他对邓晓芒的学问和人品都备加推崇。

二

邓晓芒出生在东北，在长沙长大。1946年，邓晓芒的母亲和父亲在东北解放区结婚。邓晓芒的父亲是打入国民党部队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在东北前线，他成功策动了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一万多人起义。“我父亲做过报纸编辑，办过书店。南下后到了湖南，就在《新湖南报》工作。李锐是《新湖南报》的第一任社长，第二任是华中工学院创办人朱九思，我父亲是第三任社长。”邓晓芒回忆道。

在邓晓芒的记忆里，“五十年代初，报社的风气非常好，当然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些僵化，但是他们至少言行是一致的，没有虚伪的一套。”可是，在清新的政风背后，仍然有潜规则流行。当时有规定，除了中央领导以外，任何地方报纸都不能够用特大号字来排地方领导人的新闻。但是湖南省的领导人却要求用特大号字，“父亲坚持不用，就得罪了他们。”

于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革命家庭在1958年遭遇了不幸：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没有什么言论，可是因为不肯和父亲划清界限，也被划成了“右派”。他们坠入了社会底层。三年困难时期，全家在死亡线上挣扎，外婆饿死，三个弟妹都患上了肺结核。好不容易熬到1964年，邓晓芒初中毕业，却不能上高中，因为当时中学毕业的人都要进行阶级划线，家庭有点问题的，就不能升学，要么下放农村，要么到街道工厂，或者自谋职业。仍然被理想主义鼓舞的邓晓芒还是想去广阔天地里干革命，他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到农村去。

于是，十六岁的邓晓芒和三千余名知青一起插队落户到了湖南江永县——湖南最南边的一个县，翻过五岭之一的都庞岭，就是广西。这是全国最早集体下放的一群知青，他们住在生产队的一个公房里，整天和农民一起出工劳动。

在他们到来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些年轻人的“革命热情”被点燃了。他们开始造县委、公社和大队的反，甚至跑回长沙参加造反派组织。当时长沙有一个十九岁的高中生杨小凯（当时叫 “杨曦光”）非常有名，他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论文，甚至连中央文革大员都知道了他，点名批判他。在满天飞舞的油印传单中，邓晓芒和他的知青朋友们读到了杨小凯的文章。这篇文章让杨小凯身陷囹圄，却让邓晓芒开了窍。“他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毛泽东的斗争策略，观点很多是猜想性的东西，但是他的那种口气和视角非常震动我们，完全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领导人们在运动中的关系进行客观的分析，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加以点评。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因为那时候毛泽东是神啊，怎么能点评呢？”

邓晓芒们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场运动。这目光不再是癫狂的、迷乱的，而是冷静而又迷惑的。杨小凯改变了这些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在迷狂的理想主义落潮之后，江永的一群知青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毛泽东主义学习小组”，他们一起学习、讨论、思索，互相启发。

但是，因为“造反”，这些知青得罪了当地人，纷纷离开。邓晓芒也告别生活了六年的江永，回到了父亲的老家湖南耒阳农村。

三

从1968年开始，邓晓芒开始认真地读书，“那时候毛泽东号召大家读哲学书，出版了一大批马列经典哲学著作，我自己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但是在江永读书的氛围没有了。当时大家开始为未来考虑了，热门的话题是学一门手艺。回老家的原因，一个是我自己想静下心来看书，再一个想真正接触底层社会，以农民儿子的身份了解中国农村、农民。”

在老家的稻田里，邓晓芒劳作了整整三年，这也是他有系统读书的三年。马列经典著作都看了很多遍。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资本论》这样的大部头确实深奥无比，但是他坚持看下去，“慢慢地入门了，觉得不那么可怕了，耐心地琢磨。”

三年后，邓晓芒又到浏阳东乡待了一年。这一年给邓晓芒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浏阳很惬意，一年只有‘双抢’紧张一点，大家忙一个多月，其他的日子干活就相当于玩儿了。到10月份就不干活了。国庆节还暖和得很，队上的年轻人就抱一个烤手的炭火笼子，踱到街上去看街，就是看女人，赶集的来来往往的女人。”

他们所在的那个乡就挨着大围山原始森林，是个没有什么人管的地方，甚至有个别户躲在深山里不出来，合作化、人民公社都没有他的事，种一小块田，每个月驾竹筏出来买一次煤油和盐。

邓晓芒的大哥也在浏阳插队。这个爱好美术的老知青已经结婚，家就安在小溪旁边的一个造纸的纸棚里。“房子很大，他在一面墙上粉出一大片白底子来，临摹了一幅巨幅的《鲁迅在海边》的油画。”他还把山泉引进废弃了的化浆池，养了几尾红鲤鱼，每天一大早就搬张竹躺椅在池边观鱼、看书。邓晓芒和几个知青经常在那儿过夜，打牌、聊天、唱歌。

“看小说，读海涅的诗，那一段是神仙的生活。”邓晓芒说。

四

1974年，在农村漂了十年之后，邓晓芒回到长沙。

他白天在郊区做挑土的临时工，晚上回家看书。有一次正在看《资本论》，一个朋友来了，“他好奇地问，你在看这个书啊？他走了以后，我爸狠狠地训了我一顿，说怎么能不避一点嫌疑，早晚要吃大亏”。从此，邓晓芒总是躲着看书。“因为那时候抓到了很多‘反革命’，都是些‘马克思主义小组’之类的成员。所以，人们不敢公开看这些书，除非由上面组织学习，由党领导告诉你怎么理解、怎么思考。”

挑土的临时工，长沙人称为“土夫子”，都是些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做了两年“土夫子”之后，邓晓芒又被招工到水电安装公司做了一名搬运工。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很快，“文化大革命”也以“四人帮”被捕而结束。但是对邓晓芒来说，“文革”早就结束了。邓晓芒说：“我们的文革基本上在1968年就结束了，后来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我父亲挨斗、挨打，红卫兵下放，我们老知青被赶回农村去，还不断遭到清查，我们从‘革命者’莫名其妙地成了革命对象。”

但时代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变化了。1976年以后，许多书逐渐解禁，包括美学著作。当时邓晓芒正在为“美”的本质问题而困惑。到底什么是美？他想尝试一下，用学过的哲学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对自己的美感体验作一个概括。“我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美学简论》，阐述了我的这样一种朴素的观点：美就是美感，美感就是情感的共鸣。”然而，在阅读了许多美学著作之后，邓晓芒认为，所有他当时读到的美学书，包括苏联美学家的美学著作里，好像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一个人是像他这样解释美的。他大为吃惊，急于找人讨论，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写了一篇长文并寄给了当时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对他的美学观点提出了率直的批评。李泽厚复信表示赞赏，并鼓励他多看一些书。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但是由于湖南规定“二十五岁以上不能报考”，于是邓晓芒在1978年报名考研。他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但是最终因为政审不过关而落榜。第二年他再次报考，终于考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

五

和今天按部就班考入大学的学子不同，邓晓芒他们进入大学的时候，思想就已经比较成熟了。

“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在社会生活中摔打出来的，不管学习方法，还是人生观、世界观，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当然，邓晓芒也承认，在大学里学到了更多知识，尤其找到了“思想的严格学术化的表达”。他说，“我的观点没有变，只是表述方式改变了。”

1982年，邓晓芒毕业留校。这时，中国大地上涌动着“美学热”，李泽厚作为一个美学家，深刻地影响着青年知识分子。但是邓晓芒坦承，李泽厚对自己的影响并不大，他没有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狂热。1987年，邓晓芒和易中天合写了《走出美学的迷惘》（后来改名为 《黄与蓝的交响》）。“如果1987年出版的话，应该是挺轰动的，但该书直到1989年4月份才出版，那时‘美学热’已经降温了，政治风波正在逼近，谁还看这些？结果只印了五百册。”邓晓芒有些遗憾地说。

九十年代初，邓晓芒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他毫不谦虚地说：“从此，我就有自己的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了。”很多人认为，周国平和邓晓芒两人分别代表着目前国内尼采研究和黑格尔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与自称 “不务正业”的周国平相比，受过极为严格的西方传统哲学训练和逻辑能力训练的邓晓芒似乎是标准的“学院派”。易中天说，邓晓芒的文字尽管不是多么 “优美”，但仍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的“思辨的力量”。

这位讲授西方哲学的“学院派”教授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不是因为我讲得好，我的口才并不好；而是因为我跟学生们心里那些问题心有灵犀，能够沟通。学问有没有现实感？学生来听讲座，从他们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来。”他说。

有感于这个时代的肤浅与喧哗，邓晓芒在十年前就举起了“新批判主义”的旗帜。他认为，鲁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批判最深刻最有力的人，但是鲁迅的批判还停留于“国民性”的层次，而他自己的批判则试图超越这个层次而抵达 “普遍人性”的层次。国民性批判不能只是为了临时性的“救亡”，而应当是为了在国民灵魂中植入普遍人性的价值基础，形成永久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

（摘自：经济观察报2008-09-04 作者：马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