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骥先生（1915—2006）的学术、学识和学风对我国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自1982年至1998年，江天骥先生招收和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研究生。2006年，江天骥先生的学生和部分受江天骥先生学术思想影响的学者商议举行学术会议，交流学术，追踪学术前沿，以纪念江天骥先生。2008年月1月，科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在广州举行。2009年3月27日至3月29日，在繁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武汉大学校园内，第二届科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哲学学院召开。

第二届科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言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江天骥老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陈祖亮博士系统地讲述了江天骥先生的生平事迹及学术贡献，展示了江天骥老先生曲折坎坷、一心向学的一生和他在逻辑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包括他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国新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任晓明教授回忆了自己在江天骥老先生门下就学的那段日子，并通过老先生的书信使我们了解到老先生在学术方面非常注重原著阅读、强调有的放矢的治学态度，最后他谈到了江天骥老先生对归纳逻辑的贡献，主要探讨了江老先生对主观贝耶斯主义的看法。

第二部分的内容是专题学术报告。易江教授对我国社会不加节制的“化性思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他指出借助榜样的力量、从点延伸到面的“化性思维”是对墨守成规行为的当头棒喝，也是使沉荷顿愈的妙方良药，但是不加节制的“化性思维”却是“惰性”思维——不愿做艰苦认真的研究调查——的外在表现，也是“随性”思维——从众随大流心理——的外在表现，他强调避免真理变成谬误的方法就是把握“化性思维”的度，尊重个人在生存环境下的首创精神，尊重各地对生存行为机制的体认，尊重社会发展的千姿百态。朱志方教授发言的主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进展。概率论、博弈论、统计决策论和神经科学的发展为实验的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的基础，导致大量的实验博奕研究，特别是关于囚徒二难博弈（Pisioner’s dilemma game）的实验研究。他介绍了最近Fehr小组关于“自利公理”的实验研究，重点阐述公益博弈实验和瓜分博弈实验、以及利他主义和强回报这两个主要概念，并由此探讨了实验中涉及的方法论问题、利他主义的动机问题、以及动机问题导致的实验经济学的神经科学转向。孙思教授重点论述了演绎-定律模型辩护和扩展的一种新方案——Halonen和Hitikka的科学说明过程理论。孙思教授分析了覆盖律模型遭遇的难题和解决难题的思路，然后分别详细探讨了覆盖律和背景理论的区别、覆盖律广义说明的条件、覆盖律定理的元定理分析、科学说明过程的重要特征——疑问句模型、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认识论结论，通过分析表明以Halonen和Hitikka为代表的观点的优势，从而指出它是科学说明理论后成熟时期有代表性趋向的一条研究思路，也是研究演绎说明模型的一条很有吸引力的路径。万丹博士论述了库恩前后期思想的同一性。他认为库恩的思想在前后期是统一的，他结合库恩后期“不可通约性即不可翻译性”论题研究对上述流行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对库恩思想所谓的“转向”做出了解释。桂启权教授探讨了穆勒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进展。19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方法论有了许多新的进展，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穆勒的演绎主义方法论传统的新发展，而20世纪后期的豪斯曼和卡特赖特可以说是穆勒传统最重要的继承者和主要诠释者。桂启权教授首先探讨了豪斯曼的观点——经济学是受单一原因和趋势律支配的科学，然后探讨了卡特赖特的权能实在论、趋势与经济学定律，最后对卡特赖特和豪斯曼对穆勒趋势律的解释进行了比较。刘郦教授的发言内容是马克思技术观。她对马克思技术观进行了两种解读——作为政治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并对这两种理解进行了比较。她指出，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把技术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政治、权力和技术是相互内在的，而这种理解往往被人们忽视了。

尽管此次会议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但所有会议发言人都沿袭了分析的传统，把分析的思维方式应用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分析的思维方式所体现的明晰性和精确性正是科学体现的特点。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分析哲学并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多种多样的哲学和非哲学问题。（熊文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