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珂

2007年10月19日至10月20日十八世纪东亚儒学思想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本届大会由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与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举办。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计二十余名，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及日本等， 包括有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长吴锡源先生，韩国釜山大学的朴正心先生，韩国延世大学的李光虎先生，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小岛康敬先生，中国清华大学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廖名春先生、程钢先生等。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18世纪东亚儒教思想比较研究”。本次会议的召开，其目的便在于积极推动中日韩三国学者对东亚儒学比较研究的学术进程，努力把18世纪的儒学发展置于更加宏大的背景、开阔的视野之中。武汉大学孔子儒学研究中心主任郭齐勇教授认为：“（18世纪）作为汉文与思想的变革期，东亚儒学思想里也发生诸多变化。所以比较这一时期中日韩三国的儒学思想，对于东亚近代化过程的探索，可谓意义重大。”

大会共收到论文近二十篇，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东亚儒学中的相关问题：

（一）寻求十八世纪东亚三国儒学发展的共通层面。在十八世纪，东亚国家的儒学家既面临着对传统儒家思想本身的承传与蜕变，又不能不去面临外来文明的侵扰。中日韩三国的许多学者都在努力地糅合古今、调停中外。中国台湾国立台湾大学黄俊杰认为，十八世纪的中日儒者都在不遗余力反对朱子的学说，重新对儒家经典《四书》进行重新诠释，以此来取代朱熹的诠释。朱熹通过对《四书》的诠释来结构其理学的哲学体系，而此时的儒者便以此为突破口来展开全面的批判。他们不再把理作为形上学的本体论及价值论的基础，更多地去关注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再高扬抽象的道德原理，而落实到真切可感的人伦实践。然而，在他们批判朱子学的同时，我们也察觉到儒者如戴震和章学诚等人则在另寻蹊径，展开儒家哲学的新局面，武汉大学吴根友从道论出发，考论了乾嘉时期儒家哲学的新动向，发现道的概念虽然发源于先秦，但在这时却变得丰富而深邃，吴最后指出：“要而言之，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特别重视表征‘实事求是’和人伦日用法则的‘道’，这种‘道’既包含有实事的内容，又包含着价值判断；它来自于经验与生活之中，又超越经验与生活之上，就与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的‘天理’论思想截然不同。”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通过对思想外围的考察，指出中日韩三国面临着共同的时代背景：1、统治权的强化和经济、文化的飞跃性发展；2、思想统治的强化；3、对于西方的认识；4、新的阶层的出现。清华大学历史系程钢考察了戴震的气说，指出戴震“将‘气化’与‘品物’区分开来，将气化明确归结为动态活力，将‘品物’归结为惰性的质料，并强调‘气化’与‘品物’的相异性。”又将此说联系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气说，进而指出此在朝鲜后期著名学者丁茶山的思想中也有相近的倾向。东亚三国在较长时间内，都共同遵奉朱子学说，所以对于当代朱子学的研究，韩国启明大学李东熙认为：“在对中国朱子学的现代解释当中，不参考韩国的传统是不行的。这就是观察朱子学说的本质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同时，又考察在地方性的展开当中所呈现的特殊性的原因所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小岛康敬将韩国茶山的思想与日本儒学思想结合起来考察，发现在对性理学的批评、对“礼”的瞩目、对“天”的理解等方面，茶山与日本徂徕有很多共通之处，虽然茶山并没有像徂徕一样对朱熹展开了彻头彻尾的批评。

（二）突显中日韩三国儒者的互动关系。十八世纪的中日韩三国并没有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三国之间的学术文化的互动伴随着政治经济的互动而进行着。十八世纪，中国儒者习惯用考据的方法对儒家经典加以研究，这不可能不影响到东亚其他国家，韩国成均馆大学徐坰遥即指出：“进入18世纪的朝鲜后期，所谓的北学派对清代学术持开放性的态度。他们随同燕京的‘使团’，频繁来往韩国和中国……这种慕华思想发展为小中华主义，致力于所谓‘朝鲜心’的培养当中。这种对文化开放的态度脱离了以往的道学的思想体系，正确地把握了清代学术的真貌，给韩国学术界带来了鲜明的考证学的倾向。”韩国成均馆大学林鹤璇则根据十七种中韩两国的传世文献，相互比照，勾勒出了文庙佾舞的场景，也清晰地描绘出了其演变的过程，指出：“舞谱的构成要素随着时代的潮流呈现出加减的现象，所以各舞谱之间略有不同，而都试图将最初的舞谱《阙里志》里的舞蹈动作持续发展下去。而且在《南雍志》里，不仅用舞蹈动作，还用术语具体描绘出了舞蹈动走的内容。在《皇朝太学志》里，还强化了音乐的层面。在《頖宫礼乐疏》里还完成了第一个由阴阳配对的东西二人构成的舞谱，随着对其的具体化，到明末则已经具备了舞谱的结构体系。”十八世纪，明王朝业已灭亡，代之而起的满清王朝虽然承认中华文化，但作为一个外族政权，东亚其他国家在理论学说上也作出了反应，韩国成均馆大学李美林系统研究了朝鲜后期的华西性理学，指出华西性理学中的华夷论（尊周论）是对已经灭亡的明朝的义理论，这至少是一种在精神上试图维持已经瓦解了的东亚文化秩序的努力。

（三）展现中日韩儒学发展的相异路径。18世纪为东亚诸国从近世转化为近代的世纪，各国内部都在涌动着思想革新的潮流，儒学便面临着新的挑战；然而，由于各国的国情相异，各国儒者的回应并不都是一致的，进而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发展路数。崔英辰便一针见血地说：“检讨《儒教关系史年表》，就会发现18世纪在中国除了戴震之外就没有出现突出的儒学者，除了考证学发达之外并没有出现多大的学问成就……在朝鲜日本，卓越的儒学家和学派可谓层出不穷。”黄俊杰对比中日两国儒学的异同，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儒者思想中的中国主题意识是内敛的、以自我为中心且不关心外国的，这与日本儒者开放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韩国延世大学李光虎便以18世纪韩国儒者李瀷的心说为例，说明其既积极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思想，也吸收固有宗教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此来构建其心说思想。

大会论文还涉及到了儒家哲学中其他诸多层面，比如武汉大学文碧方以韩国学者四端七情之辩联系到现代学者对朱子心、性、情概念的诠释，提供了全新的视域，从而为朱子学中重大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探讨。清华大学廖名春梳理《易经》文本，重新诠释“乾”、“坤”的内在意蕴，还原出《易经》自身的哲学性，否定《易经》只为占筮书之说。武汉理工大学张完硕谈论了性理学中的美学要素，把宋明理学同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揭橥出道德追求中的审美意蕴。

经过两天时间的激烈讨论，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继去年在韩国召开的“儒教经典和17世纪东亚儒教思想”以来的又一次东亚儒教思想比较研讨会；这也全面反映了当今儒学研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为拓展儒学研究的疆域做出了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