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廖舒婷 周宇 王婷婷 王梦圆）2019年10月23日至11月8日，德国特里尔大学世界著名汉学家、美学家卜松山教授应邀在哲学学院B214报告厅进行了“关于中西美学艺术比较研究”系列讲座。

第一讲“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论反思”,这一讲是整个系列讲座提纲挈领式的导言。卜松山教授首先从“文化”一词谈起，从文化的概念讲到文化的特性，并由此讲到“跨文化对话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们如何在实践中有效地开展跨文化交流呢？卜教授对此提供了十点方法论思考，即：对话双方的关系、语言、历史经验、象征定位、种族中心态度、用自身理想去评价对方现实、相似性陷阱、意识形态的普遍主义的信念、历史相对主义和“师生”关系等。接着，他提出了跨文化对话所需注意的四个方面：一，我们首先要对自身的文化标准具有深刻的反思与自觉；二，我们还要了解对方文化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其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三，在对“自身”与“他者”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共同理念；四，跨文化对话最终带给我们的应该是向对方开放的态度和迎纳的意愿。最后，卜教授总结道：所谓的西方普遍主义，从本质上讲其实是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是一种“装扮成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基于基督教思想建立起来的西方文化虽然成功地进入到了非西方社会，但这种价值观带来的问题恰恰可以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得到平衡和补充。用“相似性”背后的差异性发挥一种区域性价值的补偿或补充作用，这便是跨文化对话的意义所在。

第二讲题为“中国和西方美学——比较的思考”。卜松山教授主要从三个维度来谈对中西美学的比较问题：对中国传统美学的阐释、中国美学与康德美学的对比研究和现代中国美学与西方思想的碰撞与邂逅。在卜教授看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具有对立统一的特点，“自然”与“法”,情景、意境、物我、主客都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在康德美学语境下，一件艺术品是天才按照自然的法则创造出来的，审美理念通过艺术品中蕴含的“精神”（Geist）得到表达。而在中国的语境中“神思”这一概念与康德的“精神”具有相通性，“意境”与“审美理念”亦具有一致性，“气”和“天才”也都暗含着将自然法则带入艺术领域的含义。但同时，从康德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窥见中西美学思想的迥异，西方美学是系统化、概念化的，而中国传统美学是非系统化、诗意性的。此外，卜教授提到，美学在中国与西方思潮作斗争时承担着一些别样的职能，它一方面相对脱离与政治领域，另一方面为融合外来思想和自身传统提供了可能。最后，卜教授总结道，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一件艺术品，首先应当具备的是含蓄、诗意的品质，而艺术家也应当在长期的练习之后拥有一种对艺术媒介完美的直觉，并以此创造出具有“神韵”的伟大作品。现今在艺术和美学方面，西方占据着优势地位，而此种中国美学传统的恢复，将会为中西的文化交流提供一种全新的通道和手段。

第三讲题为“想象力——早期中国诗学中的对等理念”。关于这个问题，卜松山教授主要围绕着康德美学中的想象力与早期中国诗学中与之对等的理念展开。区别于以往传统的观点，卜教授根据文学和艺术中积极的、消极的想象力概念，为想象力提出了“创造美学”和“接受美学”的两个维度。认为在创造美的过程中，“神”（Spirit）是构成美的艺术的关键特质，具有表达审美理念的能力，诗歌的最高境界即“入神”。在接受美学的维度，康德美学认为想象力能够引起对言说所不能达到的内容的思考。但在中国诗学当中，不管是在创造维度还是在接受维度，都强调着暗示语言与隐喻表达的力量，这集中体现在绘画与诗歌中对画外之画、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及意在言外的美学追求之中。此外，卜教授认为，在中国诗学中，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侧重于想象力的接受美学层面，而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神思”则侧重于创造层面。当然，这二者并非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照与联系的——“神”就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卜教授最后总结道，康德关于想象力问题的焦点主要在于艺术的创造过程，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对想象力的阐发则着重于想象力在创造与接受两个层面上。中国美学中的“意境”一词与康德的“审美理念”遥相呼应，二者都是想象力的结果，刘勰的“神思”和康德的“想象”亦颇有相似之处。

第四讲题为“道其不可道者——早期中国诗学中的非智慧之智慧”。卜松山教授首先从西方与中国两个不同的角度谈了中西关于“非智慧之智慧”的思考与表现。在西方，自苏格拉底起便提出了“无知之知识”的观点，后期以皮浪、塞克斯图斯·恩培力克为代表的怀疑主义对此类观点亦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在中世纪否定神学的语境中，上帝即是不可言说的，否定对上帝的任何人为界定，并主张对上帝存在的研究不作直接论证。强调上帝本身不可触及、不可认知、不可言状、不可界说和解释，指向的正是非智慧之智慧。而非智慧之智慧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则体现于道家、佛家以及中国的传统艺术与诗词之中。卜松山教授特别提到了“中国式的怀疑论”，包括《周易》当中的语言怀疑论以及基于阴阳之道的“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即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且各有各人的道理。此外，道家学说中悖论式的表达被卜教授认为是一种“吊诡”的表达方式，并在佛教哲学中进一步发展为空虚学说。禅宗作为佛教与道家学说的综合体，延续了道家诗意的处事方式，也延续了二者的非智慧之智慧，并发展出“无语道”。在中国艺术和美学中，卜教授提出中国艺术与诗词十分重视对日常生活诗意的敏锐表达。在诗歌当中，可以体现为间接、含蓄的言说方式，即意在言外；在绘画当中，体现为极富东方特色的留白美学；在书法当中，则体现为吊诡、极富个性的表达。卜教授由此总结道，在非智慧之智慧这一问题的思考上，在中西传统思想文化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家族相似性，但中国的体现方式明显更具有有诗意性。

第五讲题为“中西绘画基本特征之比较”。卜松山教授首先分别介绍了欧洲与中国艺术概念的发展历程。卜教授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始于宋代起对“游于艺”的强调，书法绘画的业余性和艺术趣味追求逐渐成为主流。在这之后整体艺术风格虽面向传统，但个性化和怪异风格也会受到推崇。卜教授认为欧洲艺术的表现形式侧重于雕塑、建筑、绘画、雕刻等，而中国艺术则主要集中体现在书法与绘画当中。他认为，对个人品格修养与艺术作品之间关系的认同与区分，是中西方对艺术家认识的最主要的差异。中国自古便认为艺术作品与作者之间是有机的反映呈现关系，正如“卷舒怀兮如见其人”，而西方则不尽相似，艺术家的个人性格特质不会与其作品直接联系起来。在绘画内容上，欧洲则集中在宗教、神话、死亡、裸体画等题材，中国则是以花鸟、人物、山水等为主。在美学的核心问题上，欧洲主要关注艺术带来的美感、崇高、敬畏/恐惧，甚至是怪诞，且强调着艺术的独创性。而在中国传统美学追求中则注重精神的力量、生命力的蓬勃、留白的艺术，以及阴阳的平衡之道等，强调作品的神似而非直观的写实。因此，卜教授认为，在中西艺术领域存在着一种充满张力的对立，包括中西艺术对神似与形似、创造的自由性与规则性的不同追求，以及对表现对象在自然方面与文化方面的不同侧重。但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惯常化的，实际上中西艺术亦是具有相似性的，是和而不同的。

通过以上五次讲座，卜松山教授以一位西方汉学家的视角向我们全面呈现了关于中西方美学艺术的一些重要思考与比较方法，这对我们重新理解过去中西方跨文化对话中存在的问题、盲点等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正如邹元江教授所总结的那样，我们要在很好地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世界文化中的意义世界，如果没有对自身文化精深的了解，那么所谓的“跨文化对话”，最终就只能成为一场空谈。卜松山教授的系列讲座，也让我们重拾了文化自信，正如卜教授所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中国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西方艺术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得到启发，中国文化就如同一个宝库，每个人穷尽一生也难以将其探寻殆尽。”

（摄影：宋柏杨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