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鲁彦君） 11月4日晚，应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波教授邀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科学哲学和认识论教授，芬兰科学院、欧洲科学院、国际哲学学院、国际科学哲学院院士马丁·库什（Martin Kusch）做关于相对主义的第四次讲演：“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建构经验论中的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波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叶茹副教授评议。来自国内外的近百名听众参与本次线上讲座。

马丁·库什教授主讲“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建构经验论中的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

库什从范·弗拉森和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主义观点切入，区分了两种经验主义立场以及相应的相对主义立场，并对双方借以捍卫经验主义的根本科学分歧（简称为FSDs）予以分析，最后为范·弗拉森和SSK的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给出了批判性评价。

库什首先比较了范·弗拉森和SSK的经验主义立场，指出双方持有不同的经验主义立场。范·弗拉森将经验主义视为一种“立场”而非教条，规范性承诺（准则、价值、情感等）的集合而非信念系统，由此避开形而上学。其经验主义包含相对主义因素，这种相对主义是一种规范性承诺，允许哲学和科学中的根本分歧持续存在。

SSK把经验主义视作一种因果科学理论，由此切断了SSK和哲学的联系。其经验主义同样是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产生自其因果取向——作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将我们引向了地方性原因，作为实质性立场的相对主义是关于信念原因本质的经验主义假设。

接下来，库什讨论了范·弗拉森和SSK从经验主义立场提出的合理性的相对主义理论。范·弗拉森将基本准则作为理性的基础，为了不做出会引发“自我挫败”的推理，就需要避免逻辑不一致和概率不连贯，由此承诺了包括演绎逻辑、概率理论在内的合理性原则。但是逻辑和概率论不会告诉我们如何选择，所以需要引入价值或立场，由此提出了合理性的“自愿主义”解释。自愿主义限制了合理性原则的范围，为基于价值的选择留下余地，所以也是一种相对主义。

SSK将心理事实作为理性的基础，把规范性还原为心理-社会学因果性。例如巴恩斯（E. C. Barnes）区分了作为心理学概念的自然合理性和作为社会学概念的规范合理性，而心理主义和唯社会论也都属于相对主义。

之后库什进一步对双方捍卫经验主义立场所诉诸的FSD进行分析，FSD首要体现在科学革命中。库恩将准确性、一致性等价值引入范式选择，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反对这种基于价值的范式选择解释，认为科学革命在前瞻和回顾上都具有合理性。范·弗拉森同意应该为科学革命的合理性提供解释，因此应该接受相对主义而非内在主义，科学革命只在回顾上具有合理性，同时应该放弃包含形而上学因素的认知元框架。

SSK认为哲学家们为科学革命合理性辩护的做法是错误的，FSD案例研究也证实了相对主义作为方法论和因果假说的成功。它认为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功能主义”解释过于理想并且对批评了库恩式有限主义（Finitism：正确性由以前被认为是正确的判断或行为的相似性决定并且相似性受社会认可）对语言、范式、理论和价值的解读，且对一种社会可调节的、更宽泛的科学合理性持部分反对意见。SSK认为为合理性的辩护总是局部的、偶然的、相对的、有限的，FSD是自然理性行为者之间的争论以及特定文化的规范合理性层面上的冲突，由此为心理学和社会学提供支持。

最后，库什对范·弗拉森、弗里德曼和SSK的主张做出评价。首先，范·弗拉森的观点很容易遭受SSK的批评，因为范·弗拉森的观点接近于库恩的功能主义解释；且他用“冲动”来捍卫科学革命的合理性的做法令人难以接受；同时根据自愿主义认识论，当科学发生变化时，厚（即高分辨率）认识论发生变化，薄认识论则保持不变但不能提供关于科学的信息，因此薄认识论是否值得拥有备受怀疑。

其次，弗里德曼将SSK等同于卡尔纳普加库恩，批评SSK对信念的社会原因的研究和哲学要解决的信念规范问题不相关，SSK采取的经验主义民族学者的自然主义和非评价性立场使其未能承担对科学的反思性责任，而将规范性还原为任意偏好会导致规范性力量的消解。SSK的回应是：尽管SSK强调卡尔纳普和库恩的重要性，但将SSK等同于卡尔纳普加库恩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并且确定科学信念可信度的地方性和偶然性原因就相当于承担了反思性责任；SSK并非没有为规范性问题留下讨论空间，而是认为规范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因果性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民族学家的观点消解了“规范性力量”并将规范性标准降低为任意“偏好”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民族学家视角关注的是信念对可信度的地方性原因的依赖，而非寻找作为随机选择或一时兴起的任意偏好；SSK确实没有提供一个关于科学合理性的规范性理论，因为这种理论目标是虚幻的。因此弗里德曼的上述指责并未对SSK构成真正挑战。但是布鲁尔（David Bloor）彻底否定哲学的看法过于苛刻，因为SSK理论化本身借鉴了许多哲学理论，因此哲学仍有其自身价值。

在评议环节，叶茹总结了讲座内容并提出四个问题：（1）为什么范·弗拉森认为科学革命是一个理应得到解释的理性现象而非自然现象？（2）如何在持有旧理论的情况下理性过渡到新理论？（3）关于科学目标的严格论断和认识论自愿主义的宽容性之间是否存在张力？（4）将理性的价值归结于避免“自我挫败”的理性最小主义要求的价值是否可以作为对“薄的、抽象的理性是否确实值得拥有”这一质疑的合理回应？

库什一一做出回应：首先，将科学革命视作理性现象实际上是主流科学哲学的假设而非论证结果，将科学革命视作自然现象更接近SSK的观点。其次，范·弗拉森一方面通过情感、冲动等使科学革命中的彻底变化得以可能，另一方面则是确保合理性始终存在，这之间的张力使得我们需要讨论他的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再次，库什提供了如下可能回应：就科学史而言，科学的首要目标在于提供经验上足够的理论，但是对实践可以持一种开放态度，所以个人科学期望获得与不可观察对象相关的真理的想法和承认科学的主要目标在于提供理论是相容的。最后，这个观点是在解释科学革命的语境下给出的，过于薄的合理性无法区分革命前后的范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其不值得拥有。

叶茹教授评议

袁海军教授就“范·弗拉森所说的形而上学具体所指以及布鲁尔和范·弗拉森对待哲学上有何区别”“当今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进行了提问。库什对此的回答是：首先，范·弗拉森反对的是科学实在论和大卫·路易斯（David Lewis）的形而上学，后者假设了观察范围之外的实体存在，而布鲁尔反对的是一般哲学。其次，科学哲学的任务包括理解科学，通过整合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心理学等对科学予以重构，为科学提供辩护或进行批判性评价，在科学政策中发挥作用等。

陈波也就“如何看待蒯因自然主义和SSK的关系”进行提问，库什表示，自己和蒯因持有不同的自然主义立场，区别在于后者只关注认知心理学等少数科学，其自然化基础过于狭窄且不能令人满意地自然化哲学，自己所持的自然主义则同样考虑社会科学。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往往存在张力，范·弗拉森试图区分二者，布鲁尔和巴恩斯却认为二者是相容的。库什倾向于后者的观点，但认为做出合适的自然化后，哲学仍可以大有作为而非被彻底取消。

讲座互动现场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