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尚兴红）9月21日下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邓晓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秋零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张荣教授在振华楼B第二会议室举行了“康德与我们的时代”对谈会，此次对谈会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曾晓平教授主持。院内外60余位师生参加了本次对谈会。

本次对谈会围绕“康德与我们的时代”这一主题展开，分为哲人对谈和现场提问两个环节。在对谈环节，四位教授分别围绕“康德与我们的时代”这一主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并相互之间进行了思想交锋，使得整个对谈过程充满了智慧的火花与深刻的洞见。

邓晓芒教授从康德的形而上学理论出发，提出中国可以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第三形而上学。康德将形而上学分为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现象的存在引出了自然形而上学，物自体的存在引出了道德形而上学，二者并存，但道德形而上学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又占据更高地位。邓教授认为，康德的形而上学为中国哲学提供了宝贵启示。尽管中国接受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术语和概念，但中西文化在形而上学的构建上有着本质的差异。西方形而上学是物理学之后，中国形而上学是伦理学之后。他认为，在伦理学之后，中国还可以建立第三种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用拼音翻译为“xing er shang xue”，这种形而上学超越物理学和伦理学之后，是一种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语言的本质在于诗性、隐喻，隐喻是自然哲学和伦理学的根本，其核心在于美学，以隐喻自身为根本就可以建立起第三种形而上学。

李秋零教授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中国人的时代，只有与我们当下的时代联系起来，才可以谈论康德哲学的意义。李秋零教授首先介绍了康德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康德的思想自1902年引入中国，与中国的启蒙时期——新文化运动前期——不谋而合。梁启超在其文章《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学说》中，将康德誉为“黑暗时代的救世主”和“百世之师”，这标志着康德哲学与中国启蒙需求的契合。1978年，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康德哲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成为显学。李秋零教授进一步指出，康德的启蒙思想之所以在中国受到广泛欢迎，不仅因为其在启蒙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更因为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康德自其教师生涯伊始，便致力于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哲学思考。与西方启蒙学派不同，康德强调的是将思维的权利交还给人民，而非用新的成见取代旧的成见。尽管康德对启蒙本身的批判足以警醒西方，但西方人并未真正理解康德。相反，中国人却真正读懂了康德。康德式的启蒙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维，其在中国的意义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康德道德哲学对人的尊重。康德将人视为道德主体，也就是一个能够通过自由自我立法，自我担责的理性人格，人是目的的内涵指向人格是目的。其次是康德教会我们严密的逻辑思维。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逻辑是我们思维的弱项。李秋零教授通过芝诺的“阿基米斯追龟”悖论，进一步阐述了思辨和逻辑思维的重要性。康德不仅教会我们哲学，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如何做哲学，而不是将哲学作为教条接受。这是我们今天从康德那里学到的宝贵财富，康德的思维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黄裕生教授在聆听了邓晓芒教授和李秋零教授的精彩论述后，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首先表示赞同邓晓芒教授对于形而上学的深刻追问，并认为邓教授提出的第三种形而上学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次重要重建。这种形而上学，与西方的形而上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就康德而言，康德并不是要否定形而上学，而是要重建形而上学，这是康德与其他西方哲学家的不同。康德之所以重建形而上学，其原因在于人从自己的理性出发，自然而然地渴望追求绝对的完善者、绝对的无条件者，这种欲望是人无法摆脱的。虽然无条件者无法被我们认识和感知，但正是这种无条件者赋予了哲学以尊严。对无条件者的否定实际上是对哲学本身的否定，而我们今天哲学的希望就在于重建形而上学，这具有长远的意义。其次，黄裕生教授对李秋零教授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将康德视为“黑暗时代的救世主”和“百世之师”是对康德的神化，而康德哲学的精神恰恰在于他体现了人的有限性。康德的贡献在于以哲学的方式论证了人的有限性、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有界限”，即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全知；二是“德有界限”，即人在道德上是有限的，无论人多么完善，在此生都不可能做到无罪，不可能达到至高的善。因此，康德不可能成为救世主。黄裕生教授进一步提出，人有两个自己，第一个自己是由父母所生的自然人；第二个自己则是在哲学的帮助下诞生的理性人。就康德而言，启蒙不是领袖、不是导师，哲学不可能启蒙人，最高智慧的哲学只是协助者，协助每一个人看到自己，成为自己。

张荣教授在对谈会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恩典来深入理解康德哲学，探索自然与恩典之间的微妙联系。他首先探讨了形而上学的本质，认为康德将其视为理性的自然倾向，并以战场的比喻来阐释理性的本性与能力之间的张力。在康德的形而上学中，理性和自由如同双翼，但要全面理解其形而上学，我们还需要考虑自然与恩典这两个基本选项。我们可以通过理性、自由、自然、恩典之间的“两两结合”来了解康德思想的丰富性。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自然与理性的交汇处，也活跃在恩典与自由的对话中，这一点在基督教哲学中尤为显著。自由代表着人的自主选择，而恩典则指向了上帝的神秘领域。接着，张荣教授引用哈曼对康德的批评，揭示了康德哲学的多元性。哈曼认为，康德在强调纯粹理性的同时，忽略了敬畏、语言和肉身的重要性。这种批评挑战了我们通常对康德作为单向度启蒙思想家的理解，展现了康德哲学中更为丰富的内涵。康德启蒙的关键在于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而约纳斯对传统德性伦理学中的勇敢范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它可能导致人类中心论的伦理学。约纳斯试图恢复一种活生生的自然概念，以弥合科学发展带来的人与自然的裂痕，并恢复人与上帝的关系。张荣教授进一步提出，在中国发扬康德精神，必须关注哲学思想的历史脉络，将康德的自由思想与奥古斯丁的思想相联系，将康德的责任伦理与约纳斯的思想相联系，以确保康德的思想具有深度和张力。我们仍在启蒙的道路上前行，现代性的任务远未完成，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反思带来的启迪。

最后，张荣教授认为，恩典不仅在康德的宗教哲学或伦理学中具有意义，而且在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具有基础地位。我们应该将西方基督教的恩典思想与康德哲学中的“给与”和“被给与”概念联系起来理解康德的哲学思想。在自然领域，感性杂多的被给与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但这些杂多的来源却是一个谜。康德在德语原文中使用了复数的物自体作为被给与的来源，这暗示了可能存在一个绝对的给予者。对于康德自然或世界的理解可以与恩典相联系，从人与神的关系加以思考。在自由领域，涉及一个第一推动者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将奥古斯丁讨论原罪起源时的自由决断与上帝创世的问题相关联，通过神人合作产生第一个真正有积极价值的自由概念，即实践自由，也就是意志或理性的自由，这是留待人们进行思考的问题。

在张荣教授提出从恩典的视角理解康德哲学后，邓晓芒教授和李秋零教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邓晓芒教授认为，从恩典出发理解康德，可能会使我们回到奥古斯丁的思想。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恩典这一基督教概念，与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一样，是由人主动悬设的，而非被动给予的。康德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颠覆了传统的人神关系，认为上帝不是设定人的存在，而是被人所设定。因为有限的人类需要一种虚假的自我欺骗，以帮助自己度过艰难的生活。李秋零教授则指出，康德在讨论恩典时，并没有否定对恩典的假设。但如果真有恩典存在，人们不应该将心思放在如何获得恩典上，而应该思考如何配得上恩典。康德对上帝的设定是赋予了上帝一个具体任务，即确保有德之人能够享受到幸福，上帝在康德的哲学中是被“雇用”的。康德所砍掉的不是上帝的头颅，而是自然神论的头颅，因为人们不能通过知识来接近上帝，只能通过道德来接近。李秋零教授进一步强调，康德对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的悬设都是基于人的道德行为，人们应该做道德的事，而只有关于幸福的问题才涉及到上帝。康德的道德世界观认为，道德必然导致宗教，但这种观点只对乐观的人有效，对悲观的人则不适用。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四位教授就现场师生提出的“在启蒙思想中，主体能动意识和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理论的解释会陷入无限后退，最终导致语言悖论，这是否是西方哲学过渡到中国哲学的契机？”、“形而上学起源于物理学之后，是否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以及“中国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区别？”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最后，曾晓平教授对四位教授的精彩对谈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通过这次对谈，参与者们不仅加深了对康德哲学的理解，也对如何将康德哲学应用于现代社会有了更深刻的反思。这场思想盛宴不仅促进了学术交流，也为康德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整场对谈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