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陈宇凡）11月1日下午，应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杨云飞教授邀请，德国康德学会主席会成员、《康德研究》（Kant-Studien）主编、哈勒-维滕贝格大学启蒙哲学-沃尔夫学会主席、哲学史讲席教授海纳·F·克勒梅（Heiner F Klemme）做客“珞珈德国哲学讲坛”第16讲暨“纪念康德诞辰300周年特别讲座:中德哲学家论康德(上)”，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振华楼B214作了题为“康德哲学中理性对自由的优先性”的讲座。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杨云飞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袁辉副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王咏诗副教授参与对谈，来自校内外的60余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在讲座的开始，克勒梅教授对讲座的问题域进行了介绍。他指出，在康德的不同文本中，“至善”（the highest good）概念有多种不同的指涉，其中，“理性”和“自由”两种指涉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保罗·盖耶尔（Paul Guyer）主张一种“自由第一性立场”（Freedom-First Position），认为只有自由具有内在的、无条件的价值，而理性只是促进自由最大化的手段。克勒梅教授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在二者中，理性具有优先地位。

为了厘清这一争论的思想背景，克勒梅教授对比了康德与沃尔夫对理性与自由关系的看法。第一，康德认为意志并不必然跟随理性，沃尔夫则认为意志必然由理性规定。第二，康德认为意志可以遵循自由或自然两种法则，而沃尔夫只承认前者。第三，康德认为低级与高级欲求能力之间存在根本差异，而沃尔夫认为意志可以通过不断获取善的知识而渐进地改善。第四，康德认为自由没有程度的区分，而沃尔夫承认这种区分。

在这一背景下，克勒梅教授对“自由第一性立场”提出了三点质疑。第一，该立场将理性指导经验目的的实现看作提升自由程度的手段，从而更加接近沃尔夫哲学，而非康德哲学。第二，该立场的核心文本证据并没有明确支持“自由第一性”，而是也可以作相反的解读。第三，“自由第一性立场”要求康德在不援引理性的情况下证明自由具有最高价值，但在康德公开发表的著作中，自由的价值总是在与理性的关联中被提及。

基于这些批评，克勒梅教授认为，自由的价值需要在其与理性的关联中得到考量。他援引《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来支持这一点。首先，人类的最高尊严并不在于自由本身，而是在于自由的自身立法。没有理性的法则，自由将不会成为“敬重”（respect）的对象。其次，自由是纯粹理性的一个实践的理念，没有理性对于机械自然的纯粹自发性，该理念本身将是不可能的。从这一角度看，正是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获得自由，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以一种不能仅仅归结为自然的方式看待事物。

随后，克勒梅教授解释了理性作为“尘世的至善”（the highest good on Earth）的内涵。他指出，理性的最高价值首先在于其“真理的最终试金石”地位。作为“自身思考”的准则，理性是真理的消极标准，是消除迷信与狂热的手段。其次，理性的最高价值体现于作为尘世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的价值。在“自身思考”的准则之下，人们通过使用理性来保存自身，逐步脱离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实现应然的理性状态。人类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就是理性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

克勒梅教授进一步指出，理性价值的实现需要“思想自由”的保障。没有思想的自由，理性就不能用自身的法则进行自我规定。在这一视角下，善良意志的实现也以“思想自由”为前提。

讲座的最后，克勒梅教授澄清了其解读中的两个问题：思想自由本身是否有其法则？思想自由是否拥有最高价值？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思想自由不能通过自然或自由的法则来得到解释，而只是表达思想没有受到外在的强制阻碍的事实。对于第二个问题，他指出，思想自由比选择的自由更有价值，但由于缺乏法则的约束，思想的形成和维持也有可能失败。因此，康德对最高善的最终回答可能在于，它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为了保持其理性存在的一切理性活动的总和。

在评议环节，袁辉副教授就“理性如何通达先验自由的规定性”和“思想自由是否指向思想自律”等问题与克勒梅教授进行了交流；王咏诗副教授则就“至善在何种意义上是至高的”以及“无限制的自由思考是否具有认知规范”等问题阐发了见解。

在自由讨论环节，克勒梅教授与曾晓平教授、贺念副教授、刘任翔副教授以及刘浚哲同学等师生就“理性与自由关系的层次”、“思想自由的理论与实践向度”、“人类尊严的基础”、“优先性的内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讲座结束之际，杨云飞教授对克勒梅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整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摄影：廖舒婷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