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刘浩）2024年11月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秋零教授做客“珞珈德国哲学讲坛”第17讲暨“纪念康德诞辰300周年特别讲座:中德哲学家论康德(下)”，在哲学学院B214报告厅讲授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与建构性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讲座由外国哲学教研室王咏诗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科政副教授、我院外国哲学教研室曾晓平教授、杨云飞教授参与对谈。院内外60余位师生参加了本场讲座。

讲座伊始，李秋零教授介绍了本场讲座的主旨。“哥白尼式革命”是康德研究领域的一个“陈年老题”，但现有二手文献谈及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时往往着力赞扬其哲学史贡献。本场讲座的主旨即在于在一定意义上对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做出否定性判断。李秋零教授还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一否定判断：“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就像拿着一杆猎枪试图打一头大熊，最终却只打到了一只兔子。”

讲座正文第一部分，李秋零教授以“为什么要革命？”为题，介绍了困扰康德的“形而上学焦虑”。

自1756年担任私人讲师后，康德于1758年竞争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职位失败，于1764年拒绝了诗学与音韵学教授职位，直到1770年终于如愿被任命为哥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这些经历充分说明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执着。在《纯粹理性批判》前言中，康德作为一个形而上学教授道明了他的焦虑：其他科学都已经相继走上了可靠的道路，唯独“作为一切科学的女王”的形而上学仍然在来回摸索而未走上正确道路。在康德看来，有两个特征标志着一门科学走上了可靠道路：一是这门科学是持续前进的；二是从事该科学的大多数人能够就它的方法、成果取得一致意见。按照这一标准，逻辑学、数学、物理学都已经走上了可靠道路。但逻辑学的成功基于它局限于知识的形式而不研究知识的内容，在此意义上，逻辑学不是康德心目中“真正的科学”。规定着其客体的数学和物理学虽然也都曾经历过来回摸索，但对等腰三角形的第一次演证和伽利略的“斜面实验”分别标志着这两门科学走上了正确道路。

反观形而上学，它为种种问题所烦扰却无法摆脱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出自人类理性的本性，却又超出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形而上学的起点是经验性原理，但向更遥远的经验性条件的追溯是无休无止的，因而形而上学不得不求助于超越一切可能的经验应用的原理。如此一来，形而上学便无法揭示它自身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超越了形而上学所使用的经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的界限，它也因此只能反复跌入黑暗与矛盾，充斥无休无止的争吵，而远未达到康德为成功科学建立的标准。

经过对形而上学与成功科学的对比，康德认为形而上学应当效仿数学和物理学，发动一场“突然发生的革命”。按照康德的设想，形而上学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迄今为止人们都错误地假定知识必须遵照其对象——这导致根本不可能为真理给出一个既充分又普遍的标志。因此，康德像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假说一样，提出“对象必须遵照我们的知识”这一假说，我们可以由此出发尝试能否在形而上学任务中取得进展。

正文第二部分，李秋零教授以“革谁的命，如何革命？”为题，梳理了康德对经验论的继承和改造。

康德接受经验论的基本原则，即一切知识始自经验。但他不承认一切知识来自经验，而是认为除了来自经验的成分外，还有先天的成分。尽管康德像休谟一样承认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不可能来自经验，但他没有因此否认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是将这种普遍必然性归结于知识中的先天成分，这种先天成分是人普遍具有的，因而使知识具有了普遍必然性。为了找到这些先天成分并以此解释知识及其普遍必然性，康德规划的方法是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进行分析，逐一剔除其来自经验的成分，最终无法剔除的部分就是先天的成分。

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对感性知识进行分析，排除其一切可能来自经验的成分，最终剩下了无法排除的空间和时间，确认它们就是一切感性知识得以可能的先天形式。然后他又以形而上学的阐明解释空间和时间不是来自经验的概念，而是先天的直观形式，以先验的阐明解释纯粹的直观形式是如何运用于经验直观的。在先验分析论中，康德以作为一切知识的最基本单位的判断为分析的起点，根据形式逻辑，按照量、质、关系、模态将一切判断划分为十二种。康德发现，这十二种判断之所以可能，各自都有一个并非来自经验的范畴作为基础。在发现十二组范畴后，康德又以先验演绎解释了这些范畴是如何应用于经验认识的。

通过上述梳理，李秋零教授认为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承认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继而从知识中分析出时空形式和知性范畴，认为它们不是来自经验的、偶然的，而是主体固有的、普遍必然的，从而其“建构”的知识（其最基本单位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就具有了普遍必然性。因此，不是康德提出先天认识形式而论证和保证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相反，在康德哲学中，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是出发点，是前提条件。

正文第三部分，李秋零教授以“康德的悖论”为题，揭示了隐藏在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思路中的必然局限。

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前言中，康德声称“这一尝试如愿得以成功，并且在形而上学探讨先天概念（它们在经验中的相应对象能够与它们相适合地被给予出来）的第一部分中，向形而上学许诺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但马上又说“但是，从我们先天认识能力的这一演绎中，在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里，却得出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对于第二部分所探讨的形而上学的整个目的就一切迹象来看非常不利的结果，即我们不能凭借这种能力超越可能经验的界限，而这恰恰是这门科学最本质的事务。”康德这两句悖论性的表述，实质上是主张知识只能被局限于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思辨理性不能冒险超越经验界限，企图“建构”关于灵魂、世界整体和上帝的知识。

针对这一悖论，康德认为批判哲学的消极作用，即限制思辨理性超越经验界限，只是批判哲学的一个面向，其积极作用在于保证物自身不至于被同化为现象，从而为纯粹理性不可避免地越过感性界限的实践应用保留了地盘。李秋零教授认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这一拯救方案是不足以令人满意的。因为形而上学之所以为形而上学（物理学之后），就在于它要超越经验而追求终极的真理（终极关怀）。乃至于我们可以追问，不谈灵魂、世界整体和上帝，形而上学还是形而上学吗？康德为形而上学指出正确道路的意图不是落空了吗？

讲座尾声部分，李秋零教授总结和阐发了本次讲座的主要结论。

首先，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初衷是使形而上学走上可靠的道路，且这种可靠的道路本身就是科学的道路。“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是对象符合认识，为此就必须批判人的认识能力，而康德是从他承认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经验知识中获取先天认识形式的，这些先天认识形式也就必然受限于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经验知识，而知识反过来也受限于这些形式。就此而言，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一开始就决定了它对于形而上学的意义只能是否定性的。

其次，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哥白尼式革命只是成功地给人类认识划出了一个安全的保护圈，警告人类认识切勿擅自越界，进入形而上学的传统领域。 至于形而上学如何走上可靠的道路，康德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在此意义上，《纯粹理性批判》和“哥白尼式革命”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完成预设的任务。

最后，李秋零教授还预告，尽管《纯粹理性批判》的最终结论是“建构性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但康德仍然可以通过重建一种“范导性的形而上学”完成其“哥白尼式革命”。

讨论环节，李科政副教授、曾晓平教授、杨云飞教授都表达了对李秋零教授清晰的思想线索、细致的文本剖析的敬意。就李科政副教授提出的“康德对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预设如何应对彻底的怀疑论者的质疑？”、“康德对‘形而上学’有不同于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特别定义，宽泛地谈论‘康德断了形而上学的路’是否有偷换概念之嫌？”、“为什么要对批判扬弃了灵魂、世界整体和上帝感到可惜？”三个问题，曾晓平教授提出的“就康德将‘形而上学’界定为先天综合知识的体系而言，是否可以说《纯粹理性批判》完成了其革命任务？”、“康德重建形而上学的工作应被归结到从“感性论”到“分析论”再到“辩证论”的整个过程，还是只被定位到“辩证论”部分？”、“先天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来自对经验知识的抽象，还是对纯粹知识和经验性知识的区分？”三个问题，以及杨云飞教授提出的“同样套用了范畴表的道德和审美评判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是否是建构性知识？”、“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是否是建构性的形而上学？”两个问题，李秋零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讲座结束之际，王咏诗副教授对李秋零教授持续近三个小时的精彩讲座表示衷心感谢，整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