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刘浩）11月3日下午，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纪念康德诞辰300周年系列活动·锵锵三人谈”对谈会在哲学学院B107报告厅成功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秋零教授、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丁立群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赵林教授围绕“以康德为视角看德国哲学的文化背景一从马丁·路德到卡示·马克思”的主题开展了深入交流。本次对谈会由外国哲学教研室王咏诗副教授主持，院内外80余位师生现场参与了本次对谈。

德意志哲学的文化渊源

谈及德意志哲学的起源，赵林教授认为，从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直到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德国哲学在300年时间内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除艾克哈特和库萨的尼古拉外，能登上欧洲学术舞台的德意志思想家屈指可数。但在马丁·路德以后，德国的哲学思想在神学背景下开始产生然后迅猛发展。赵林教授还提出，德国哲学自马丁·路德以后开启了两个既有区分又有交集的传统。一个传统以南德施瓦本地区为据点，其特色是阴郁的神秘主义气质；另一个传统以北德波罗的海地区为据点，其特色是冷静的理性主义和条分析论的逻辑精神。德国哲学正是在两个传统的交织之下发展的。

李秋零教授十分认可赵林教授提出的“两个传统”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条顿骑士团传统、妇女神秘主义、封建采邑以及教随国定制度在德意志哲学诞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普鲁士公国出现之前，统治普鲁士地区的是由条顿骑士组成的“条顿骑士团国”。这些条顿骑士兼具僧侣和军人两个身份，为后世的普鲁士留下了简朴和纪律两大精神遗产。在艾克哈特代表的“德意志神秘主义”之前，德国第一个思想运动是凭借个人感觉去理解和想象上帝的“妇女神秘主义”。德意志的文化传统一开始就带着通过沉思和情感接近上帝的特殊传统。“封建”的含义可归结为“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这种模式使得德意志地区出现了很多自由城市或自治领，政治上的松散关联为自由精神留下了空间。宗教改革最大的现实成果即“教随国定”，新教徒由此摆脱了罗马教宗的思想控制。后来新教传播到北欧各民族，愈发显现出民族宗教、国家宗教的特点，不再有国际性的精神领袖。这种情况也为德国的精神自由创造了又一个空间，这才为康德哲学对自由的追求奠定了基础——“扬弃知识为信念留下地盘”恰恰代表了德国人对信仰的根本态度，即不把理性看作万能的，总要给自由、道德等留下一个空间，不被别的东西所侵犯。

丁立群教授继而谈到了马克思对德意志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反叛。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德国古典哲学中衍生出来，对德国哲学精神必然有所继承，但马克思的思想中也有犹太人的弥赛亚精神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激情。阿伦特在谈论两种革命时就认为马克思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而不完全是德国文化精神的体现。这虽然比较极端但仍然有一定道理，至少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内在的革命激情更多地体现了对法国大革命的继承。

德意志启蒙与英法启蒙的比较

谈到法国大革命对德国哲学的影响，赵林教授讨论了德意志启蒙运动与英法启蒙运动的区别。英格兰的启蒙发生在在17世纪后半业，主要是洛克和牛顿的工作。牛顿为天上创造了一套连上帝也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洛克为人间创造了一套连国王也不能践踏的法律。所以英格兰启蒙最大的特点就是“建树”，其气质是反偏激的、审慎的。在英格兰宗教改革中，政治和经济制度同时被很好地确立了，英国人由此就可以平和地、从容不迫地进行理论建树。法国的启蒙则非常偏激，这与当时法国的宗教背景有关。法国通过中央集权完成了国家统一，并且在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走向了天主教专制。这样一个政治上集权、思想上专制的国家是非常保守的，这就激起了法国思想家激烈的反叛，所以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有很强的批判性——首先是理论上的批判，然后是政治实践上的批判。德国启蒙与法国启蒙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德意志当时仍然是分裂的，这导致它在政治上并非十分专制，思想上也比较自由，出现了像腓特烈二世这样的开明君主。德国启蒙最热闹的康德时代，恰恰是政治上相对分裂的时代，这与中国先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状况有类似之处。理解德国哲学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纵向发展上，还要与英法的启蒙运动作横向比较，才能凸显出德国启蒙的特殊性。

李秋零教授同样认为，德意志民族相较于英法两国所表现出的独特精神气质在理解德国启蒙运动的特点时有重要意义。康德之所以既是启蒙运动的产儿又是启蒙运动的完成者与克服者，就在于他对英法启蒙运动及其在德国的影响的深刻理论反思，对理性膨胀、理性万能的批判。

德意志哲学的神秘主义传统

针对康德对理性膨胀的批判，三位对谈人特别讨论了德意志哲学中的神秘主义传统的起源与发展。李秋零教授提出，德国的神秘主义运动建立在对人类普通理性的否定之上。这种神秘主义的直观和普通理性的算计的分野可以追溯到两个古代哲学概念，即拉丁词的“ratio”和“intellectus”。“ratio”的词根来源是“计算”，即霍布斯所说的“简单观念的加减法”。但德国神秘主义认为这样的理性绝不能达到对最高本源的认识，因此区分出了“intellectus”，其词根最初含义为“挑选”，即在不同可能性中挑选出一种可能性来实现。在此意义上，正应了黑格尔对康德的一个评价，即康德对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是一大功绩。此前的英法哲学家谈论理性时没有对理性进一步划分，只有康德开启的哲学传统划分了知性和狭义的理性。“知性（Verstand）”的原意是“使……站着”。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就是让变化中的东西站住，正如戏剧演员的“亮相”或电影中的“定格”。通过亮相和定格我们才能看清演员的形象，通过知性我们才能对对象有清晰的认识，才能用一个概念去谓述它。“理性（Vernunft）”词源学上来自“vernehmen”，即一种不精确的获持。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辩证理性发展到顶峰就是一种神秘主义。这种思维特征可以说是德国的一种民族精神、文化精神。

丁立群教授将区分“知性”和“理性”的思想追溯到了古希腊哲学。知性所追求的停驻与理性所追求的运动分别代表了两个古希腊传统，即赫拉克利特的生成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德国的辩证法同时受惠于这两个传统，黑格尔将其归结为“辩证逻辑”，即用固定的、概念化的东西把握变动的东西。此外，从对“理论”概念的考察中也可看到德国哲学中神秘主义要素的起源。“理论”概念起源于俄耳甫斯教，最初是一个宗教概念，意为对神的直观。这个概念的演变过程即知识的含义逐渐渗入进去，宗教的含义逐渐淡化的过程。但直到近代，“理论”概念也没有完全被知识化。从毕达哥拉斯将数学注入“理论”，再到亚里士多德将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注入“理论”，即使牛顿的经典力学，也保留了作为本原的上帝。“理论”概念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为信仰留下地盘”。

赵林教授继而补充了这一回溯，认为“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也可以回溯到“逻各斯”和“努斯”的区分，并且这组概念之间的张力贯穿了从古希腊以降的西方哲学史。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理性”本身就是神秘的，它不同于推理性的“逻各斯”，而是直观本原的“努斯”。邓晓芒教授在《思辨的张力》中认为“逻各斯”与“努斯”的矛盾从古希腊一直贯穿到德国古典哲学，这条道路在赵林教授看来非常精准。二者的张力在古希腊和中世纪表现为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在康德处表现为知性和理性的矛盾，而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过程”引入了哲学，从而统一了康德所强调间接性和雅各比、谢林所强调直接性，并且唯有在过程中实现统一的理智和直觉才是真正的理性。所以德意志精神到黑格尔处达到了顶峰，之后就是向现实的外溢，导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哲学史观

在直向性地叙述和梳理之外，三位对谈人还就对谈中体现出的哲学史观进行了反思和讨论。

在赵林教授看来，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发生都不是突然从某个哲学家头脑里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有它赖以发生的文化背景，因此应该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地谈论“西方”，特别要注意由西方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所塑造的“子系统”。

李秋零教授提出，在探讨“德国哲学的文化背景”时，要注意“哲学”与“文化”这两项之间不是线性的决定或生成关系，而是双向的构成关系——不光是德国的文化背景影响了德国哲学的形成，反过来，德国哲学本身也构成了德国的文化背景。

丁立群教授认为，赵林教授和李秋零教授的观点都反映出一种重要的哲学史观，即对哲学史的“文化的解释方式”。不少哲学家都讨论过这种哲学史解释方式，如文德尔班提出了理解哲学史的三种途径：概念的理解方式、文化的理解方式、哲学家本人生活和个性的理解方式。但文德尔班最终构建的仍然是概念演变的哲学史，因为他选择追求“哲学史的科学化”。杜威则在《哲学的改造》中明确地提倡以文化方式理解哲学史，认为应当把哲学史看作是文化的一章，所以研究哲学史应当把它和文化、宗教、社会制度、人类生活史结合起来。实用主义认为哲学史本来就没有科学性，而是发挥一种人道作用。因此杜威说“所有哲学都是有党性的”——任何哲学产生时都先天的带有一个使命，即为特定的文化、传统、信仰辩护，这样一来哲学就具有了“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强调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比如“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同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史观，从这些说法中是可以引申出一种文化解释的哲学史观的。

观众交流环节，三位对谈人与在场师生就“从哲学角度看，德意志民族能否避免在普世主义和普鲁士精神之间的两极摆荡，建立一种中和的民族认同？”、“‘理性’与‘知性’在康德和黑格尔语境下应如何具体定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最后，王咏诗副教授对三位教授的精彩对谈表示衷心感谢，整场对谈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