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刘浩）11月4日下午，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丁立群教授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B214报告厅进行了题为“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困境与总体性的实践”的讲座。本场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主办，外国哲学教研室周玄毅副教授主持。外国哲学教研室赵林教授和王咏诗副教授作为与谈人与丁立群教授进行了交流。院内外60余位师生参与了本场讲座。

讲座伊始，丁立群教授介绍了本场讲座的主旨。“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本场讲座旨在反思亚里士多德为实践哲学预设的“自明性”前提，并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为基础，反转亚里士多德的预设，从而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出发，做出一次打通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尝试。

讲座正文第一部分，丁立群教授以“实践哲学的最初形态”为题，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活动的定位。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区分了三种思虑形式：理论、制作和实践，它们分别对应着“成神”、“成物”、“成人”的追求。这种三分法标志着实践哲学作为独立的哲学形态而成立。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终极旨趣即在于通过实践促进人的完善、人的德性的实现——这是《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共同主题。

亚里士多德对思虑的三分法源于他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这一主张的批判。在苏格拉底看来，将伦理道德建立在风俗习惯上是不可靠的，欲使伦理道德获得可靠性，就必须将人的德性及行为归结为普遍知识。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与实践在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上都有不可还原的差别。首先，在本体论上，理论处在永恒、必然的领域，其德性在于“智慧（sophia）”；实践处于变化无常的偶然性领域，其德性在于“实践智慧（phronēsis）”。其次，在认识论上，理论知识包括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都是普遍、必然的知识；实践知识类似今天所说的人文、艺术知识，是特殊、偶然的知识。最后，在目的论上，理论活动追求的是“整个世界的善”，即纯形式；实践活动追求的是“属人的善”，即人的德性的实现。

在区分“理论”和“实践”之后，亚里士多德又区分了“实践”和“制作”。“制作”首先是一种“以科学和知识为基础的活动”，因而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的相关项。其次，制作乃是将特殊看作普遍的一个样品，其目的在于按照普遍知识生产一个物，因而是一种“目的外在于自身”的活动，其德性在于“技艺（techne）”；而实践乃是将特殊看作对普遍的丰富，其目的在于促成活动本身的完善，因而是一种“目的内在于自身”的活动。因此“制作”也不同于“实践”，亚里士多德由此形成了对思虑的三分法。

正文第二部分，丁立群教授以“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困境”为题，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虑三分法。

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在理论上面临着三个困境。首先是理论与实践的划界的合法性问题：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看作无条件的自由活动，但如果实践不可能是“无知之行”，即不可能是不依赖于任何先决条件的“绝对自由”，则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界定为无条件的积极活动就是成问题的——沉思作为最自由的活动反而成为了最高的实践。其次是理论的善与实践的善的关系问题：如果沉思可以被看作最高的实践，则实践的善到底是属人的善还是形而上学的善就成为悬而未决的。最后是制作的外在目的与实践的内在目的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认为战术、家政学、修辞学都从属与政治学，另一方面又将其划入“技艺”的领域，这就导致了实践智慧（phronēsis）退化为技艺（techne）的可能性，大大削弱了其面对工具理性膨胀时的批判力度。

在现实层面，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同样产生了难以接受的后果。“理论”一词发源于俄耳甫斯教，本意为对神的静观，其词义演变过程也即知识内容取代宗教内容的过程，也即数学方法导致世界观改变的过程——在科学化的世界观下，“理论”成为了以主客分离为前提的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制作”在前亚里士多德时期，是人理解自然的基本模型，通过制作隐喻，自然被赋予了目的和意义，人的制作活动则只是派生性地使自然目的浮现出来。然而由于近代以来对自然的祛魅，制作活动也成为了“价值无涉”的工具理性活动。由于理论的科学化和制作的工具理性化，理论与制作在近代被重新结合为科学技术，整个自然最终成为一个可取用的资源库。这一方面导致了对自然的破坏，另一方面导致了对工具理性的狂热崇拜，以至于将工具理性的对象拓展到人的活动，人的自由实践的空间由此被压制殆尽。因此，现代人对“实践”的通行理解范式变成了“理论的技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思虑三分法的最终现实后果是科学技术摆脱了实践的善的制约，这启示我们不能再割裂理论、制作与实践的关联。

正文第三部分，丁立群教授以“超越三分法”为题，阐释了马克思如何将“劳动实践”视作一种总体性实践，从而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虑三分法。

“劳动”概念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色彩完全是负面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劳动指的是奴隶与工匠的生产活动，根本不算是实践。中世纪则从基督教的角度出发，将劳动看作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宗教改革之后，近代人才开始推崇劳动活动，尤其是在古典经济学中肯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来源，是一种美德。但直到黑格尔，“劳动”才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被思考。首先，黑格尔强调了劳动的内在性，认为劳动是人的精神和理性的形成的内在环节，劳动由此具备了“成人”意义，因而才可能成为实践。其次，黑格尔将劳动与人的本质相关联，认为劳动是人的自我意识——即黑格尔所认为的人的本质——形成的内在环节，这可以被看作从“人是政治的动物”向“人是劳动的动物”的转变的开端。最后，黑格尔也把劳动看作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一个环节，理论哲学由此成为了与时代和现实相关的东西。

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哲学思考，直接用“劳动”替换了“实践”概念。这种替换建立在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特殊规定之上。首先，马克思区分了狭义的劳动和广义的劳动：前者专指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劳动的基本范型；后者指人类的一切创造性活动，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被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分工体系，即等同于“现实”。其次，马克思进一步提升了劳动对人的意义，将劳动看作人的普遍本质，这就使劳动具有了能替代实践的存在论地位。最后，马克思眼中的劳动兼具实践、制作和理论意义，成为了三者的统一。劳动的实践意义在于，人总是在他自身的劳动活动，即创造性活动中生成的；劳动的制作意义在于，它仍然以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为基本范型；劳动的理论意义在于，劳动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也是形而上学与现实的结合，正是在劳动中，劳动者才产生出对社会关系，也即对具有普遍性的类本质的认识。

最后，丁立群教授引用伽达默尔的如下发言，表达了“实践就是人完整的生活世界”的结论：“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

互动环节，王咏诗副教授对整场讲座的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在康德的自然和自由二元论背景下提出了“理论、制作与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统一’如何区别于它们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界限不明’？”以及“如何可能克服现代状况下的异化劳动？”的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丁立群教授认为理论、制作与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统一是一种“辩证统一”，即保持区分的统一。针对第二个问题，丁立群教授认为现代分工体系是不可逆的，一条可行道路可能在于将“技艺”概念中的“艺术”层面从现代劳动中分离出来并予以保留。赵林教授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实践形式，特别是政治实践形式在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近现代的演变，比较了东西方政治实践形式的异同，探讨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联。丁立群教授同意“实践哲学”在历史上的确有许多不同形态，并进一步提出，如果梳理出不同形态的谱系，就能够看出实践哲学的确是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哲学形态。

此外，丁立群教授还与现场师生就“海德格尔在《筑·居·思》中提出的制作、实践、理论三统一的构想与马克思的统一构想有何根本区别？”、“‘底线伦理’是一种实践哲学吗？”、“实践哲学如何改造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讲座结束之际，周玄毅副教授对丁立群教授持续近三个小时的精彩讲座表示衷心感谢，整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