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刘畅）11月15日下午，继当天上午“陈修斋先生铜像落成仪式暨先生事迹缅怀会”之后，以“陈修斋先生的哲学人生”为题的学术讲座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振华楼B301会议室成功举办。

四位受邀的主讲人分别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冯俊；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湖北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江畅；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教授陈家琪；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陈默。讲座由哲学学院副院长黄超研究员主持，陈修斋先生家属陈宣美、官文杰先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杨云飞教授、方永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成军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吴广成副教授等十余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冯俊教授立足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论述，对陈先生在中国西方哲学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贡献作了相当全面系统的阐述。

首先，陈修斋先生在西方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学术贡献甚伟。其一，陈修斋先生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三位会长之一。彼时学会历经特色 “三会两制” 阶段，汪子嵩、叶秀山、陈修斋三人同期担任会长。其二，先生在西方哲学学科体系化关键阶段贡献卓越。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学科体系化的重要节点，抗战激发知识分子爱国情怀与民族独立意识，文化思想启蒙需求迫切，西方主流哲学得以全面、系统地引进，涵盖古希腊哲学、经验论、唯理论、18世纪启蒙思想、德国古典哲学乃至 20 世纪初现代西方哲学等诸多领域，各类经典著作如柏拉图《理想国》《柏拉图对话集》不同版本、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政治学著作、洛克、贝克莱、休谟、笛卡尔等人著述，以及法国、德国等重要西方哲学家，包括狄德罗、霍尔巴赫、康德、费希特、尼采、罗素等人著作中译本纷纷翻译出版，尽显西方学界学术全貌。1941年，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设立，毕业于中央政治学院外交系法语专业的陈先生，因热爱哲学且仰慕贺麟、冯友兰先生，奔赴西南联大并凭借语言专长加入编译会。编译成果部分在解放前问世，多数纳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系列，并持续出版至六七十年代。由此，陈修斋先生无疑是早期系统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的关键奠基者之一，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事业铺就了学科体系化根基。其三，西方哲学学科体系化于改革开放后持续拓展深化，在这一阶段中，西方哲学研究摆脱过往批判对象或辅助论证材料的局限，逐渐完善成长为独立学科。研究对象范畴从侧重德国古典哲学扩至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分析哲学、过程哲学、政治哲学等多元领域，犹太哲学、印度哲学、伊斯兰哲学研究亦跟进，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体系化建设愈发完备。在此期间，武大在陈先生的引领下，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等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其主笔的相关著作开创了国内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系统研究先河。尤其是陈修斋先生纠正“经验论唯理论”表述易引发误解之名，力主以“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作为表述，在学界偏重古典哲学研究的学术倾向下，平衡了西方哲学学科内部研究的侧重，助力整体学科体系均衡多元发展。其四，陈修斋先生于学术机构、学科点设置方面推动了学科体系建设。1912年北大设哲学门开启国内大学哲学教育，1952 年院系调整后独留北大哲学系，1956 年武大、人大、南大等高校重建恢复哲学系，李达校长求贤若渴，前往北大引进人才，陈先生由此扎根武大并投身武大哲学系复建，奠基了西方哲学学科建设基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武大哲学教研室率先编写哲学史教材，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及二位后学投身其中，陈先生兼顾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并涉猎符号学的翻译研究，关注古希腊等多领域哲学研究，在学科横向拓展与纵向挖掘上携同发力。其五，于学科发展而言，陈先生以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独特视角，聚焦“如何评价唯心主义哲学家”、“哲学有无定论”等中国特色的哲学问题，于西方学界的常规议题中，彰显了中国的西方哲学学科的学术自主性，为西方哲学学科的理论深度拓展与中国特色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陈修斋先生在西方哲学学术体系建设的学术贡献。其一，陈修斋先生的西方哲学著作翻译领域成果斐然。陈修斋先生的代表性译著莱布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以及诸多翻译成果均收录于汉语世界名著，广泛参与到了北大研究选本翻译工作中，参加编译的多卷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是我国第一套西方哲学史原著资料。陈修斋先生毕生耕耘翻译领域，促进了中西学术文本的贯通。 其二，学术体系的建设与教材体系的建设相辅相成，陈修斋先生以 1957 年参与编写《哲学史简编》为基础，于 80 年代与杨祖陶先生合编教材《欧洲哲学史稿》，该教材于1983年正式出版、1986年再版，在全国多所高校纷纷编撰教材之际，武大版教材凭借先发优势与深厚积淀，为学科知识的传承、教学规范的确立贡献卓越。其三，陈修斋先生为学界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段德智、陈家琪等一代学者，在各大高校接续于学术、教学和学科建设各展身手，构筑起推动西方哲学学术传承、创新、传播的中坚力量。

最后，陈修斋先生在西方哲学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的学术贡献。陈先生一代学者，学贯中西、博通古今，于西方哲学的概念翻译上独具匠心。陈先生凭借深厚的古典素养与外语功底，为西方哲学的诸多概念敲定了精准的汉语表述，将西方哲学思想巧妙“汉化”，为后世西方哲学著作翻译事业确立了学术典范，保障了学术表达的准确性与连贯性，为西方哲学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筑牢了底层逻辑。虽然受时代的局限，陈先生的海外经历无法与后世学者相比，但陈修斋先生在法国之行中积极拜访当地哲学家，归国后更是大力倡导国际学术交流，秉持陈康先生“让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遗憾”的文化或学术自信，鼓励后学拓宽学术国际视野，在世界学术舞台积极发声，提升西方哲学学科的国际话语权。陈修斋先生在中国西方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持续滋养西方哲学学科的成长，指引后学于学术之路砥砺前行。

江畅教授围绕自身在哲学领域的学术历程，详细讲述了师从陈修斋先生之后的学术转向、体系构建情况，以及深受陈修斋先生人格精神影响的为人为学体悟。

江畅教授首先回顾了自身从事哲学研究的历程。其真正踏入哲学研究领域始于1981年，彼时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期间以伦理学研究为主，广泛涉猎了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的知识，此时为后续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后在导师李先焜教授的指引下，转向西方哲学的教学事业八年之久，此间尤其关注现代西方哲学。1985年底开始了聚焦价值论的研究，开启西方哲学视角下价值论探索的学术之路，直至1990年攻读博士前，始终在学术丛林摸索，持续找寻自身对哲学研究的主导观念与体系化建设。偶然机缘下，拜师陈修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在其悉心指导下确定了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向（后期因陈修斋先生身体不佳，借助杨祖陶先生和徐瑞康先生的具体指导），博士论文《个体自主与整体和谐：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研究》应运而生，进而奠定了个人学术思想建构的基石。博士毕业后，江畅教授投身到了湖北大学研究所的学科建设中，鉴于彼时所内学科零基础的困境，在权衡学科发展路径的考量下，与同仁谋划构建“幸福主义”（后称“德性论”）的伦理学体系，经多年打磨，2011年相关著作问世，初步搭建完成社会主义伦理学体系框架。同时，在洞察学界研究碎片化、缺乏体系化的弊病下，反思分析哲学反体系构建的思潮，江畅教授传承陈修斋先生古典哲学研究根基，自2000年前起耗时二十余载，融合古典哲学智慧与当代哲学需求，构建了“新古典主义哲学”体系，以宇宙、社会、人生为三重视阈，以反思、批判、构建为三重方法，进而阐述了“三三范式”下的新古典哲学体系。

其次，江畅教授在冯俊教授总结陈修斋先生于西方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陈修斋先生深厚的学术积淀与高瞻的学术站位，尤其是对其个人学术研究的影响。江畅教授提到，陈修斋先生于其教导，不局限于知识的传授，而更以学术眼光助力明晰学术方向。在博士论文的选题、架构设计、资料筛选等方面悉心指导，持续影响了江畅教授后期的伦理学体系、新古典主义哲学体系的搭建。

最后，江畅教授总结了陈修斋先生的人格精神特质。陈修斋先生暮年矢志入党，即使受时代背景影响波折重重，但仍初心不改，彰显了对学术事业、国家发展的赤诚衷心，其对内心价值的坚守与追求，将个人命运与时代使命紧密相连，为后学诠释了作为学者的忠诚精神的真义。陈修斋先生秉持对哲学的一腔热爱之心，追随贺麟先生投身学术事业，从翻译助手做起，在西方哲学原著翻译的工作中披荆斩棘，无论学术攻坚之路困苦还是生活坎坷，始终保持进取之心。陈修斋先生还于学术研究中彰显了正直的精神特质，陈修斋先生提出了“哲学无定论”，反对学术专制与单一评判标准，为多元哲学思想的繁荣争取了生存空间。先生晚年缠绵病榻，历经医院辗转、病痛折磨之苦，但依旧泰然处之，心态平和豁达，向后学传递着为人之从容力量。

回顾往昔学术之路，江畅教授借由陈修斋先生指引，构筑了西方哲学研究的立身之基，为后期学术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回顾陈修斋先生为人为学，先生忠诚、进取、从容、宽容等精神品质，不仅是个人处世准则还是治学圭臬，陈修斋先生留给后学的学术遗产与精神遗产，后辈当给予珍视传承。

陈家琪教授以陈修斋先生“哲学无定论”的观点入手，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背景中剖析其内涵、关联及启示。结合自身学术历程、生活见闻，从对“有与无”的概念思辨，到西方社会生活、文化遗产的观察，再到中西方哲学研究侧重的对比，多方位解读哲学构建本质、人类社会与文化本质，彰显陈修斋先生“哲学无定论”观点对理解哲学创新实践、把握中西文化异同的深远价值。

陈修斋先生秉持的 “哲学无定论” ，从学理追溯哲学思想根源，探讨了宇宙、人生、知识等宏大命题，不同哲学家因所处时代、文化背景、个人阅历差异，对同一问题见解各异。以唯心主义为例，1957 年贺麟、陈修斋等学者为开展唯心主义研究的必要性辩护，点明唯心主义也并非全然错误，难以用单一“定论”框定哲学全貌。首先，陈家琪教授阐释了“有与无”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三十年间的有与无》聚焦了1978年至2008年的中国社会（后延长至2018年，以《五十年间的有与无》出版），此“有与无”是对历史进程的反思，盘点了时代浪潮中社会与个人的得失，融合了陈家琪教授对时代发展浪潮下具像化的“有与无”的审视，赋予抽象的哲学有无思辨关系的思考以社会现实的注脚。从哲学维度来看，陈家琪教授指出海德格尔对存在（“有”）与虚无（“无”）的区分，恰似康德物自体的不可知却“存在”，西方哲学的探讨中有诸多似“有”实“无”的概念，如难以精准定义和把握的“终极实在”。在陈家琪教授的思考下，“无”并非空无一物，而是认知边界外的“神秘存在”，此种理解激励着研究者持续探索已知边界，于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等多元层面搭建框架，填补“无”的空白。在对“有与无”的思考中，陈家琪教授介绍，他和友人在巴黎接受访谈的近三万字记录是对“哲学无定论”的实践，是从日常生活体悟中抽离出的哲学思考。

其次，陈家琪教授结合自身生活实践，深入讨论了西方文化实景中的哲学映照。哲学思辨离不开“闲暇”，如同古希腊广场辩论氛围延续至现代社会，西方生活体验中，陈家琪教授感知到了人们摆脱生存焦虑，探究形而上学问题的氛围，这正是哲学融入并反哺闲适生活的写照。英国、法国希腊等地的文化遗址，从莎士比亚质朴的故居，到简陋的梵高墓地，再到绚烂的莫奈花园，西方文化下这些文化遗产没有被粉饰包装，而是保留了历史本真，这也同时契合了西方哲学尊重事实、追求本质的精神。

最后，陈家琪教授从个人中西哲学研究的交融和分野中补充了对陈修斋“哲学无定论”的认识。受陈修斋先生影响，其自研读《西方哲学简史》开启学术之路，从扎根西方哲学到拓展至中西融合的哲学思考。反观友人专注西方哲学翻译的成果后，转向了中国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读。陈家琪教授同样从初期借鉴西方理论方法解读本土文化，转向进一步深挖中国本土智慧，探寻哲学根基。这个历程是在“哲学无定论”的大框架下，超越文化边界的思考历程，从中体悟而得的，是中国传统儒、法、道、佛中蕴含有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别于西方哲学思维、表达和关注的重心。陈修斋先生“哲学无定论”贯穿学术研究与生活思考的经纬，陈家琪教授借“有与无”问题的思考穿梭中西文化与历史现实，陈修斋对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考依旧具有启发性，激励着后学持续反思、批判和构建。

陈默教授围绕陈修斋先生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展开，深入剖析莱布尼茨哲学核心概念单子与东方哲学的道、佛思想内核的相通之处，对比了东西方哲学思维模式差异，揭示了陈修斋先生引领下哲学探寻真理的独特路径，凸显个体意识提升、回归本心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提倡在当代学术语境下，追寻陈修斋先生于莱布尼茨哲学精研的学术脉络，挖掘莱布尼茨哲学对当代的价值。

陈修斋先生探寻莱布尼茨的哲学从其单子论为始。莱布尼茨主张单子是真正不可分的“存在”，原子在理论上仍具有可分性，而单子作为纯粹单一性实体，超越物质空间的局限性，同时具有精神层面的意识灵性。“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在强调不可分的个体性，蕴含着宇宙和谐的智慧。进而莱布尼茨切入到了意识的单一性的问题中，这一问题与东西方的哲学思维差异密切关联。

西方哲学惯以大脑理性主导思维，追寻理性的向外探索，因此思维与对象的存在本身具有对立的二元性。所以在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下，统一性的思考始终面临思考主体与对象的分离抵抗。反观东方哲学，无论是印度哲学还是中国的佛道思想，视空、道为万物之源，秉持“缘起性空”的观点，均以从心性向内思考的模式一脉相承。因此，中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在主客体的关系上具有巨大差异，而陈修斋先生对莱布尼茨的研究指明，莱布尼茨的哲学思考兼具个体性与宇宙和谐，恰恰站在东西方哲学思维模式的中间。莱布尼茨的主体性原则探讨的正是生命本源的灵性部分。陈修斋先生对莱布尼茨的哲学追寻，关注的正是内心的真理，留给后学的学术遗产，正是与莱布尼茨哲学契合的，如何从个体生命进入真理的探寻。

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根本目的就在于提升意识的维度。蚂蚁囿于二维平面，人类囿于三维空间，但人不应止于此，哲学思考的使命就在于使思维超越当前维度，俯视个体生命，并从整体性视角关照自身。陈修斋先生对莱布尼茨的哲学思考正是通过个体主体性的不断提升，进而达致单子领域未自觉的无意识、潜意识及宇宙意识。庄子的逍遥游就是在自己的宇宙意识的提升中实现，莱布尼茨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通之处即在于此。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对当代社会影响同样深远，莱布尼茨提出的二进位制，奠定了计算机的数理逻辑基石，可谓改变当今世界的重要创举。陈修斋先生于武大开创了莱布尼茨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汇聚了一批研究人才，挖掘陈修斋先生留下来的莱布尼茨研究的宝藏，对当代具有重要价值。

讲座最后，四位分享学者同与会王成军教授、杨云飞教授、吴广成教授、方永教授等就“陈修斋先生译著与成果”、“莱布尼茨哲学与陈修斋先生哲学思考”、“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两个结合’”、“中国西方哲学话语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主持人哲学学院副院长黄超研究员最后总结发言，谈及陈修斋先生，有两个显著现象：其一，在武汉大学外国哲学研究领域，陈修斋先生与杨祖陶先生于所处时代达到的高度，是当前外国哲学学科需要努力奋斗、全力追赶的目标。其二，陈修斋先生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培养了多名哲学领军人才和一批优秀学者，培养效率之高为哲学教育领域所罕见。当前，武大哲学学院应该以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为榜样，努力探索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