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彭文楷）5月22日晚，应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波教授邀请，英国爱丁堡大学特聘研究员，青年汉学家，扬·弗霍夫斯基（Jan Vrhovski）作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哲学论坛第15讲“重审中国1920年代的科玄论战：跨文化思想史学的挑战导论”。本次线上讲座由陈波教授主持，我院朱志方教授评论，国内外共200余名听众参与。

扬·弗霍夫斯基博士主讲

陈波教授主持

弗霍夫斯基以“为什么一个‘老外’要重新评估现代中国思想史？”这一问题作为此次讲座的开始和切入点。弗霍夫斯基认为，重新评估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必要性在于，理解西方学术界在处理非西方知识体系时可能存在的“知识殖民性”和“后殖民历史编纂学”对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造成的影响。殖民性的叙事和刻板印象仍然是目前的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这种关于历史的叙事，特别是现代科学发展史的叙事，往往隐含着西方的某些机构、社会或文化领域的“首要性、能动性、中心性”等西方中心主义的概念。而且这些刻板印象往往被伪装成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例如在思想史领域，这种叙事割裂了前殖民时代的传统与后殖民时代的现代性的同一性。弗霍夫斯基认为这种影响甚至有时还会渗透到科学研究当中。

为具体阐释这一观点，弗霍夫斯基以“现代数学源于西方”这一常见论断为例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这句话虽然包含部分事实，但如果未经审视便全盘接受，则可能陷入简化和误导性的殖民性叙事。以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S. Ramanujan）与英国数学家哈代（G. H. Hardy）和利特尔伍德（J. E. Littlewood）的通信为例，指出拉马努金尽管拥有“现代数论”和“新证明方法”的卓越才能，却被描述为“不懂英语”且“未受过大学数学训练”。因此其成就被归因于“与现代数学家和现代思维方式接触的好处”，而剑桥则被视为“现代性的中心”。这种叙事无形中将非西方地域的天才置于西方体系的“拯救”之下，暗示真正的“现代数学”是普适的，但其“普适性”的根基却被设定为西方的人类心智。弗霍夫斯基由此强调，像“现代数学源于西方”这样的命题，首先需要进行历史性的审查（即确定其参照点），然后才能进行有条件的推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将“现代数学”定义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形成的特定知识体系，那么关于其“源自西方”的论断才能成立，否则便是一种。例如，19世纪美国的现代数学，反而是从“东方”（欧洲）传入的。

弗霍夫斯基接着探讨了这种“知识殖民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它否定了非中心地域在思想领域的认识论和阐释学能动性。他举例说明，中国现代化常被描述为对西方思想的被动采纳，是对中国传统世界的被动替代。这种叙事常常将中国思想划分为“本土”或“现代”两个范畴，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同时，它也促成了一种线性知识进化论的观念，这种观念甚至早在晚清中国就已经存在。这产生了大量半真半假，掺杂大量未经审视的隐含前提的观念，例如：“中国未能发展出现代科学”、“中国没有逻辑”、“中国不懂哲学”以及“中国的现代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等等。这些论断都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忽视了中国本土思想的复杂性和创新性。

对此，弗霍夫斯基认为他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目的在于对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历史-思想异化”。具体而言，即通过重新思考思想史，恢复历史的脉络性、思想的连续性和本土的能动性。而重审科玄论战可以作为这一工作的起点之一。

弗霍夫斯基指出，思想的传播本质上是一个“再脉络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即将思想融入到新的知识脉络中。知识脉络本身是一个由思想和概念构成的符号网络。因此，思想的意义和内涵取决于其所处关系（符号）网络的架构。他强调了一些重要因素，包括宇宙观、概念和范畴（他特别提到中国思维中的二元范畴）、类比推理的使用方式、语言类型以及本土性的学术传统。

弗霍夫斯基认为，语言决定了翻译和术语创造的意义和功能，学术传统则决定了知识是如何被处理和再生产的。外来和本土语言及学术传统的差异程度，决定了接纳知识的复杂程度。他提出，知识脉络的差异越大，全面接纳的可能性越小，或者说模仿的意义越小，因为无法做到如实还原。他由此认为，此前关于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对思想传播过程性质和整体脉络的理解不足。他强调，改进这些理解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更复杂、更细致、更渐进的过程。因此，对与作为一种思想现象的科玄论战的研究和理解，正是需要在一种更广阔的思想脉络中展开。

弗霍夫斯基回顾了五四时期（1916-1921）及其前后，外国学者与中国思想界互动的背景。胡适与杜威（J. Dewey）在1919年的互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倡导的“兼容并包”理念，梁启超在讲学社寻求中体西用之间的平衡，张申府与罗素（B. Russell）的交流，以及罗素在1920-1921年访华的影响，都为这场辩论奠定了基础。他特别提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内部形成了一股科学主义思潮，傅铜、王星拱、瞿世英等人都是其中的代表。

弗霍夫斯基随后梳理了这场辩论如何从最初寻求“综合”发展为抵抗“极端”的趋势。他指出，梁启超首先开始对罗素及其所代表的科学主义和逻辑主义提出反思。张君劢和张东荪等人则致力于创造一种能够容纳中国思想的“新平衡”。

张君劢认为存在两种世界哲学：甲系代表的逻辑主义（即一种思想哲学，注重普遍的形式、超验主义、崇尚理智），以及乙系代表的心理主义（即一种生活哲学，注重各别的内容、经验主义、反对理智）。张东荪质疑逻辑主义的新实在论式的认识论基础，并且试图在瑞克尔特（H. Rickert）的“甲系统”（新康德主义）和柏格森（H. Bergson）的“乙系统”（生命哲学）之间寻求一种综合。他认为，罗素的“科学主义”只是“甲系统”的一个不完整的版本。张东荪强调“思想与生命合一”、“认知与价值合一”，并称之为“客观唯心主义”，认为“思想与生命的统一是现代哲学的巅峰”。张君劢则根据德里施（H. Driesch）的理论倡导一种基于新康德主义的新活力论观点，并对罗素的“实在论”心理学进行攻击。张君劢比较了德里施和罗素在心理学观点的差异：德里施以自我意识作为心理学的起点，支持心物二元论，强调灵魂、内省和非自觉，因此是一种综合性的工作；罗素则以感觉作为起点，支持中立一元论，强调外部观察和物理学归因，因此是一种分析性的工作。张君劢的目标的在于论证人类心智乃至生命的本体论自主性。

张君劢进一步对比了“人生观”和“科学”：两者分别涉及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直觉与逻辑方法、综合与分析、自由意志与因果律、个体性与普遍性。然而，他强调一个关键点：人生观不能由科学决定，它们只能相互协调，互补使用，最有效的路径是二者之间的和谐而非走向极端。为了实现这一点，人生观必须独立于科学而存在。因此，中国的“人生哲学”必须建立在新儒家思想，亦即张君劢所谓的“新宋学”之上，这预示着现代新儒家的兴起。

与张君劢形成对比的是丁文江等人的“科学”立场。他们主要主张“科学可以完全主宰”或“科学可以部分主宰人生”，而其余部分则是相对的，并可能通过科学发现得以解决。他们强调因果律和人类灵魂的非自由性。这一派别秉持文化和认识论上的普遍主义，并斥张君劢为“玄学老鬼”。

然而，弗霍夫斯基认为这是一种关于罗素思想的“中国悖论”。罗素对中国持有一种中体西用的观念，主张中国需要建立一种现代的、基于生命的哲学，以实现中国在物质和精神上对西方的独立。然而，罗素的中国追随者们可能并不同意这一观念，因此这构成了一个悖论。

在讲座的总结部分，弗霍夫斯基再次提出了几个核心问题留待思考：这场辩论的真正内容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代学术中看待它？它真的只是关于形而上学或科学吗？它是简单的“模仿”还是真正的“思想创造”？他强调，这场辩论实际上是关于中国思想未来走向的问题，即它能否作为现代性的基础，独立于西方而发展。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类思想和知识究竟是普遍主义的还是本质主义的。甚至在当代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仍然悖论性地延续着同样的范式。

朱志方教授评论

在评论环节，朱志方教授首先表示了对弗霍夫斯基的讲座的感谢，并对讲座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再次进行了简要梳理。朱志方对讲座内容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何要在讲座中提及张东荪这一在科玄论战中并不处于中心位置的人物。第二个是关于“殖民化”的问题，追问殖民主义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发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对此作出回应，追求文化和国家的主权。

弗霍夫斯基对朱志方的评论表示感谢，并回应了上述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弗霍夫斯基认为提及张东荪的必要性在于，对张东荪在新实在论方面的工作的研究有助于构建一个更连贯的中国分析哲学史。对第二个问题，弗霍夫斯基认为中国所经历的殖民化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更是思想层面的，这导致了一种精神危机，即将中国传统思想视为贫乏的。但弗霍夫斯基反对这种观点，强调中国有其内在的逻辑思维和能力来理解和消化西方思想。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