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孙博文） 9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哲学系南星长聘副教授做客珞珈德国哲学讲坛，应邀在哲学学院B214报告厅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场题为"康德与哲学的进步"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是珞珈德国哲学讲坛第二十讲。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共同主办，外国哲学教研室王咏诗副教授主持，外国哲学教研室杨云飞教授和美学教研室贺念副教授与谈，伦理学教研室陈江进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王林伟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罗正东老师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夏语老师列席了讲座。讲座吸引了校内外60余位师生参加。

讲座伊始，南星从对当代哲学的关切入手，引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对哲学科学性的深刻追问："如果它（哲学）是科学，为何它不能像其他科学那样得到普遍的和持久的赞同？如果它不是科学，为何它竟然不断地利用一门科学的外表自吹自擂，用永不消失、但也从未实现过的希望来拖累人类理智呢？"这一发问直指哲学学科的身份危机，也引出了本次讲座的核心议题：哲学是否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实现持续进步？南星指出，康德对哲学进步可能性的探索，建立在对哲学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道德形而上学》序言中，康德强调只有一种从原则出发的真正哲学体系才是可能的，原因在于只能存在一种人类理性，而以往不同方式的哲学思维和对理性原则的不同阐释都只不过是通往批判哲学这一最终哲学的垫脚石。由此康德便对“哲学是否能像科学一样取得进步”这一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

讲座第二部分，南星从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和哥白尼革命的类比出发，肯定康德的伟大贡献在于他通过'哥白尼式革命'为哲学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南星详细阐释了这一革命性转变的内涵。他强调，“哥白尼式革命”的进步含义是康德转换了托勒密体系中“观察者不动”的视角，让观察者动起来，而观察对象（恒星）则是不动的。是否以人为中心是次要的推论，因而康德的革命性并不会陷入“托勒密式反革命”的指责。而康德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一种主体性哲学的新范式，在于他采取了假说—演绎的实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本质上没有区别。康德的先验唯心论假说虽然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为传统形而上学的三个对象——灵魂、宇宙、上帝——做实验，但是可以凭借间接的方式，类似一种思想实验获得结论。这个结论是先验唯心论与纯粹理性原理的协调一致。康德的先验分析论为先天概念和先天法则奠基，而先验辨证论当中提出的二律背反则为理性原则的实验做出无矛盾性的保证。康德的辨证论在这个意义上是进步的，因为这个假说可以说明康德批判的形而上学对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来说是进步的，即它可以解释独断论哲学或怀疑论哲学都争执不下的问题并刻画为什么会产生争执的原因。康德在他晚年一篇重要文献《自莱布尼茨沃尔夫以来德国形而上学的进步》中明确将这种进步在哲学史上的表现分为三个环节：从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或独断论，到以休谟为代表的怀疑论，最终到达批判哲学的成熟阶段。

讲座的第三部分，南星引入当代科学哲学的理论视角，对"进步"概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他认为，哥白尼假说对于托勒密体系的进步性在科学哲学中讨论甚广，与我们常识的认同是有距离的，哥白尼体系未必一定优于托勒密体系。比如起初在精密程度上新天文体系就低于托勒密体系，直到开普勒的数理工作完成，哥白尼体系才获得强大生命力。托马斯·库恩正确指出，哥白尼革命的进步性并不在于知识如圆圈一般的不断积累，而是一种放弃先前预设的范式转换。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哲学进步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其中最具启发性的当属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南星将康德的先验哲学解读为一个具有清晰结构的"研究纲领"。这一纲领的"硬核"包括主体性转向、先天综合判断等核心原则，这些构成了康德哲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石。而"保护带"则包括直观形式、范畴体系等可调整的理论组件，这些部分可以根据新的发现进行修正和完善。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研究纲领的活力，南星详细分析了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对非欧几何挑战的创造性回应。19世纪非欧几何的出现对康德的时空观构成了严重挑战。卡西尔通过将直观与思维的截然二分转化为以先验逻辑统摄直观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一危机。卡西尔既维护了康德的核心洞见——认知主体的形式条件对经验世界的构成作用，又通过理论调整适应了科学发展的新形势，并且极富创造力地提出了他的理论。这正是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的典型特征。但卡西尔的理论发展代价也非常大，20世纪达沃斯辩论海德格尔就对新康德主义的解释发起了挑战。理论优势和理论代价往往并存。南星进一步指出，康德哲学的研究纲领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新康德主义、现象学等思潮继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分析哲学传统中，康德式的问题意识也以新的形式延续着。这种跨传统的持续影响力证明，康德哲学确实包含着深刻的真理成分，能够为不同时代的哲学思考提供有益的启发。

讲座的第四部分，南星深入分析了康德哲学在当代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对"哲学进步"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南星指出，康德范式面临的第一重挑战来自德国古典哲学内部的批评。从费希特到黑格尔，德国观念论就对康德的"批判哲学"提出了质疑，甚至可以说是基于传统形而上学动机的一种反扑。第二重挑战聚焦于当下，休谟主义并未因康德的批判而销声匿迹，自然主义兴起以后转变为对第一哲学的拒斥，自然主义主张哲学应该与自然科学保持连续性，甚至成为科学研究的延伸。如果人类的认知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那么康德式的先验方案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在对“第一哲学的拒斥”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同自然主义者分有同样的信念。这也同时激励了现象学家如德雷福斯等人开启对传统理智论的主体观批判。这种批判否认理智对于人的绝对优先性，原因在于理智也许可以被机器所模拟或超越，所以批判者更强调情感与身体的因素，而这些都可以看作对康德研究纲领的反动。面对这些挑战，南星引导听众对"哲学进步"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深入反思。他指出，哲学与自然科学在问题性质上存在根本差异。首先在于哲学学科积累式进步的困难。自然科学的问题往往具有明确的可界定性和累积性，我们是否应该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模式来要求哲学？在他看来，哲学的价值也许不在于实现直线式的知识积累，而在于以新的思想条件对哲学体系提出强有力的支持；其次，哲学具有"错综复杂的问题域"。哲学问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即使如罗素等人通过严格论证反对新黑格尔主义，也不一定就简单证明分析哲学胜过了黑格尔哲学。南星最后指出，第一，伟大的哲学家可能形成各种不同代表性的研究纲领，但纲领内部的进步是缓慢的；第二，代表性纲领之间是否有进步？这种进步需要考虑时代背景，比如康德在他那个时代、以及20世纪上半叶都显示出了进步的特征，但在当代，康德的纲领没有自然主义的纲领有解释力；第三，对哲学本身进步与否的评判是否可能？也许谈论这种进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不谈论进步并不代表一种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更不代表不能谈论哲学。所以，阅读康德仍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长达一小时的互动环节中，现场师生围绕讲座内容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杨云飞教授首先发言，他从康德实践哲学的当代发展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杨云飞认为，从罗尔斯的康德论文到哈贝马斯的伦理学，康德式的理性规范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范式之一。这表明康德的某些核心洞见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他进一步提出，判断哲学进步的标准应该多元化。除了理论解释力之外，还应该考虑哲学思想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在他看来，康德对“作为自然禀赋的形而上学”的揭示为当代哲学学科的萎靡与理想的缺失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种实践维度的重要性不亚于理论层面的创新。贺念副教授指出南星康德解释的新颖性，尤其是将辨证论理解为假说—演绎模式中能够为哲学进步提供支持的论点，以及关注到康德对“实验”方法的重视，都是非常新的解读，可为学界提供启发。针对南星的进步概念做出进一步的提问：第一，康德主义内部有进步吗？其次，如果进步这一概念被定义为顺应时代精神，那么当代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哲学范式可能是什么？第三，考虑到伽达默尔对哲学与科学的区分，哲学是否需要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进步概念？南星对二位老师的提问做了统一的回应。首先，南星认为康德主义内部的进步虽然付出了代价，但仍然可以认为是有进步的。罗尔斯对康德哲学的“改造”，使得康德实践哲学的基督教背景被纳入普适性和可接受性的轨道，这种“改造”也许就是一种进步；其次，当代的时代精神就是广泛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因此自然主义纲领在当下来看是更优的选择；最后，哲学也许不需要“进步”，因为哲学本身不是科学。以科学为代表的进步对哲学来说，恰恰大概率是误导性的。

接下来校内外参与讲座的师生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华中科技大学的罗正东老师问及了体系哲学与哲学进步的矛盾性，南星回应这确实是一个吊诡，我们需要通过更加多元、动态的方式来探讨理性；此外，在座学生提问科学进步的直觉是否实际上是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又由谁来定义哲学的进步以及能否在非线性的、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进步等问题，南星都一一做出回应。整场讲座持续两个半小时，在主持人王咏诗对南星的精彩讲座以及在场师生的踊跃参与表示感谢后，讲座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