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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熊林教授来我院讲学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0-11-24

本网讯(通讯员 汪虹宇)11月21日,四川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熊林(浦林)教授做客我院名家讲座第8讲。上午9时30分至11时30分,熊林教授在哲学学院B214做了一场题为“对自由之形而上学的一种奠基——海德格尔Sein und Zeit的核心问题及方法”的精彩讲座。此次讲座是哲学学院名家讲座第8讲,同时也是外国哲学学科“经典与问题——诠释与方法的变奏系列讲座”第2讲和“珞珈德国哲学讲坛”第9讲。讲座由外国哲学教研室杨云飞副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苏德超教授、王咏诗副研究员及院内硕博研究生30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杨云飞副教授代表哲学学院对熊林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熊林教授对海德格尔哲学、中世纪哲学与古希腊哲学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目前正在从事希腊文-汉语对照版的柏拉图全集翻译工作,近期将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

讲座伊始,熊林教授指出正是《是与时》(《存在与时间》)奠定了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哲学家地位。《是与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人生哲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或哲学人类学作品;其核心内容实际上延续了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传统,是“对自由之形而上学的一种奠基”。

熊林教授从海德格尔《是与时》的核心问题与方法两个方面展开自己的阐释,重点聚焦于《是与时》扉页以及第1节、第2节的文本内容。

熊林教授首先回顾了是态学(存在论)问题的提出。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发问方式是宇宙论的(cosmological),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苏格拉底第一个提出是态学的(ontological)问题,“这是什么?”(What is it ?),这奠定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这种关于“是者作为是者”的学说,后来在中世纪与近代被系统化为形而上学,分为一般形而上学(是态学、第一哲学)与特殊形而上学(宇宙论、心理学与自然神学)。

在核心问题上,海德格尔《是与时》的开篇点出“诸神与巨人之间关于所是的战争”,显示了其核心问题正是“是之问题”。“所是”即ousia,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实体”(substance/Substanz),而是“本质”(essence/Wesen),是对“这是什么?”问题的回答。例如当我们追问人是什么,我们其实是在追问人的本质。

在《是与时》的第1节中,海德格尔批判了有关是之问题的三个教条。

第一,“是”是最普遍的概念。是并不是种属意义上的普遍,而是超越者,是一种“类比的统一”。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中,范畴是我们打量世界的基本发问方式:我们会问“这是什么?”(所是、本是),“是如何?”(质),“是多少?”(量),“是在何时?”(时间),“是在何处?”(地点)等等,一般对象正是在范畴之网中得以对象化。范畴是言说“是”的方式。(1)范畴统摄种的方式是“同名同义”,下位分有上位的名,同时分有上位的logos;(2)是统摄范畴的方式则是“同名异义”,范畴分有是的名(范畴是“是”之方式),但不分有是的logos,因为每个范畴有其不可还原、不可通约的意义。因此,“是”是一种超越者,是类比的统一。

第二,“是”是不可定义的概念。这一点同样不能通过范畴、种属的概念性来理解。是之不可定义性,在于所有的定义都已经预设了对是的某种先行理解,所有的定义都开始于“这是……”。

第三,“是”是自明的概念。但自明性并没有取消是之问题,因为恰恰是自明的东西才构成哲学家的工作课题。

在方法上,《是与时》的扉页已给出提示,“具体地拟定出‘是’之意义这个问题,乃是下面这部论文的目的。对作为任何一种一般是之理解的可能视域的时间进行阐释是该论文的临时目标。”换言之,正是为了追问是之问题,海德格尔才追问作为是之理解的可能视域的时间;而为了追问时间,海德格尔才追问能崭露时间性视域的是者,即此是。所以海德格尔的方法思路为:

此是→ 时间 → 是

在这里,海德格尔批判了康德“人是什么?”的问题。康德在致司徒林的信中以及《逻辑学讲义》中总结了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以及“人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问题并没有深入到人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不是作为“理性的动物”的人,而是此是(Dasein)。海德格尔虽然与康德都赞同“人是自由的”,但并没有止步于追问“人是什么?”,而是更深入地追问——“人是自由的”中的“是”是如何“是起来”的?这就是“此是是什么?”的问题。

此是的“本质”在于生存。此是从来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可以用诸范畴来概念性地规定。人自己是什么以及如何是都是由自己“是出来”的,即所谓“存在先于本质”。此是是一种对是有所领会并且能够追问是的是者。对于人的此是而言,可能性永远高于现实性,人总是一种“尚未”的是者,同时总是可以“本不是那样”。对于此是而言,是什么以及如何是,是一种重担,需要存在的勇气或去是的勇气。

在《是与时》第2节中,海德格尔区分了一般问题的形式结构。任何问题都具有三重结构:被问者,被询问者以及被问得者。熊林教授以问“武汉大学在哪里?”为例,被问者就是武汉大学,被询问者就知道武汉大学在哪里的信息源(武大师生或信息数据),被问得者就是武汉大学的位置。具体到是之问题上:被问者就是“是”,被问得者就是“是之意义”,而被询问者正是“此是”。因为此是是唯一能够领会并追问是的是者。

所以《是与时》中的此是之生存论分析(无论是人们、沉沦、本己、非本己、死亡、良知等“概念”)不是人生哲学,而是为了回答“此是是什么?”的问题,都是此是之是的一般规定。在《是与时》中,海德格尔最终将“此是是什么?”的问题收摄为源始时间性的样式,是此是之生存的曾经、当下与将来。此是的是之规定,被总结为“已经抛入一个世界之中-依寓于世界-而先行于自己向着将来筹划”的绽出时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是与时》是“对自由之形而上学的一种奠基”。

在提问环节,熊林教授与杨云飞副教授、王咏诗副教授以及现场师生就此是在是态学中具有的范本优先性,柏拉图的事物本身(auto)与亚里士多德的诸是(onto)之间的关联,是态学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意志自由与海德格尔式自由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最后,杨云飞副教授代表哲学学院师生对熊林教授精彩而深刻的讲座表达了感谢。本次讲座在现场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