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刘旭)2020年11月22日下午，应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的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王义桅先生在振华楼B218会议室举办了国际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悖论”学术讲座。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主持了本次讲座。

讲座开始前，吴根友教授对王义桅先生来到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举办讲座表示欢迎。吴院长回忆起在嵩山论坛上与王义桅教授一见如故的经历，并阐述了形成“中国话语”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王义桅教授以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于20世纪20年代访问中国后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开始本场讲座。他认为，过去一些年西方世界所提出的“中国锐实力威胁论”，“文明冲突”等西方话语陷阱与“休谟预言”等所谓的“中国问题”现已形成为“中国悖论”。随后，王教授从四个方面解释了何谓“中国悖论”。

第一个方面，王教授认为：一、西方某些政客所认为的“中国悖论”分为三部分：（一）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唯体制论；（二）像我不好，不像我也不好；（三）中国人民好，中国党和政府不好！将党与人民分离。

第二个方面的悖论是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一）特色与普世的悖论，王教授认为应当秉持“和而不同”的不争论态度，包容互鉴，发扬人类的共同价值；（二）无为与有为悖论；（三）身份悖论。王教授认为，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新兴大国，同时也是诞生于悠久的东方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与西方世界既共存，又竞争；（四）属性悖论。中国古老又年轻，强大又脆弱。

第三方面的悖论是中西抗疫十大认知分歧。王教授认为，此次抗击新冠疫情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分歧，主要可从十个面向来看：（一）对瘟疫本身的看法分歧，西方世界受宗教影响，认为病毒是上帝的惩罚，而不是政府的责任；（二）对生命-生活的看法分歧，西方人认为生命是神的创造，而中国人认为生命是天地化育，因此西方的生命观是人-神观，而中国的生命观是人-天观；（三）对疫情发生原因看法分歧；（四）对抗疫手段看法分歧；（五）对疫情暴露产业链分歧；（六）对疫情折射的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让西方担忧过度依赖中国的制造业会陷入被动；（七）对疫情引发的担忧：溢出效应；（八）对疫情诱发的冲击：排外主义；（九）对抗疫效果比较不满：认为中国的体制是西方的对手；（十）对中国抗疫援助的反感，西方世界认为中国借助抗疫填补美国的领导地位，以“疫苗外交”建立新型政治秩序。

第四个方面的悖论是当代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命：中国的崛起是在五百年西方主导国际体系下实现的；中华民族复兴是在五千年文明体系中实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源于中华民族特有的辩证法精神，即政府与市场相统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中华民族是世俗文明的代表，超越了西方单一神论的自以为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传统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基础，当代的中国是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的三位一体中国。

在互动环节，王义桅教授与现场观众进就世俗精神与政治理想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行了深入的交流互动。

讲座最后，吴根友教授对王义桅先生的讲座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他认为，所谓“国际话语”实际上是欧美霸权话语主宰下的话题，西方世界所认为的“中国悖论”只是出于他们的思想偏见与国家利益所认定的“悖论”，曾经的“中国问题”也是如此，同时他代表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对王教授精彩纷呈的讲座表示了感谢，欢迎王教授再次来访问交流，在场师生也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了王义桅教授的精彩演讲。

（图片：刘旭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