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吴航）2021年5月7日下午，武汉大学2021年哲学跨学科工作坊第三次活动在振华楼B214举行。工作坊讨论的话题为“暴力和危险：美国的枪支难题”。会议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勇老师主持讨论。学院外籍教师Spencer Case、Peter Finocchiaro、Matt Lutz、Timothy Perrine进行了主旨报告发言。陈晓旭、陶文佳等老师以及学生们参与了讨论。

李勇老师介绍了本次工作坊的主题。他认为，美国的枪支问题，尤其是美国的校园枪支暴力，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它使得很多人形成了一个“美国社会极为危险”的认知，值得更多的讨论。

Matt Lutz认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确保了公民持枪的权利。而它几乎不可能被废除，所以美国民众将持续拥有持枪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源于英国光荣革命，它使得国王不能解除大众的武装。这一法律得到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的辩护。根据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一个人可以得到道德允许地使用暴力来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当时的民众极其担心国家对于公民的暴力，因而认为个体应当有通过持枪反对国家暴力的可能性。虽然，现在，通过持枪反对国家暴力可能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改变就是因此可以进行。一些现实的问题使得修改美国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是极其困难的。特朗普使得美国最高法院有六个保守派法官，使得最高法院难以由自由主义派别的法官来主导释宪。另外，修宪需要75%的州以及至少三分之二的参议院议员同意，这是几乎不可能的。枪支在偏僻地区，对于民众保护自己而言可能是必要的，因为警察几乎不可能及时赶到。并且，枪支实际上很流行，75%的民众反对使得持枪非法的方案。简单的禁枪方案是大体上无效的，黑市，抢枪，近似枪的武器等现实问题使得简单的禁枪很难不成为一纸空文。

Peter Finocchiaro陈述了枪击案引发的民众的怒火和民众的怒火的影响的讨论。相较于1990年，2020年时加强控枪的支持率从78%降到了57%。枪击案会点燃民众的巨大的怒火。枪击事件后，民众对于控枪的讨论会增加，但是通常仅仅五周后，舆论就会基本恢复到枪击案未曾发生的状态。枪击案，尤其是校园枪支案具备以下三个特点：它是可让人看到实际的死伤的人的；它的发生看起来是无法预测的；它的后果看起来是无法预测的。它区别于别的事件。比如个人悲剧（不对于大众可见），战争（发生不是不可预测），疫情（后果不是无法预测）。民众可以设想自己很可能就是枪击案的受害者。这使得民众很容易对枪击案产生巨大的愤怒。Peter认为，仅仅在以下三个条件下民众的愤怒才能导致有意义的变化。有权威机构对于公众的怒火进行反应；公众的怒火可以持续下去；公众的怒火不应当是地域限制的。而实际上，大众的怒火经常是地域限制的。因此，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它需要美国在这一边的人对发生在另一边的枪击案感到愤怒。正如Matt教授一样，Peter也对与美国的控枪持有相对悲观的态度。

Spencer Case介绍了关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一些事迹，并给出了一些评价。他介绍道，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是美国最强的游说团体。批评者们认为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应当对枪击案负一定的责任，因为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反对枪支控制。在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成员眼中，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是个人自由和自我保护的宣扬者。它有500万会员。它有每年300万美元的游说费用。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才成为这样一个强烈地支持拥枪的党派性质的团体。Spencer老师陈述了一些对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误解。他说，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和美国3K党没有关系，也和保护黑人无关。实际上，两个建立者的动机源于对美国内战时期联军的射击水平的失望。最开始，它的主要工作是“科学地提高射击的技巧”。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早期也支持了一些控枪的法案。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的立场显得更加暴力。2017年的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之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禁止了一些让非自动枪支变为自动枪支的配件，这让人开始怀疑它的态度开始软化。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立场有很深的文化根基。它的不愿退让主要是因为，它担心它的每一寸退让都会让反对者得以利用。Spencer老师比较关注的问题是，在政治极化的环境下，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这种强硬立场是否会继续下去。

Timothy Perrine指出，外国人经常认为解决枪支问题的方式是消除社会中的枪支。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Tim认为，枪支是一种催化剂。每个社会都存在问题，枪支只是恶化了问题。因此，解决枪支问题，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去除这种催化剂，一个是去除潜在的社会问题。他举了一些案例，比如，澳大利亚在1996年开展了回收枪支的活动，确实减少了枪击案件。这证明禁枪确实是有效的。又比如，根据一些文献，最近五年，中国的自杀率是9.7/100000，而在1990年，中国的自杀率则有28/10000。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对于自杀常用的农药的限制，家庭和性别文化的改变，城市化，以及不断增加政府对于精神疾病预防的投入等。可见，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对于禁枪，对于解决枪击案的问题，也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报告结束后，师生们就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针对提问的问题，四位外籍教师耐心的进行解答。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