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李梦雪）2021年5月18日下午，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唐翼明教授、文化学者陈浩武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赵林教授在振华楼B107大报告厅举行了“中西文化四手联弹：秦汉-罗马：制度差异与历史影响”对谈会。

本次对谈活动分为秦汉与罗马的制度差异、不同制度的历史影响、点评与讨论三个环节，报告厅内师生云集、座无虚席。陈浩武教授表示，第一次“四手联弹”是在前年，讨论了轴心文明的缘起与终结，这次对谈沿着时间和史学的逻辑，以秦汉和罗马为代表，讨论东西方制度差异与历史影响。

在制度差异部分，首先，冯天瑜教授讲述了秦汉制度的形成、演变与特点。在周秦之际，中国的制度文明发生了重大转变，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称之为殷周之变，即从殷商文化的重鬼重巫演变为周朝的崇尚人文。概括起来，周制有四个基本方面：宗法、封建、井田和礼乐制度。此外，还保留了若干原始民主的遗留。例如，诸侯庭院、官府门口竖立木柱，让人在上面写谏言，称“谤木”，指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今演变成华表。周制中最重要的就是分权的贵族政治以及土地制度。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水平提高，私人经营土地成为可能，公田、王田分化瓦解。分权的政治制度也向集权的君主政治变化，周制逐渐式微、瓦解，最后秦帝国完成了七国的统一。而秦制可主要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定于一尊的皇帝制，皇帝独揽天下大权。第二，中央集权的三公九卿制，与皇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由皇帝直接操纵。第三，地方上由封建制转为郡县制，中央直接管控地方。此外，起到重要作用的还有君尊臣卑的朝议制和严密的监察制，以及官员的考选制。对于秦汉制度，冯天瑜教授认为可以两分地看待：第一，为什么认为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繁荣的中古文化？第二，为什么中国这个社会实现近代转化又特别困难？这两方面都与周秦二制息息相关。冯天瑜教授还主张把“百代皆行秦政法”改为“百代皆行汉政法”，因为汉制融合秦制周制，霸道王道杂之，这后来成了历朝历代的主流。这个说法得到了其他教授的一致赞同。

那么罗马的制度又是怎样的呢？

赵林教授谈到，希腊务虚，罗马务实。我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可从空间、时间两个维度理解。从时间上看，罗马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制度。罗马的制度也经历了变迁。王政时期，罗马的制度类似希腊。罗马共和国时期，贵族及其门客势力强大，贵族百人团和第一等级在公民大会的193席里占了98席。此后，世上第一个成文法《十二铜表法》确立了罗马一些制度的特点，逐渐形成了共和政治。波利比乌斯评价说，罗马制度的诀窍就在于元老院（贵族制）、执政官（君主制）与公民大会（民主制）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罗马街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SPQR”，含义就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至于罗马是如何从共和制走向帝制的，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总结道，这与制度、地域、人口息息相关。一开始罗马适合民主制，扩张后适合贵族制，最后到泱泱大国只能实行君主制、同盟制。潜在的问题是，罗马当时的制度并不适合罗马，原因有二：其一，罗马版图扩张了，但公民权未扩张，公民大会的代表性成了问题；其次，战争获得了大量土地、资源、奴隶，罗马人口增加。自耕农原先是罗马的脊梁、主力。战争中的奴隶反向流到罗马，一小部分自耕农就成了大地主，兼并了很多土地。大量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流离失所、来到城市。这些贫民和无产者构成了平民大会的主力。他们更关心谁能解决土地、粮食问题。这样，不同阶层就爆发了冲突。冲突之下，城市暴民、元老、贵族都用暴力解决问题。直到马略进行了罗马重要的军事改革，让城市无产者到军队来当兵，建立职业军队。到了罗马共和国后期，原先的三角关系就被执政官、军队和保民官这个新三角关系取代。随着历史演进，屋大维被授予“奥古斯都”称号，他既是首席元老、第一公民，又是大将军、大祭司长，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文化、宗教等权力于一身，成为了罗马帝国事实上的皇帝。这种制度一开始叫元首政治，到戴克里先变为君主制，后来君神一体取代元首制，最后变成了帝制。

对于两位教授的精彩发言，唐翼明教授点评说：学历史是必要的。到现在，东西方在本质上基本都沿袭了各自历史上的制度，要认识今天，就要认识昨天，太阳底下无新事，而中国、罗马正是东西的典型代表。历史在分权与集权间摇摆，在德治与法治间摇摆，好的平衡点就是盛世。所以，读历史对认识今天很有意义。唐翼明教授还指出，要承认东西方传统的重大差异。那么中国需不需要、有没有可能接受西方的东西呢？这个问题从五四时期就已提出了，是困扰了中国人百年的问题。教授们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例如左右派就分别来自法兰西道路与不列颠道路。但是，中华文化这棵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长了几千年的大树，可以嫁接，却不可以移栽，必须重视本根。

在讨论环节，当谈到秦汉制度对今天的影响时，冯天瑜教授指出，周制、秦制是中国制度文明三千年以来的基本面，我们要批判地继承，既不能照搬、沿袭，也不能把千年的大树连根拔掉，而是要嫁接：既要重视“砧木”，即母本，儒道墨法都有可继承发扬的地方，周制秦制经汉代人加以发挥，值得借鉴；又要重视“接穗”，创造性地接受、弘扬。教授们认为，这就要求我们充分重视东西方的制度差异。例如中国从未有奴隶制社会，劳动力主体基本是自由的庶农。赵林教授指出罗马的奴隶属于物权法的管辖范围，他们是会说话的工具。冯天瑜教授还指出了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非要把我们的中古时期说成是封建社会。其实封建的问题在秦始皇时期已经解决了。所谓的封建遗毒其实是专制、帝制的遗毒。唐翼明教授也补充说，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所以日本近代化容易；中国早早进入专制帝制，现代化很难。冯天瑜教授总结道，如果要在实际中找到出路，走向近代还是要以西方为参照系。五四指出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否定了这个基本路线则近代化、现代化将茫无头绪。不过，还要跟我们的历史、实际相结合，遵循价值法则，要发动脑筋、劳动双手，去做新的创造。对周制、秦制是这样，对罗马发展下来的西方制度也是如此。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但是方向一定要正确，防止出现颠覆性的错误。

赵林教授指出，《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以合为主，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格局基本不变，西方则相对分裂，在分的基础上走向共和。如今，更多地影响世界的是共和时代的法律制度，而帝国时代的制度基本上被抛弃了。至于东西方的关系，表面上是西方征服了东方，其实更多的是东方渗透了西方：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君神一体的专制制度取代更早的共和制度，基督教取代希腊罗马多神教。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是地中海意义上的，主要指小亚细亚、希腊和埃及地区。所以说东西方很难说谁改变了谁。就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说的那样，绝对精神的发展规律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他的美学、哲学史、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四大讲演都是从中国讲起，到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罗马、西欧国家、北大西洋的英法等国、一直到德国普鲁士。黑格尔预言美国是明日希望，而沿着黑格尔指出的绝对精神一路向西的路径，明日希望恰恰是在中国。

冯天瑜教授补充道，黑格尔作为辩证法大师，对中国文化虽有批判，但也保留了想象空间。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道，如果有新的矛盾的交织，中国就会出现新的创造的空间。陈浩武教授坦言，我们面临着十字架的困惑，横向是东西，纵向是古今。他提出，日本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参考维度，日本把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优美地融合在一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坐标。

最后，陈浩武教授提议将该系列对谈会延续下去，接下来可以从中世纪的儒家和基督教对比讲到大航海时代。该提议获得了对谈教授和聆听师生们的热烈响应。“中西文化四手联弹：秦汉-罗马：制度差异与历史影响”对谈会在对古今的反思、对现实的讨论以及对未来的拭目以待中圆满结束。

（摄影：宋柏杨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