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刘旭）2021年5月8日-9日，在农历烟花三月、春和景明的古城扬州，由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战略研究中心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扬州大学儒家经典诠释与域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明清哲学文化及其现代性学术研讨会”在街南书屋长乐厅会议室举办，来自武汉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苏州大学、湖北大学、贵州大学、宁波大学等校与江苏省社科院的30多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一、 群贤毕至、畅叙幽情

开幕式由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程海霞教授主持，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李庆钧教授、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朱岩教授、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先后致辞。三位致开幕辞的领导嘉宾在讲话中都不约而同地从李白的诗作名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谈到白云黄鹤之城武汉与运河文化名城扬州之间悠久的文化连接，并对本次会议表达了深切的期盼之情和祝福。吴根友教授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指出了武汉大学与乾嘉学术、扬州学派的独特缘分：自珞珈中国哲学学派开创者萧萐父先生始，武汉大学便是海内外明清哲学研究的重镇，近年来，乾嘉学术研究更是佳作频出，所以，借此难得的文化渊源和学术缘分，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共同举办“明清哲学、文化与现代性问题学术研讨会”，探讨明清哲学、文化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

二、 人文实证、再论启蒙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对明清之际思想启蒙特征这样论述道：“在中国，从明代嘉靖初至清道光二十年，即16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正是一个使古老文明汇入世界历史的特殊发展时期。它既体现着社会发展和人类心灵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因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既往的特殊性，而使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发展和思想启蒙道路具有格外坎坷的中国特色。”本次研讨会的三场主旨发言正是从义理、方法论等角度再一次论述了明清思想启蒙的多维特征。

主旨发言专场由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朱岩教授主持，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第一位报告。吴教授总结反思了乾嘉学术中所蕴含的以及自己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所提炼并明确提出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他认为：1.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可以说是乾嘉时代学人共享的思想方法，如戴震、钱大昕、章学诚等思想家，尽管他们涉猎的具体领域并不相同；2.从梁启超、胡适开始，就以“实证”来概括乾嘉学术的特征，近人余英时也持相似的态度。在实证前加上人文并非叠床架屋似的累加，而是凸显出乾嘉学术中的人文关怀；3.人文实证主义是对萧萐父先生所推重的“情与理”相统一的诗化哲学的继承，更是对传统理性至上哲学的反思与突破；4.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并不仅限于经典文本研究，至少在解释学的意义上可以普遍化到现实政治、社会的研究，也包括对于天地间一切文本的研究；5.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焦循的经学研究方法与思想主张——既强调个体性的性灵，同时也重视“述”类文章与方法在经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可以视为“后戴震时代”的典型代表，也更突出了乾嘉时代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内在张力；6、如何从哲学史的研究中提炼出一种哲学的普遍方法来，而不再是仅仅对于历史上的哲学家思想进行一种重新的叙事，“即哲学史讲哲学”。

第二位做主旨报告的是许苏民教授，他集中讨论了“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学术创新意义，许教授认为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1.深化了乾嘉学术研究，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学者贬低中国史学和哲学的错误观点，对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2.不仅是“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成果”而尝试将乾嘉学术中普遍使用的实证方法称之为人文实证主义，而应看作是对中国史学和哲学的优秀传统，乃至西方史学和哲学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和会通，是对中西“广义的人文学研究”，特别是史学和哲学的优秀传统所做出的高层次的哲学概括；3.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论的体系，对乾嘉学术“人文实证主义方法”的得失作了纲要式的分析，充分肯定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精神，淡泊功名利禄、追求知识、崇尚学术的求知精神，关怀民众疾苦人文主义情怀；4.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于廓清西方学者贬低中国语言、贬低中国哲学、贬低中国文化的错误观点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5.倡导和推广“人文实证主义方法”，把这一方法推广和运用于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广大领域，对于推进“民心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于中西文化的互学、互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扬州大学文学院柳宏教授就“王夫之《论语》诠释之哲学探索”做了第三位主旨发言。他指出，王夫之在《论语训义》《读论语大全说》中，开启了清初《论语》诠释新风，从哲学高度诠释《论语》，对宋元诸儒的《论语》诠释做出深入分析，表现出尊经复古、崇尚圣言、排老辟佛的倾向。王夫之在知行观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与行不可等量齐观，强调“行”的决定性作用，突破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本体”范式，不仅突出了“气本体”在人生各种社会实践中不断充实变化，而且是超越外在形态改变气缊神化后的性质改变。王夫之的“道器”论，启发人们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把握道对器的依赖关系，思考抽象原则对具体器象之间的关系，有力驳斥“道本器末”的观点。王夫之讨论“生死观”时，对佛老“详于言死，而略于言生”的倾向予以批判，启发人们超越时代和地域思考宇宙、关注人生。王夫之的这些批判性的思考对中国近代哲学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明清哲学、现代转进

萧萐父先生在《吹沙集》第一卷《活水源头何处寻——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曾说道：“从17世纪开始，历史形成的条件已提供了中国文化代谢发展的杠杆，事实上已出现了具有启蒙性质的学风变异和学术路线的转轨；而以后的历史教训也表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到内在历史根芽，找到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否则由于旧传统的惰力在文化深层中的排拒作用，往往使新文化难以生根，仅是外来文化的引进，则只能是表层文化的被现代化，而不可能实现民族文化整体的代谢发展和真正的自我更新。”会议第一天下午与第二天上午的四个分会场的讨论与萧先生的论断若合符节，并就明清哲学与现代性的多个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如哲学家专题研究、政治哲学、伦理学、比较哲学、中医哲学等。

第一分会场的报告讨论由扬州大学文学院郭院林教授主持，由苏州大学哲学系程雅君教授评议。暨南大学哲学所黄燕强副教授第一位报告，他报告的论文讨论了梁启超所建构的“理学反动”范式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相关议题，透过考察“理学反动”说的内涵及其影响，可窥见现当代中国学者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性质、特征及其哲学方法论的认识，并展示他们对传统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及其现代性转型的思考。第二位报告人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吴晓番副教授，他报告的主题是“作为方法的乾嘉汉学”。他认为，乾嘉汉学由训诂以通义理，回归原儒的经典洞见，专注于建构合理的礼教主义的问题，由此提供了一种与宋明理学同样重要的义理系统，具有哲学上的自主性，可以“作为方法”。第三位报告者是华中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刘梁剑教授，他讨论了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一表述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成为语言哲学的命题，他认为，只有当明道落实为批判理学，与此相关的语言研究才取得哲学语法考察的性质，也只有在这时，这一表述才成为一个语言哲学命题。扬州大学文学院傅荣贤教授报告了“章学诚学术史研究的三大特色”，他认为：面向天下学术而非局隅于某一/些学术门类，聚焦于“源”与“流”的二元判分而非长程学术之史的勾勒，矢志改造学术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解释学术这三个要素构成了章学诚学术史研究的三个特色。第一场最后一位报告的学者是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彭传华教授，他的文章讨论了刘师培的语言哲学思想，他指出，刘师培语言哲学的前半部分，注重语言的来源与本质、字义起于字音、转注三个方面，以语言哲学角度说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后半部分以语言文字可窥政治之浅深、中土文字有益于世两个方面，说明语言的意义问题。刘师培语言哲学的内在矛盾与张力，这种矛盾与张力是刘师培思想中的“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的二律背反在其语言哲学领域的深刻体现。

暨南大学哲学所黄燕强副教授主持了第二分会场的报告讨论，扬州大学文学院傅荣贤教授为该场评议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的孙钦香副研究员第一位作报告，她的论文讨论了王船山的“养性”与“尽心”功夫，她认为，船山所提出的“由性生知”和“以心尽性”的功夫论以“思诚之全功”将《大学》八条目乃至儒家经典文本中诸多功夫统合了起来。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王博老师，他的报告以王船山的“体知”论为讨论核心，他认为，船山的“体知”论主要有四个层次的内涵，具体为“礼乐养德”“学思并进”“存神尽性”“明诚合一”，四者分别指向审美、知性、境界与三方面的合一。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邓国宏副教授第三位作报告，他的文章分析了乾嘉时期荀子学复兴的思想史原因。他认为，以戴震、章学诚、焦循等人为代表的乾嘉新义理之学重视人的感情情欲，要求以人的理性知能为人的个体生活寻绎合理的节度和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并重视传统礼义典章制度之学的传承研究，这与荀子思想学术的基本倾向甚为一致，因此，荀子学在此时期得到了复兴。第四位报告学者是扬州大学文学院王祥辰老师，他的文章讨论了吴派异端学说与乾嘉学术观念建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吴派学人排斥异端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确立汉宋门户壁垒，而在于揭示儒家学说的求实、致用思想，使先秦周孔之道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发挥治世效能，这是他们对明清易代之际学风演变的反思与回应。扬州大学文学院郭院林教授第五位作报告，他讨论了清代经学大师刘文淇的学派归属，他认为刘文淇早年受学于皖籍学者，但其治学特色却推尊汉说，尚家法而信古训，尊《左传》，批判杜《注》孔《疏》，治学体大思精，难以用地域为其定位，而应当以时代的精神特质来看待他。本场最后一位报告学者是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朱岩教授，他的报告讨论了清代金石学对朝鲜《尚书》学的影响。他指出，乾嘉时期的金石学与考证方法直接推动了朝鲜的实学，如朝鲜实学大儒申绰年轻时阅读了燕行使者们带回的书籍，晚岁又与实学集大成者丁若镛交往频繁，因此其《尚书》学汲取了大量清人金石学成果，从而形成其“为了经学”的《尚书》学。

第三分会场的报告讨论由贵州师范大学阳明文化研究院的鹿博副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担任评议人。第一位报告的学者是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樊沁永老师，他的文章讨论了晚明龙象对儒家“四书”的诠释，从文献、诠释技艺和思想三个方面分析其诠释所呈现的“四书”经典的升格运动和对朱子四书学的进一步瓦解，他认为，晚明高僧对“四书”的诠释为中国文化打开了更为开阔的道路，释放出了儒家经典内涵的更多可能，延续了道统。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吕威老师第二位作报告，他的论文讨论了晚清时期的道器之辨与中西之争。他认为，晚清时期的道器之辨呈现新的特点，即从传统的宇宙论、伦理观和历史观开始转向中西比较问题，道器范畴在此一时期突出特点为呈现工具性价值。围绕着中西之争，晚清道器之辨分别经历了“崇道黜器”“道本器末”和“道不离器”发展环节，对西方的认知也从“知识”到“思想”层面，再到“知识”与“思想”并进，是20世纪中西比较哲学发展的先声。第三位报告的学者是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的李明书老师，李老师的报告反思了近些年来在学界较为流行的美德伦理是否适用于儒家的问题，他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黄勇教授的著作《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为讨论对象。他认为，以美德伦理理解儒家伦理学，甚至认为儒家伦理是更好的美德伦理，但儒家伦理本身究竟为何？其次，儒家的整体性或系统性伦理思想并没有呈现出来；最后，黄勇教授在其著作中没有提及的儒家思想家，如董仲舒、戴震等，他们的思想是否在其整体建构中？抑或是遇到新的挑战时才能派上用场？第四位报告的学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邓刚副教授，他的报告以陈白沙的境界功夫为探讨核心。他提出，陈白沙的理学思想可以从境界论和功夫论两方面加以描述，就境界而言，可以归结为勿忘勿助的自然之学；就工夫而言，可以归结为主静与观化的自得之学。而从徐梵澄的精神哲学视角，可以发现陈白沙的理学是将境界与工夫合一的境界工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博士生汪日宣第五位作报告，他提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明清之际儒家政治伦理“突破阶段”的典范之作，因为《明夷待访录》将“君主政治”还原为“民主政治”，突破了“君主政治”及其伦理，建构出“君客政治”中的“民主制度”和“民治政治”，成为儒家“民本伦理”向现代“民主伦理”演化过程中“承上启下”或“合理顺度”的关键。第六位报告的学者是扬州大学文学院王逊副教授，他的报告以“早期启蒙说”为核心，对侯外庐-萧萐父先生提出的该学说的论证与反思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对“启蒙”的泛化可能会造成理解的混乱。第七位报告的学者是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黄志鹏老师，他的报告以朝鲜朝后期“实学”家李瀷及其后学慎后聃对西方灵魂论的回应为讨论主题，他认为星湖派对西方灵魂论持接受与拒斥并存的双重态度，一方面接受“三魂”说，并据此推出“三心”说，另一方面却拒斥灵魂不朽与天堂地狱说。第三分会场最后一位报告人是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栋材副教授，他报告了明清之际气论与西学的互动，以杨廷筠、方以智对“气”的作用的调适与创新去回应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对“气”的否定，他认为，无论是杨廷筠还是方以智，都表明气论与西学的互动构成中西交往的重要方面，既重要且复杂，而非利玛窦或严复所理解的如此简易直截。

本次研讨会最后一个分会场的报告讨论由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栋材副教授主持，第四分会场的评议人由江苏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孙钦香副研究员担任。本场讨论第一位报告人是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程海霞副教授，她的报告讨论了阳明龙场“四步教法”的具体内涵。她认为，阳明的“四步教法”中的“立志”教法是根基，“勤学”教法是志向引导瞎的能力提升，“改过”教法是自我能力提升道一定程度上的自我修复，“责善”教法是自我修复能力基础上的生态提升力。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郭小军老师第二位作报告，他报告的主题是“体用有无视域中的阳明四句教及其衍化”。他认为，阳明的四句教将体与用、有与无统摄为一，形成有无合一的体系。本体与工夫、先验与后天、顿悟与渐修、敬畏与洒落的有机融合构成极具张力的理论系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圆熟思想。阳明之后，王门后学迅速衍化，既发展了王学，又逐渐消解了阳明心学并使之走向终结。第三位报告人是西南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陈屹副教授，他的报告讨论了明清学术中的“尽心知性”说的不同解释路径。他提出，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孟子的“尽心知性”说，通过区分“心”的两种内涵提出了“知性而后能尽心”和“尽心然后能知性”的两种解释，这表明了理学和心学的不同解释路径。他与陈确、黄宗羲等人兼知行而言尽心，代表了明清之际重力行实践的学风转变。戴震、焦循从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视野重新界定了“心”“性”“天”的内涵，更将孟子的仁政和王道思想有机融入到“尽心知性”的心性论思想中。贵州师范大学阳明文化研究院的鹿博副教授第四位报告，她认为，性命论在晚明清初儒学转型进程中呈现极为复杂的发展形态：在晚明三教合流的趋势中，部分儒者所持性命论主张具有对佛、道思想极高程度的包容力，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正统”“异端”之争；在心学修正思潮中，东林学派及之后刘宗周对传统儒学“性命”之说秉持更为严肃的坚守态度，如此，“性命”的客观义、超越义得到强调；清初，在形上学渐趋没落之际，部分儒学人士对“性命”的诠释多从“材质之性”谈起——侧重对现实人生延续及发展等诉求的考量，此时性命论“天”字义渐次流失，“命”的世俗义得到落实。第五位报告的学者是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龚开喻老师，他的报告以陶望龄的生死观的不同面向为核心。他认为，陶望龄有关生死的议题是儒学的内在向度：只有在活着的时候笃实做道德工夫，才能在临终时坦然不散乱。在这个根本追求下，陶望龄试图会通儒释，并有意识地亲师取友，以互相启发、鼓励；陶望龄的生死观是向女性开放的，并认为女性也可以通过学习和践履达到了脱生死的境界。苏州大学哲学系程雅君教授第六位作报告，他讨论了方以智的中医哲学思想。他认为方以智的中医哲学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因物征理：“医固一大物理之橐龠”；2.辨证思维：“正当合二求一，而后知一在二中”；3.天人命运共同体：“心治则身治，身治则国治矣”；4.通几质测：指出中西医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中西医应在“哲学”的高度上融会贯通。第四分会场的最后一位报告人，同时也是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位报告者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付子轩，她的论文以中晚明生死观的发展与三教会通的关系为主题。她认为，生死问题是中晚明诸儒共同关注的问题，当时生死问题的讨论确实呈现出三教会通的趋势，从佛道二教中吸收了很多思想资源，但本质上遵循宋明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最终指向也是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为归宿，是克服贪生怕死之情，使人能够贯彻道德本心的思想探索，体现了三教归儒的总体趋势。

四、 总结与展望

在精彩的一天半的论文报告与热烈讨论后，本次研讨会落下帷幕。闭幕式由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程海霞副院长主持，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致闭幕辞。吴教授首先感谢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辛勤的组织工作，让两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会议如此精彩而成功；随后，吴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选择在扬州举办明清哲学的会议是天时地利人和之举。从2018年至今，来扬州举办学术会议已经筹划了三年，今年终于成行；最后，他对本次会议的举办模式高度肯定，并对未来的合作寄予期望，希望该研讨会能够以一年一次的方式举办，逐步形成系列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和负责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樊沁永老师与文学院王逊老师也做了总结发言，感谢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并期盼未来常来常往，多多切磋交流。

会议最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以仿照《兰亭序》总结了本次会议：“烟花三月，惠风和畅，广陵故郡，舍雅人清，师友切磋，其乐也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郭小军老师也吟诗一首表达参会的喜悦之情：“通经达道诚一事，人文实证并双峰。金声玉振清且远，有情天地更从容……”本次研讨会在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中闭幕。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